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全面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
《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
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班固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先秦诸子之分并不仅是不同的学术思想之分。这种分野之后有政治意识形态之争，有时也有直接的权力政治之争。
而尤为重要的是，战国诸子中至少有两个学派，并不单纯是学术的思想与学派，它们事实上乃是中国历史中最初形成的雏型政党。这两种具有政党形态的学派，即儒家与墨家。
近世一些学者以为，政党政治等仅仅是西方的产物。殊不知，当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君权的衰落，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君主制度蜕变为大夫陪臣执国政的贵族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政党政治也已萌生于当时的诸子百家学派之中。
所谓政党，就是具有专一的政治纲领，较严密的分层组织，有纪律约束，有精神、政治和组织的领袖，有远期及近期的政治目标，且有经济来源即组织经费（“党费”），从事有组织、有目的政治活动之政治团体。
从上述几点去观察，孔子组织的儒党，以及后来墨子组织的墨党，都完全符合标准。孟子曾谓“天下二分，出儒入墨”。可见儒墨的影响之大。从历史和政治活动史看，孔子与墨子，不仅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实上也是两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和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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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之兴起，其社会基础是当时社会中一个新阶层的兴起。这个阶层，就是春秋末期的出现的所谓“游士”或“游学之士”。游，就是四方游荡。之所以能向四方游荡，因为其身份乃是自由的。“士”是一种社会身份。士高于农夫等劳动者，但又不是真正的贵族。士是权贵社会的边缘阶层。士在商、西周社会中早已存在。但游士则是春秋时期社会分裂的产物。
春秋以前，官有世业，世官世守，士农工商皂（造）隶（力）各有专业分职和人身连带，世代不能改变。因此，春秋前的“士”，并不是游士。
游士从何而来，从贵族和士阶层中的“庶子”而来。庶、诸古字通。庶子即诸子。诸，多也，余也。庶子是相对于嫡长子而言，庶子是贵族阶层中一种“多余的人。”
西周政治经济制度的主体是宗法种姓制度。这种宗法种姓制度，也就是所谓“周礼”的实体。根据宗法制度，贵族阶级的权力、财产、身份、地位的传袭实行严格的嫡长子（宗子）继承制。但是嫡长子只有一人，即“世子”。非嫡长子的其他子弟，即“庶子”；他们都是没有宗法继承权的。
嫡长子继承父业。非嫡长子的庶子们，享受不到父辈的贵族身份与称号。而非贵族的王官，其庶子也无继承权，必须学点手艺和专业。
随着人口的代代增多，国中可分之闲土日少，官禄也日分日削。于是，在贵族和“士”的子弟中游离出来了一批无法进入贵族社会主流的边缘人。
这些边缘的“士”之子弟，他们虽有贵族和“士”的家世背景，但却没有继承权，没有土地，没有官职，也没有正式身份，这些人就成为了所谓“游士”。游士们的身份是自由的，在社会地位上高于农夫、商人、奴隶。游士不受人身依附关系即当时的编户制度的约束，因此可以四处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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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正是来自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直到青年时代，他仍然是一个四出游荡寄食于人的“游士”。春秋中期出现的这一游士阶层中，孔子应是最有名望的一位。由于其有名望，因此他又成为了名擅一时的“名士”。先秦诸子，除老子是世官世守的史官贵族以外，几乎出身都是“庶子”和游士。
孔子之所以主张“有教无类”，就是因为其徒党中有很多下层出身的边缘人。因此当时曾有人攻击他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皆从学于孔子”。
当时的宗法贵族看不起这些庶子、游士，蔑称之为“竖子”。
“竖子”其实是“庶子”的另一种写法，在战国秦汉时代这是一个骂人语，其意义略相当于“小人”。尽管宗法贵族目游士为“竖子”，孔子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被他赋予一种新的道德涵义的词语“君子”。“君子”本来是指贵族，是一种社会身份。然而孔子所谓君子，则不是指身份和出身，而是指学养和道德。
即使出身于小人，身份是竖子，只要其修养有德，则孔子认为这种人也是“君子。”孔子使“君子”成为道德人格的称呼，换句话说，单凭血缘关系、宗嫡身份并不能保证贵公子们成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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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本义是胥师，即主持宗社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祭司。
孔子是一个私生子，其出身的母族卑微。作为一个贵族的私生遗腹子，他作为“士”的身份，事实是成年之后才被追认的。他作为祭师和传教者的身份，本来也是自封的。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私学”的创立者。孔子创立“私学”，打破了从前学在官府的局面。在此之前，学术是由国家垄断的。
但是，孔子聚徒讲学，其真正目的并非仅是要传播一种学术，而且也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通过教育传播一种信仰。又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也称作“儒。”
〔孔子聚徒讲学的所在地，似就是曲阜。虽然前人有不同说法，但我仍疑曲阜一名实际就是来自陬邑（孔子父亲的守邑）。孔子任中都守后，得到了采邑，这采邑可能也在曲阜。曲阜就是孔子的Lycewm（吕克昂，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讲学地）。〕
