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集田
穆旦生于1918年,死于1977年。这里特意指出其生卒年份是有必要的。对中国历史来说,从1919年到1976年,无论如何是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历史时期。起码从社会总体言语特征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言语体系从自觉寻找、演进,走向规范化、一统化而至绝对排除异音现象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寻找、确立并严格遵守以高度规范、统一为特征的言语系统及该系统面临新的自我解体的完整过程。其间,一切坚持独立言说姿态的诗人,必定是痛苦的,他将始 终处于一种言说方式(自然这种方式更直接指向其精神世界本身)与总体语境的强烈悖反之中。从本质上说,诗人作为言者,其最大的精神痛苦、窘迫、焦灼乃至绝望,将均来自这种总体语境对其言语方式的强烈压迫而非其它。从这一角度看,生命轨迹恰好重合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穆旦,其存在之悲剧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再去强调穆旦之人生理想(渴望与时代融合,在对时代的奉献中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基本情怀(热爱“大地”,崇尚光明与自由,对苦难民众的同情与关怀等)及具体的生活境遇了。总之,与这样一个时代同行,穆旦一生的痛苦与悲剧几乎是前定的。这就难怪谢冕在论及穆旦一生时,不由得首先要深深感叹了:“时代孕育并创造了天才,但时代在创造天才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他的扼杀。”①这样的天才,注定一生要承受超常的巨痛,注定一生要生活在漫长的寒冬之中。而他又恰恰是一生都怀揣一团火的诗人,那么,在寒冬之末,这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际,将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呢?如果仔细浏览一下穆旦诗全集的目录,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惊颤与不祥的预感---他一生的诗作,密集于40年代,从1950年到1975年的26年间,仅稀稀拉拉共12首,生命之气细若游丝。聚集在1976年的25首诗则俨然成了一场回光返照式的激烈而凄婉的最后演奏。而《冬》篇(“咚”的一声),竟赫然成了一声惨烈而悠远的绝响。他终于怅然决然地以《冬》诗作为绝笔!这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构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隐喻。它不仅是诗人总结人生之余的一声悠长的叹息,更是诗人作别诗歌之前的一个苍凉的手势。这首以“冬”为题、以“冬天”作为基本意象并构成总体情境、而且在第一章的每一节(初稿)均以“人生本来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作结的诗作,同时也便成了我们理解穆旦、读解其诗作(尤其是1976年的诗)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绝好提示。穆旦一生作诗140余首,其中40年代作80余首,是公认的他诗歌生涯的高峰期。如果说还有一个高峰期的话,那无疑应该是指1976年。这一年他作诗25首,占他建国后全部38首诗作的70%左右。而且从质量上讲,它们也绝对超过他除40年代外的其它时期诗作。这两个高峰,在我的视域中,是有着不同意味的。我宁愿把前者当作理解穆旦的独特诗风、评价其在新诗发展史上之独特价值与地位的主要依据,而把后者看作是理解诗人之思想与精神特征的典型文本。做这种不无简单之嫌的区分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穆旦一生的诗作中,体现出其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乃至总体情绪的一贯性,而要分析这类诗人的思想、精神特点,取其晚年的文本自然更有说服力;其次,晚年的穆旦,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已明显减低,而更执着于对自己人生感悟的表达,这使他晚年诗作的模糊性意蕴相对减弱而主题的明晰性明显增强,诗的透明度增强了。因而它们对于我们理解诗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而1976年的诗作无疑是其晚年诗作的当然代表,把它们单独出来作为分析对象,应该说是一种不无价值的尝试。如前所述,作为一贯坚持独立言说的一位诗人,穆旦一直处于一种自己的言说方式与总体的一统化社会语境之间的强烈悖反和悲壮对峙之中。他时时受着时代语境的重重压迫,并在压迫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这使得他那原本就一贯敏锐体验着人世之艰辛、人生之悲凉的心,更倍感寒意。这种情形,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达到了极致。因此,从象征意义说,1976年---无论如何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寒冷的冬天。