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从此“换尽旧心肠”，成为白个人际遇和生活的转折点，从所谓“兼济天下”到了所谓“独善其身”。
这次被贬，白居易自以为天涯沦落，牢骚满腹，顾影自怜，很是写了几首好诗。江州司马青衫湿哪，所以后世同情白的大有人在，认为白的被贬是当时唐政府的不是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就这次贬谪，于白而言，纯属活该。这是对白一贯喜欢出风露头的合理惩罚。
白之遭贬事出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案。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淄青节度史李师道派中岳寺僧人刺杀了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武当场死亡，当时武正主持进攻吴元济（就是后来李朔雪夜入蔡州生擒活捉的那位）。刑部侍郎裴度亦被刺成重伤（伤在头部），幸赖随从拼死相救，才抢回一命。一时朝野震惊！明摆着，敢同时刺杀宰相和刑部侍郎的后台老板，毫无疑问是和中央政府对着干的藩镇。这是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公然挑战。
宪宗皇帝（文治武略均应为中唐首指）龙颜大怒，下诏捕贼。并于刺杀案发三天后，下诏任命尚在重伤之中的裴度接任宰相，以显示平定藩镇之叛和惩凶的决心。
追捕刺客的工作激烈紧张地进行着，但一时头绪纷繁，侦查工作难度不小。几天下来，进展不大。所以兵部侍郎许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街头，而刺客不被抓获者。故而宪宗又于6月8日（离刺杀之日仅隔5天）下诏天下大搜，明令谁敢窝藏
刺客，诛灭他的九族。6月11日，案情取得进展，捕得张晏等八人，按问具服罪。
6月28日，杀了张晏等5人，复杀其党羽14人。唯不及元凶淄青节度史李师道。之所以此时不动李师道，前面说了，是因为唐政府这时正在攻击吴元济。若贸然去动李师道，则李师道必然举兵反，则唐政府就有两面受敌的危险，大大地不利了。所以
唐置李不问的策略是对了，此后不久就消灭了吴元济。元和十四年（819年），消灭了李师道。
从追捕凶手的过程来看，可见唐政府反映迅速，宪宗之雷厉风行，办案官员也是很负其责，尽心尽力的。
而这个白居易呢，当时任左赞善大夫，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会说话似的，急匆匆地上书要“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言下之意，责怪办案官僚办事不力。人家群策群力辛辛苦苦在那里紧张侦察追捕，他一个“官非谏职”的闲人，跑出来怪这怪那还指手画脚地干嘛？瞎嚷嚷什么呀？ 纯粹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于是触怒了执政群僚，于是贬乱说乱动的白居易为江州刺史。
白居易在任江州刺史道上，当时的中书舍人王涯又上疏追论白居易平时言行之过，认为白“所犯状迹，不宜治郡”，（白居易那神经失常的母亲坠井而死，似与白居易兄弟有关，这事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以后再提），于是又追贬白为江
州司马。（后来，甘露事变，王涯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其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从整个事件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当然，白并不觉得是自己的过错，他很牢骚，很愤懑，见看花就流泪，看见鸟就伤心，还真写了不少好诗。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期间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的《琵琶行》是代表作。而诗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篇末的“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等名句令人读后生出许多感慨。从白居易自己的仕途而言，被贬为江州司马也许是他的政治生活落入了低谷是不幸的；但是，从我们读者而言，正是他的被贬，才使得他有机会了解、接触社会底层并创作出了伟大的令人百读不厌的《琵琶行》等诗歌，从这一点上说，他又是幸运的。
那么，白居易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从京城的左赞善大夫被贬为江州司马了呢？
据史书记载，在白居易担任左赞善大夫期间，当朝右丞相武元衡被人当街残杀，整个京城为此震动。而当时，由于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谋杀案，百官迫于当时的情势，噤若寒蝉，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上书朝廷。而白居易虽然深处低位，却出于正义和忠诚，在事发的当天中午就写了一封奏章，要求朝廷迅速彻查此事，严惩杀人凶手。这当然触动了当时的宰相张弘靖等人。于是，张就以白居易越权奏事为名，将他贬为了江州司马。
