转自 : 千龙新闻网
名校缺“大师”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笔者文科出身，国内理工科有无大师不敢妄论，就文科而论，那些教授、博导、“跨世纪人才”、享受政府各级津贴者、冠有或自赠“知名学者”等等当中，真正称得上大师者可以说寥寥无几。
现在大家提起的大师，都是一些早已作古人士，他们那是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丰厚馈赠，他们是真正的大师，不仅有大师的学养，而且有大师的品格。
随着大师级学人成为濒危物种，大学里治学做人也就失去了标杆。教授们每每以“教授也是人”为遁词，放松在为人师表方面的自我要求，学生们也就更想得开了，“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青春没有热血，有个性没有品行”，这大概是大学政工干部们以他们生动的口才和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敏锐所概括出来的段子，但这确实是事实。
真正的大师寥若晨星，“大师”一词在社会上却被滥用无度，尤其是在电视、报纸等传媒中，甚至骗子也成了“大师”，拥有无数的信众。
大师难寻，但这并不妨碍大学里教授和博导的数量的膨胀，大学里缺乏竞争或过度竞争，使功利主义、窝里斗、弄虚作假等国民劣根性泛滥成灾。而谁是这些可笑的竞争或斗争的裁判者？是大学及其“上级”的官僚机构、处长、科长乃至科员，在“数字化管理”的口号之下，他们成为大学的指导者和实权者。他们看不懂论文，不理解学术的规律，但他们总知道统计论文的篇数，丈量论文的长度，开展各种“评比”活动，并妄加裁夺；同时，对大学和教师为这个评比那个评比而满脸堆笑送上来的贿赂，往往泰然受之。学术打假，越打越多，就像无法治愈的牛皮癣，这是社会环境中道德缺失的折射，更是“数字化管理”和集权管理的恶性结果。在“科长治校”的体制下，科长们不仅能以论文长度和所谓的“期刊级别”来“治理”教师，他们还掌握其它美妙的资源：住房分配、奖金发放、医疗保健、出国指标、进修指标等等，把教师管得战战兢兢服服帖帖。什么“士大夫”，什么“风骨”，都消磨殆尽。
学术活动是一项需要专注、需要操守、需要奉献的职业活动，大师就是在这样的长期坚持中诞生出来的。然而现今大学里的一些“知名学者”，实际上只是心气浮躁的“学术活动家”；有些学者被媒体吹捧为“大师”，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技巧地与媒体合作，达致曝光率和发行量的“双赢”；在平时，教师们常常被迫为一些无聊的事与一些无聊的人打交道，花在学术之外的时间反倒比花在学术之内的时间要多，直到心力交瘁，青春热血时代勃发的追随大师高士乃至成为大师的万丈雄心，早在污糟、压抑的环境中化为麻木不仁，乃至蝇营狗苟。
此外，大师的产生还有赖于自由的学术空气，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方能群星灿烂，精英辈出。总之，大师能否出现，大师数量多寡，是对国家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一种衡量。大师的缺失，既有社会道德水平、人文精神普遍滑坡的环境原因，也有学术体制、学校体制方面的制度原因。 (余工)
大学精神的式微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从校园转向民间。大学精神几乎成为犬儒主义和伪激进主义的代名词了。
我们必须看到，90年代政治机会主义对大学精神的伤害基本上是成功的，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权力市场化的示范效应、社会不公正问题的突现以及道德全面失序的暗示，80年代的启蒙精神彻底中断，20世纪初的民主科学传统遭到进一步的遗忘和嘲弄。事实上，90年代的大学已经基本上丧失了本来很贫乏的精神资源，并堕落为低级的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和新左派思想滥觞的大本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政治机会主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成为大学精神衰微的鼓动者和帮闲。
这未必是好事，因为青年人毕竟集中在校园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潜伏着各种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近年来已经露出端睨。从南斯拉夫使馆事件的激进民族主义，到今天各种“颠倒人生季节”的犬儒主义和市侩主义，中国大学生已经被培养为成为具有东方特色（更多机会主义）狭隘的狂热分子和肤浅的怀疑主义者以及精明的年轻的名利之徒。
当然，大学精神的危机主要责任不在学生。90年代的政策环境是第一原因。除去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以外，大学教师们的堕落更是无以复加。是非意识首先是从这些教书育人者身上被自动消除的。这种良知和理性的自我清洗运动首先体现在对“模式化教育”的无原则的投靠上面，他们成为某种谎言的文化传播者。其次，当代大学教师已经彻底成为文字商人，各种学术腐败令人触目惊心。最后，这种堕落产生了自己的辩护理论，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翻版。
教育家洪堡说，大学精神体现在“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三个方面。大学从12世纪诞生起一直是民间社团自治的代表和“社会的良心”。但是，在中国，以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制为起点，那时所奠定“兼容并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原则从来没有成为中国大学的基本特征。自从1927年蒋介石提出“党化教育”以来，中国已经没有大学了，只剩下硬件并不现代的现代瀚林院。
