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长期以来是在不考虑叙述方式的情况下被评论的，评论者将目光集中在小说中祥林嫂的故事上，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角度，于祥林嫂的故事中归纳出故事的思想文化意义。但是《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是在“我”的叙述中出现的，“我”为什么要叙述祥林嫂的故事？这个问题，是研究《祝福》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祥林嫂的故事其实是“我”的一个回忆，在本文中已经强调过，人物的回忆话语的意义，主要不在其回忆的内容，而在这个回忆对于回忆者的价值与意义。在“我”回忆中，祥林嫂的悲剧的原因是明确的，即她的悲剧概归因于社会。祥林嫂的悲剧归因是如何完成的？我们可以引一段用传统研究方法作的概括来说明。
祥林嫂是病态社会中正常悲剧的典型。悲剧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是按照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进行的。小说不是以特地设计的个别好险邪恶的人物，而是以社会关系中的内在矛盾必然性作为推动悲剧情节发展的动力的。讲理学的监生鲁四老爷，俨然是封建势力的道德化身，所谓“事理通达”，表示他是按照最规矩的封建教条办事的；所谓“心气和平”，表明他并非格外奸诈凶残之徒。对于再醮重寡的祥林嫂，他用“伤风败俗”来评价她的生存，用“谬种”来论定她的死亡，均是从程朱理学的“道德心性”演绎而来，完全符合当时中国乡村小镇根深蒂固的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观念。连柳妈渲染地狱恐怖，也并非由于她心地歹毒，而是出自她对鬼神的虔信，她的思想和鲁四老爷的“不净观”一脉相通的。因此鲁家把她归入“善女人”，以示跟祥林嫂的区别，“有其主必有其仆”，写柳妈也是为了写鲁四老爷们的社会。即便是鲁镇的人们，对于祥林嫂痴心复述不幸的故事表示冷淡、嘲笑，把它咀嚼赏鉴成渣滓之后，更加以烦厌和唾弃，尽管气氛略嫌阴冷一点，但也是封建宗法制社会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淡漠关系的表现，如鲁迅所指出：“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正是在封建宗法制社会正常的秩序中，一个善良的生命被套上无以洗刷的罪名，带着滴血的人生和滴血的灵魂走进地狱。人们从祥林嫂被劫回并卖进深山，看到夫权与族权的交结；从再醮重寡的祥林嫂被视为不祥之物以至连奴隶也做不成，看到道统与权势的交结；从柳妈宣扬阴司把再婚女人锯成两半的酷刑，又看到夫权与神权的交结。因此，鲁镇社会成了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四大支柱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缩影。祥林嫂受苦难、受宰割、受歧视、受唾弃的命运，成了封建宗法社会中千百万处于奴隶地位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命运写照。[8]
这个概括对于祥林嫂的故事而言，不可谓不全面，但是问题是“我”为什么要讲一个因社会而死的下层劳动妇女的故事呢？
我们首先研究在“我”回忆之前发生的事。
第一是“我”与鲁四老爷的故事。
他是我的本家，……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从“还是康有为”一语可知，“我”是更新的新党类人物，但是时间对于鲁镇只是自然的时间，仿佛一切都已经停止，“我”已经与鲁四老爷一类的人无对话的可能。不仅鲁四老爷如此，鲁镇的人们都如此：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而这故乡与故乡的人们生活得很满足，一至祝福，全镇家家都在预备“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而他的住的地方也无可心解闷的可看的东西：……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 所以，他呆不住了，“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在我与鲁镇社会的关系中，反复叙述的是“我”之新，而在其叙述语调中透出高高在上的新人物对于陈旧落后社会的优越感。
在“我”与祥林嫂的关系中，这种优越感受到了挑战。这个自命不凡的新人物“我”遭遇祥林嫂的连环三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正是祥林嫂的连环三问使“我”精神上有了负担：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这个“我”因此不断千方百计地自我开解而又觉得有危机：
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在内心的矛盾中，主人公“我”决计走，也就是逃：
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请墩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但是事与愿违，“我”还没有走，祥林嫂却真的死了。“我”为此惊惶，但是短工的一句话给了他安慰：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
“渐渐轻松”的心境与已经决定离开（正是逃离）之际，“我”进一步思索了祥林嫂的死：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于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我”正是在这样自我安慰、辩解之后，“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正是在这自我辩解的舒畅中，祥林嫂半生事迹的断片“连成一片了”。
综上分析，祥林嫂故事的被讲述，正是进一步证明了她的死的责任，在鲁镇社会，而与“我”无关。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我”、与“鲁镇”、“祥林嫂”与“鲁镇”、“我”与“祥林嫂”之间的三重复杂关系，但是，小说中还有一重关系，即叙述者与小说中的人物“我”与鲁镇世界的关系。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指出，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者与人物“我”并不是同一的：
叙述者--------“我”回忆（讲述、叙述）/“我”之往事
话语行为者------故事中的人物
自称“我”------第一人称叙述
故事中的两个“我”： “经验之我”与“回忆”、“讲述之我”是同一个人，他们有时间上的先后，他们与话语行为的叙述者“我”不是一回事。当回忆的“我”讲述自己的往事时，过去的那个“经验之我”在时间上总是在前的，回忆之“我”总是在事后才能讲述，但是那个叙述故事的叙述者，在叙述故事之前总是对于故事的一切了如指掌的，回忆的讲述之“我”与经验之“我”其实都是叙述者的创造，它创造了“讲述之我”与“经验之我”的想象的生活时空，它凌架于“讲述之我”与“经验之我”的生活时空之上。正是这个叙述者“我”以超然的态度讲述着“我”与鲁镇世界的遭遇的故事，引导读者去寻思一个知识者与乡土中国的关系。而叙述者的这一呈现的结构方式，正体现了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价值意义的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