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山红
墨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天下第一大侠。他长于论辩，曾在《小取篇》说，辩有七法，其中“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要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也就是说，“辟（譬）”的方法是用一事物解释另一事物。“侔”的方法是系统而详尽地对比两个系列的问题。“援”的方法是说：“你可以这样，为什么我独独不可以这样？”“推”的方法是将相同的东西，像归于已知者那样，归于未知者。已经说彼〔与此〕同，我岂能说它异吗？ 简单地说，“譬”是用道理相同的事物作比喻，“侔”是用类比法证明相同，“援”是引事例论证，“推”是推理以决定是非。
《兼爱》《非攻》《尚贤》就运用了这些论辩术。
《兼爱》开篇即用“侔”法，即系统而详尽地对比两个系列的问题，提出了几组相互对立的概念：兼相爱--交相恶，天下之利--天下之害，爱人、利人--恶人、贼人，治--乱，等等，以论证兼爱互利的必要性：“不相爱”则天下遍生“祸篡怨恨”，“仁者非之”；“兼相爱，交相利”则“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仁者誉之”。再运用“援”“推”法，即事例论证和推理论证，以论证兼爱互利的可行性：连举晋文公、楚灵王、越王句践三例，说明君之好恶决定民之取向，关键在于上行下效。像攻城野战这样有生命危险的事情，老百姓固然不愿去做，若国君倡导，则众人都能去做，何况“兼相爱、交相利”呢？这样就有力地论证了观点，具有周密的逻辑性和强大的说服力。
墨子在《非攻》中也综合使用了“譬、侔、推”三种论辩方法。开篇不说“非攻”，而是直接打比方（用“譬”法）。先说“窃其桃李”是“亏人自利”，再说“攘人犬豕鸡豚”“罪益厚”，又说“取人马牛”“罪益厚”，又说“至杀不辜人也”“罪益厚”。在君子能否分辩“义”与“不义”的问题上，墨子又继续运用对比法加以辨析（用“侔”法）。“杀一人”“杀十人”“杀百人”，君子谓其“不义”，然而，攻打别的国家，导致伏尸百万，流血成河，君子反而誉之为“义”。接着，墨子又通过君子“少见黑”“少尝苦”“小为非”与“多见黑”“多尝苦”“大为非”结果的对比（用“推”法），进一步类比说明君子在“义”与“不义”问题认识上是混乱的。这样，连续设喻，层层递进。墨子用人们都能理解、容易接受的客观事例，巧妙设喻类比，层层推进说理，从而说明罪行的轻重，最后归结到攻打、掠夺别人的国家是最大的罪行，揭示“攻伐”是错误的，阐明了“非攻”的思想。这样，文章说理透彻有力，顺理成章。
而在《尚贤》中，墨子也综合运用了多种论辩术。第一段中，墨子将主观追求与实际结果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从而引人探究原因：“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这里运用了“侔”法。第四段中，“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宫墙既立，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若君王抓住尚贤任能这一关键，国人自然竞相行义。这里运用的就是“喻”法。第五段中，墨子连举“尧举舜于服泽之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四个典型事例，从而说明古代君王尚贤任能的强大功效。这里运用的就是“援”法（典型事例论证法）。
有人说：“大音希声”，即最大最美的声音乃是无声之音。墨子论辩的声音，表面上看似絮絮叨叨，实则是最大最美的，他把自己兼爱、非攻、尚贤等理念通过貌似浅显的语言、实则周密的逻辑而表达出来，唱响了“大爱无疆”的洪大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