五四运动以来，大学精神不断进行过抗争，但是它总是跌落在血泊之中。今天，如果说大学精神的式微是一种世界现象，那么在中国，大学精神还没有资格这样谦虚--我们不能“式微”我们还没有的东西。重建大学精神的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是真实的，它最多表达的是对蔡元培的事业的一种怀念。事实上到了今天，重建大学精神应该有更深刻的内容，那就是除了承继五四精神以外，我们还必须为民主和科学、为个人主义补充一些终极价值。这不仅是对当下大学精神的反省，也是对五四精神堕变的反省。
这是一个贫困的年代。恰恰是在一个贫困的年代提出上述了双重任务。不过好在“北大死了”，我们已经没有重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我们比五四一代先辈拥有了更多的苦难记忆，因此应该拥有更多的责任感和生命体验。 (任不寐)
囊中羞涩的“名校”
一流大学的发展当然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都有雄厚的学校基金，美国哈佛大学的基金有100亿美元，其他超过25亿美元基金的学校还有10家。
“发展中国家的高校缺乏资金是普遍的现状，但是不能因为金钱而丧失学校应该坚守的原则。”广东省教育厅高教处的胡处长说。
据悉，牛津大学的资金部分来自政府，部分来自公司或组织的援助。在牛津，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一个大富翁要给牛津捐助一大笔资金建一个学院，条件是必须建在指定的一片绿地上，可根据传统，这片绿地是不可以被随便挪用的，尽管这笔基金相当巨大，牛津还是拒绝了富翁的请求，最后是富翁妥协了。“看看我们的大学，很多都是在被企业牵着鼻子走。因为‘拿了人家的手短’，企业出于各种目的给你捐了钱，你就得听他的。为了资金，向企业非正常的要求低头是我们高校内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我国目前企业的支持和捐赠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胡处长这样说。
记者同时了解到，即使是捐赠得来的钱学校的自主权也有限，优势项目得不到进一步发展，有时跟着市场需要乱上一些项目，盲目被动地屈就于市场，这已成高校发展的一个误区，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某些大学领导班子缺乏一种前瞻性的眼光，看不到长此以往对学校学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负面影响。
发展中国家办一流的大学的障碍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经济实力难于同发达国家相比，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持有限，但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有限的基金还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钱并没花在刀刃上。
我国大学科研基金的设立很复杂，诸如教育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科技研究基金等，没有一个面向全国的统一基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如分别向几个基金申请的居然是名称不同的同一个项目；有的一个项目可申请到几次基金；而有的项目一次也申请不到。这样无形中制约了科研项目的正常进行和开展。而美国在某一个科研项目上面向全国只设立一项研究发展基金，研究部门都可以来申请，这样数据就会非常清晰。
受市场经济“暴富”的影响却还在搞自己的“围墙经济”。谁能想到本该“崇德修学”的清华园却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出膺了大任，清华众多企业抢滩上市，这其中的风险不仅是在拿清华的百年清誉做赌注，这又是不是本末倒置呢？这势必影响人们潜心治学的心境。
好在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极力呼吁：冲破市场的藩篱，拆掉围墙经济！没有一个良好的氛围，怎么能出成绩？！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办大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需要积累的，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有着几百年的历史，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但大学依旧。虽然我们无法与世界一流大学几百年的文化积涫和历钩沉相比，但中国的名校应该具有特别稳定的生存能力，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优势。
资金问题是需要想办法慢慢解决的事情，可能尽快解决的管理方面的问题却不能一拖再拖。高校合并后，有这样一句带嘲笑意味的顺口溜广为流传：“校长一课堂，处长一走廊，科长一操场。”这样的内部管理肯定不能出效率的。胡处长说，这个问题我们也迫切地需要在法律上去解决和完善它，避免人为的因素制约学校的正常运转和发展，还有关键的一点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拖到很久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