这个团体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们共同信奉和奉行以“六经”之道为主体的圣贤学说，形成一个学派，此即后世所说的“儒家”。其从学者称之为“弟子”（子弟的倒置词），而外间则称之为“徒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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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徒党”，皆尊奉孔子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实践其政治学说和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因此，这一学派实际是组织成了一个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党派。
实际上，汉语中谓“党”这个字，正与孔子讲学的乡党社堂有关。在孔子之前，当学在官府时，宗社所在的乡校之社堂，本来就是士子们聚会和评议时政的场所。党，字源来自堂。堂，即乡社，又称乡党。党人，就是同党之人，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是“党人”的特征。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然明以乡校谤国政，欲毁之。子产曰：‘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仲尼闻是语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孔子之所以赞扬子产，是因为子产允许士子们在乡党中批评和评议国政。而批评也就是一种参与。孔子显然已意识到乡校聚徒讲学，可以让作为边缘人的庶子游士们介入和从事政治活动。
而孔子本身作为一个曾长期不被社会承认为贵族身份的“非士”，本来是根本没有这种从政机会的。他肯定也会意识到，如果把众多象他这样具有参政兴趣而没有机会的庶子游士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就可以成为政治中的一种积极的、重要的力量。
于是他就这样去做了。他所发起和组织的这个团体，就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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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囿于成见，一般只认为，儒家是一个学派，是一个学术团体或教学团体。
其实在孔子以后，以至后来的秦汉时代，“儒家”更象一个政党。汉武帝独尊儒家，实际是将儒党拔擢为执政党。这个政党的宗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即“尊王攘夷”，“克已复礼”。这八个字正是汉武帝所需要的。
这儒家之党，可称为“孔党”或“儒党”。这个组织是有纪律的。背叛师门者，会受到处罚，“弟子可鸣鼓而攻之。”孔子使冉求为季氏吏，冉求为季氏聚钦。背叛了孔子的教义，于是孔子将他逐出弟子之籍，清理了门户。这其实也就是开除党籍。（《论语．先进》）
史传孔子弟子三千，其中名世之贤者七十二。三千弟子，就是儒党的党员；贤人，就是分层的领袖。有人不相信人数三千这个数字，认为是夸大的。其实如果作为政党，人数三千实在算不上太多。嫡派弟子七十二贤人，若每人领属二层弟子四、五十人（不过一个班而已），则总人数即已超过三千名了。
这三千多人的徒党，无论在当时的鲁国或孔子所到往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不被视为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赵简子本来要攻击卫国，由于听说了孔子儒党在卫，遂不敢去攻。
这也就是当时在列国政治中孔子之所以声名显赫倍受重视的原因。同时也是孔子在鲁在齐、在卫、在宋、在陈蔡之间，儒党们总是被驱逐，被围困，屡遭驱逐的原因。孔子被当时人目为“素王”，“素王”即无冕之君，实际就是政治领袖。
如果孔子只是一个平静的书斋学者，提笔写文章，登堂讲经籍，仅仅作为一个执教授业解惑的学者、教授，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则孔子必不可能发挥那样大的影响和作用。
晚年，孔子其徒党被鲁哀公请回鲁国。当时季氏公族强大，侵凌鲁君。哀公实际也是要借重孔子及其政党的支持，形成一种制衡季氏权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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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孔子并不是纯粹意义的学者，所以他平生“述而不作”，从未将自己关入书斋从事研究和写作。“述”，就是演讲和鼓动。孔子的目的并不单纯是研究学术，著书立说，传之后世，而是要改革政治。
孔子也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他治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历史之真相，而是“以古非今”，抨击时弊，令“乱臣贼子惧”。
孔子将六经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诗经》本来是民歌、史诗和宗教乐歌，但孔子说诗则侧重于以解读古诗用以讽喻和批评政治。（《诗经》毛亨序传，正是传述了子夏和孔子所读解的诗歌与政治）。这种借古非今的态度，就是儒家“今文”家言。
实际上，先秦诸子学说所以兴起，并不在于著书立说，而在于要求付诸政治实践。著书而成为学者，并不在他们的兴趣之中。孔丘、墨翟都是如此。
在孔、墨以及后来的子夏、孟轲、荀、韩看来，政治行动实践的成功和失败，乃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创立学说成一家言，则倒是次要的。
孔丘、墨翟都抱有舍身济世的观念，重视实际效果，希望有利益于人民的生活。
所以孔丘栖栖遑遑，到处宣传仁善和克已复礼的观念。墨翟也漫游宋、楚等国，到处宣讲“兼爱”，这些学说无不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是适合于时势要求的。
总之，孔子不仅是单纯的教育家或思想家，他有远大的抱负，为此而聚徒结党，形成了一派政治力量。通过这一学党--“儒士”的力量，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并终于在汉武帝一朝得到国家承认，成为支配中国政治两千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