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品，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红旗谱》成功地塑造了三代农民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横跨两个时代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朱老忠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一个”，是长篇小说园地中不多见的成功典型。整部作品凸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另外，综合作品中“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民族传统精神，充满浓厚地方色彩的冀中平原深广背景等，该书称得上是一部反映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式作品。
当前《红旗谱》的研究由单一的文本阐释走向了多方位、深向度的交叉学科的研究。
有关《红旗谱》的比较研究是当代研究高潮阶段的新成果，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对比研究中比较醒目的是《红旗谱》与同时代作品相比，如与同为红色经典的《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的比较；争议较大的是跨时代的比较，集中在《红旗谱》与《白鹿原》的比较研究上，甚至形成了“抑《红》扬《白》”说。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同时代作品的比较，这类论述有：《叙述成长--〈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叙事比较》 该文认为：《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关于成长的叙事经验都来源于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史”的可信度，“史传合一”是共同的叙事规范。但三部作品的叙事语言各具特色，有很大的不同。《红旗谱》以阶级斗争为叙事动力，由农村说书艺人线性叙述朱老忠“在斗争中成长”，是史传语言，较有历史感；《青春之歌》以思想领路人推进叙事，由思想工作者线性叙述林道静“在受教育中成长”，是理性语言，少文采有说教味；《三家巷》则以生活网结点的异动和松解为叙事动力，由中学生诗人扇形叙述周炳“在生活中成长”，是诗性语言，极富抒情性。
《“史诗性”中的创作缺憾--对三部当代长篇小说的比较考察》 一文从史诗性的长篇创作规律出发，对比了《红旗谱》、《青春之歌》、《白鹿原》三部长篇的创作，认为《红旗谱》史诗性创作的缺憾在于：“人物塑造的类型化”。
程光炜在《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红岩〉的创作策略》 中认为：“虽说政治话语塑造了《红旗谱》的主题思想，却没有完全左右其叙事的机制。使《红旗谱》从一个流传民间的复仇故事变成领导农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叙事性作品的并不只是政治因素，还有某些非政治的民间文艺形态的叙事惯例。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主流文化和文学文本之间，不同话语之间交流和摩擦互动的历史。《红旗谱》、《红日》和《红岩》作为革命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作者个人与宏大叙事摩擦互动的结果。”
《〈红旗谱〉：现代革命语境中的复仇模式变革》 认为《红旗谱》在继承传统复仇主题模式与结构模式的同时,实现了复仇模式的现代性变革,在复仇与革命的主题与结构里表达了丰富的历史与审美内涵。
《红旗谱》与《白鹿原》的比较研究有： 朱水涌认为《红》、《白》有惊人的可比性，他在《〈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 一文中从家族小说、叙事方法、宗族文化几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了比较之后认为：“如果说《红》是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建构了现代中国农民革命的斗争历史，那么《白》就是在一个更复杂的文化体中，开掘着民族现代旅程的内在历史，这包含着民族精神生活的恒态与变动，以及民族在现代转型中具有悲剧意味的历史命运。”“豪迈与苍凉，构成了《红》与《白》以家族叙述历史在风格上的美学差异。”对于《红》的叙事风格，朱说道：“高亢嘹亮的调子，豪放热烈的叙事，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激情，……是50年代、60年代在中国形成的一种时代文艺的共同特征”。《从〈红旗谱〉到〈白鹿原〉：当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性飞跃》 认为：《红旗谱》与《白鹿原》分别体现了各自所代表时期小说创作遵循的审美规范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准 ,从后者对前者在艺术上的超越可看到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性飞跃。《当代小说的奇异双峰--〈红旗谱〉与〈白鹿原〉简论》 认为“《红旗谱》和《白鹿原》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史诗般品格的两部巨著，它们在审视历史，表现民族命运和民族精神、塑造人物形象、探索民族风格方面各尽其妙，各臻其美……。”“比较而言，《红》缺少《白》的丰富性，《白》少了些《红》的理想烛照。”在创作思想上，《红》是单一的政治视角和居高临下地俯视历史，《白》则从文化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婚姻的、风俗的多个角度以平民的眼光平视历史；创作方法上，《红》是‘两结合’、‘典型化’，《白》则用‘生命体验’、‘艺术体验’，写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吴培显在《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人格主义--从〈红旗谱〉、〈古船〉、〈白鹿原〉看当代“家庭叙事”的演进及得失》 中认为《红旗谱》、《古船》、《白鹿原》构成了当代小说对传统家族恩怨叙事模式的三次突破。三部作品在“家庭叙事”方面均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也各有瑕疵：《红》在将家族复仇叙事与主导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宏大叙事”话语模式相统一的过程中，在情节冲突、人物塑造方面存在着一种简单化倾向；《古》的家族复仇叙事中闪烁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但对一种道德的“内圣”原则的刻意强调，显露了作家人道主义理想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白》在家族叙事模式中凸现的是凝聚着本原的文化传统色泽的理想文化人格，但作家所张扬的传统文化对理想文化人格孕育的实质性效应，却是可疑的。
在上述较有代表性的《红》、《白》对比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论者在肯定《红》的价值的同时也大都赞扬《白》在表现历史、叙述历史等方面比《红》更进步、更有可取性乃至形成了“抑《红》扬《白》”的主流观点。对此，有研究者指出：“指出 《红旗谱》个别人物塑造不大成功，一些情节安排不够合理，那还是正常的文学批评，但是如果脱离历史的实际，非要《红旗谱》‘告别革命’不可，就有些不近情理了。至于从晚近之作《白鹿原》的文化道德视角、民族秘史高度来对比和否定《红旗谱》的革命叙事，那似乎就更远离学理了，遑论其他。” 。文学文本的解读应该还原历史，对于作家的评论应该放在历史的语境中分析其创作得失才不失公允。
也有一些论述把《红旗谱》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进行了比较研究如：《奔涌着经久不息的生命之流--〈静静的顿河〉与〈红旗谱〉悲剧性格的生命母题》 一文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视野论证：《静静的顿河》与《红旗谱》都正在经历着不断认识更新和趋向于生命悟性认识的史诗性意念，即以悲剧性格提供的巨大生命悲剧精神的暗示力量，要求回归其用不同的民族情调展示出来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命自我求证意识与自由意识。《略论〈红旗谱〉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及其创作技巧》 认为梁斌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甚至语言的运用诸多方面广采博取借鉴外国许多经典著作的创作方法并把他们巧妙编织在《红旗谱》中，尤其是苏俄、日本、美国的一些进步作品给他影响甚深。
将《红旗谱》与同时期、甚至新时期的中外同类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使得《红旗谱》研究脱离静态观照进入到与不同作品的激烈碰撞当中，体现了研究者开阔的视野、冷静客观的思考分析，使人们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