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多余人”一词源于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自多余人鼻祖奥涅金之后，出现了毕巧林、罗亭、奥勃洛莫夫等形象系列。赫尔岑将此类形象称为“多余人”。
1、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奥涅金 愤世嫉俗又远离人民，厌恶贵族社会又无力与本阶级决裂，自视清高，不愿虚度一生，又无明确的生活目标。
2、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毕巧林 的悲剧是俄国19世纪30年代贵族青年的悲剧，正如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序言》中指出：“决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是一幅由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构成的肖像。”
3、屠格涅夫《罗亭》：
罗亭 是19世纪40年代贵族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罗亭自称：“我生来就像一根风滚草--一种茎梗容易折断，籽实被风一吹就像球似的滚得很远的植物。”
4、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
奥勃洛摩夫 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死气沉沉的年代里，终日无所事事，躺卧成了他唯一的姿势。这一形象暗示着贵族革命时期的结束，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的开始。
5、俄国文学的“多余人”：虽然是病态的畸形人，但在思想上却是“报晓的先觉者”，他们精神上的富有和思想上的敏锐，语言批判的锋利足可以使他们成为“英雄”，但意志上的怯懦和行动上的懒散，又使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精神叛逆者，或者说“失败的英雄”。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
从20年代开始，我国文坛陆续地出现一批中国式的“零余者”，不仅无法否认俄国文学对他们的深刻影响，更无法否认这批“零余者”与“多余人”的血缘关系。
1、鲁迅《孤独者》：
魏连殳 曾经认同西方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从而成为反封建的战士，但贫困迫使魏连殳违弃初衷，“躬行我先前所憎恨、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敬仰、所主张的一切”，并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一片赞扬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死去。
2、柔石《二月》：
萧涧秋 是一个游离、彷徨于大革命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他是个极想有所为的青年，但时代的忧伤、身世的零落、气质的敏感构成的多情、孤独、软弱，却使他无所为，是彷徨中典型的“零余者”。
“多余人”与“零余者”的相同点
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遇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零余者”，他们都是社会剧烈变动时代的产儿，他们身上具有共同的情绪、意识，甚至通病。
“多余人”与“零余者”的不同
俄罗斯的“多余人”大批涌现于19世纪初期，整个社会正处于封建农奴制逐渐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形成的时期；而中国“零余者”大批涌现于20世纪初期，面对的却是几千年强大的封建势力的统治和传统道德观念的重压。
所以中国“零余者”比俄罗斯“多余人”更消沉、更悲惨，他们的觉醒和抗争也格外艰难，常常因经济窘困的压力、传统道德观念的干扰和限制使他们动摇、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