且看白居易在他写给好友杨虞卿的信中是怎么说的：“贬官的诏旨已经下达，我明天就要出京东行。心中满是不平，所以写这封信想把委屈向阁下倾诉。去年六月，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亲眼所见，震撼之大，无以言表。当时武丞相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全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满朝文武震惊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据我所知，有史以来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运，真实太令人愤怒了。无论是谁看到右丞相的惨状，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该闭口不言，更何况我还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时分咽得气，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两天之内，全城皆知。那些不高兴我这样做的人，有的造谣中伤，有的说我这样做是大错特错，都说：丞相、尚书、给事中、中书舍人、谏官、御史等对武丞相被杀一事还没有上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一个小小的赞善大夫为何如此多事呢？我听到这些话，心中更是无法平静。我固然官职卑微而朝中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当即进一奏疏，说这是忠诚，是义愤，也不为过，至少我这样做问心无愧！若说这是张狂，是虚妄，我又能辩解什么呢？如今因为这事获罪，您以为我又能如何？更何况还不是以这件事定的罪呢？”白居易在这篇给朋友的信中不但叙述了事件的原委，表达了自己悲愤且无奈的心情，同时还披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白居易的贬官尽管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因为他闯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但当时给他定罪的罪名却不是上书要求缉拿杀人凶手一事，而是另有原因！
那么，给他定罪的理由是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白居易的母亲是不幸坠井死的，白居易写了一首《新井篇》，因此受到贬斥。
真想终于大白了！尽管当时的权归对白居易的那篇奏章恼羞成怒，恨之入骨。但他们也知道，是不能明目张胆的以此来定白居易的罪的。因此就抓住了白居易的那首《新井篇》大做文章，并达到了目的。
这样说来，白居易因言获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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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被贬江州探因
刘金山
白居易自幼聪慧过人，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二十八岁的他一举考中进士并且是“十七人中最少年”，十分得意。唐宪宗元和二年，召为翰林学士，第二年拜左拾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
他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所以对左拾遗一职很满意。他忠实地履行谏官的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别人每月领的谏纸都用不完，他领的谏纸却不够用，忙得“食不甘味，寝不遑安”。上谏书之外，他还写下不少讽谕诗，来补察时政，针砭时弊。由于他直率和大胆，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在《与元九书》中具体地谈到了这种情况：“权贵豪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
白居易不仅敢于指斥时弊，讥讽权贵，而且还与皇帝争论。河北藩镇王承宗抗拒朝廷命令，唐宪宗命令神策军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对此事，不少谏官上书劝阻，白居易则在朝廷“面论”，即与皇帝当面辩论，辞情恳切，论辩周密。接着他又请求停止对河北用兵，洋洋数千言，都是些别人不敢直说的话，唐宪宗对他的许多意见都采纳了，唯独对他直接和自己辩论吐突承璀的事，弄得自己下不了台，深感不快。到元和五年，白居易被任命为京兆府户曹参军。这次改任，名义上是升了，但实际上等于剥夺了他谏官的发言权，这无疑是政治上的一次挫折。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情况愈演愈烈，藩镇们不秉王命，割据叛乱，互相掠夺，搞得天下不宁。对待藩镇割据的问题，朝廷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姑息、怀柔，一派主张武力讨伐。当时的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都是主战派。元和十年，宪宗拟讨伐淮、蔡藩镇吴元济，并将机务全部交给武元衡。而河北藩镇王承宗遣使者奏请宪宗赦免吴元济。事情转到武元衡处，使者辞礼悖慢，武元衡严词叱之。王承宗对此十分恼火，上奏章诋毁武元衡，从此结下怨恨。不久，藩镇们收买嵩山中岳寺僧人在长安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同时把御史中丞裴度刺成重伤。满朝文武，多慑于藩镇的淫威而不敢说话，而身居闲散官职的白居易却犯了职业病，第一个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他此举招来了很大是非，宰相认为他是宫官而不是谏官，不应当先于谏官言事，平白无故地给他加上了“越职言事”的罪名。当权者正讨厌白居易言事，于是奏贬白居易为江州刺史。诏书刚出，中书舍人王涯立即上疏论之，说根据白居易所犯的罪状事迹，不适合担任一州之长，于是追诏授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白居易满怀凄楚离开了长安，成了“天涯沦落人”。被贬江州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转折，也是他生活和创作的一个根本的转折。从此，那个宁折不弯的白居易不见了，开始了他的亦官亦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