这一年他诗中的意象世界是一片冰凌:“冷冷而僵硬的”爱情(《智慧之歌》)“黑暗而寒冷”的夜空(《理智和情感》)“超时间的冷漠的歌”(《城市的街心》)“伏在灰尘下变得冷而又冷”的熔岩(《诗》)“现实的冰窟”(《理想》)“寒冷的城”(《春》)“冰冷的石门”(《友谊》)“内心的冰雪”(《有别》)“凄清的虫鸣”(《秋》)“凄凉的歌”“冷风”(《秋》断章)“冰山”(《沉没》)“怒号的风”(《“我”的形成》)“冰冻的小河”“茫茫的白雪”“寒冷的空气”(《冬》)②……而且,几乎所有诗作的意境,都浸透着一股浓浓的彻骨的寒意。诗人在频频地诉说(甚至是数落)着自己的寒冷。也许正是这钻心透骨的寒意,让他隐隐而生一种不祥的预感---自己将无可挽回地去赴上帝之约,奔赴不远处那时时闪烁着鬼魅之光的生命终点了。于是,他这一年的诗作中自然就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从随处可见的诸如“尽头”“落叶飘零”“流星”“冰冷而僵硬”“片刻的聚积”“生命耗尽”“人生底过客”“秋日枯黄”“紧闭的门窗”“鬼火”“赤裸的我”“根下的泥土”“腐烂的手”“生存在破纸上”“坟墓”“亘古的荒漠”“关在城外”“关闭”“一地黄叶”“死亡之宫”“耗尽了油”“小小坟场”等等的高频率出现的语词或意象,到诗人的总体创作动机与创作心态,抑或其基本的叙事、抒情语式,都无不隐含着死亡意识。在生命的寒冬里,诗人开始迫不及待地要从本原意义上全面反省自己与自己的生命(《自己》《“我”的形成》《智慧之歌》《理智》等)、人生(《演出》《理想》《友谊》《爱情》等)、世界(《城市的街心》《春》《夏》《秋》《冬》等)及诗歌(《诗》),并在回顾与反省之余,忍不住不停地冲着一切,发出一声声庄严而又激愤、凄清而又旷远的天问(《问》等)。综观他这一年的诗作,竟不难看出他的某种不无慌乱而又似乎有条不紊的计划性。这一切,既是他“听说我老了”(《听说我老了》)之后的“冥想”《冥想》与“梦呓”(《老年的梦呓》),更注定是一个时刻感叹“生命短暂”而心犹不甘的“人生过客”的临终挣扎与慨叹。正是从这种有计划的写作行为中,我们不难看出诗人在1976年的总体创作心态中强烈的死亡意识。“梦”的意象之频繁显现及以梦喻人生而终至人世、梦幻两难辨认,这似可作为其死亡意识的又一明证。对如梦幻般虚无的爱情、友谊和理想(《智慧之歌》),如梦般虚假的演出(《演出》)之人生真相的感悟,对“又何必追求破纸的永生/沉默是痛苦的至高的见证”(《诗》)的诗歌写作行为之无意义本质的痛苦勘破等等,使得穆旦从外在世界到本质自我,都莫不强烈地领悟到存在之虚无,这就难怪他晚年总难逃离梦境的诱惑又总是痛恨梦的纠缠了。“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听说我老了》)、“被围困在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中”(《春》)、“一场远方缥缈的梦幻/使我看到花开和花谢”(《有别》)、“那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自己》)、“但那荒诞的梦钉住了我”(《“我”的形成》)……梦,竟成了他的一个残酷而又温馨的去处,成了他的某种精神渊薮和必然归宿,使他禁不住风寒时总要频频遥望梦乡,去喃喃发着“老年的梦呓”,并终于要无限凄清无限哀婉地喋喋不休“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好梦》)了。现在回想起来,穆旦早年的诗作中,实在已隐含了太多不祥的“谶示”。《流浪人》《神秘》《两个世界》等,诗人16岁所写的这些诗作,表达的与其说是他对宇宙、人生的感悟,不如说是某种朦胧的预感。联系到穆旦一生热切渴望着融入时代、大地、人群却又始终受到排斥,而只能永远游走在边缘地带的悲剧命运,我们应不难感觉到他这些诗作的谶示意味。更有意味的是他同年作的散文诗《梦》:“近日睡中总要做梦,据说是魂的漂流或梦神底赐与,那是灵验的。若果如此,我便得诅咒梦神与我开的玩笑了。……我也知道,梦从没有完全是美满的;然而正因着它留些缺陷,往往使我醒在床上的时候回想那滋味真是甜美极了……这样梦我倒愿意做着玩了……由此,我想到‘梦’是不是也可以用来比喻人生。”从感觉到“梦甜美极了”,到愿意做着梦玩,再到突发奇想以梦比喻人生,这一切似乎都寓示着,在穆旦一生中,梦幻意味将有着多么重要的不可或缺性。自然,谶言也好寓示也罢,我这样说似乎有着太多的牵强和宿命(非理性)意味,但即便理性地说,其中也确实体现出穆旦思维方式、生命体验与感悟方式上的某种特征。无论是体验人生、感悟生命还是洞察世界,穆旦都喜欢以半理性半超验的方式(即“梦”的方式)进行。这使他既容易体验到存在之丰富性,又容易触及存在之虚无层面。而这种“半梦半醒”或者说既梦幻到极点又清醒到极点的方式,不仅使得他早慧(试读一读他少年时期的诗作,其中有些理念和情怀,哪里是一个普通少年所能有的?),更使得他一生都保持着先锋者的敏锐和旁观者的清醒,同时也注定了他一生的边缘性处境和精神流放者位置,从而注定了其人生的悲剧性。当然,同样是做梦,对1976年前后的穆旦来说,少年时期的那份对于梦本身的甜蜜、轻松乃至狂妄(“把梦做着玩”)与稚气都彻底消失了,现在的他与其说还一样有点“嗜梦”,不如说是被梦幻纠缠着,和梦幻痛苦而惨烈地搏斗着。一方面,对世界本相、生命本相乃至诗的本质的认识与追问往往使他不胜深寒,而情不自禁地要逃进“梦乡”;另一方面,梦的空幻与虚无本质又注定他无法真正将一切勘破而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洞达与宁静。因而对他来说,梦,仍是一个不经风寒的处所:“你虽然睡下/却不能成梦/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冬》)。对时间飞逝的痛感、无奈而怅然,对某些隐含着生命的消退与终结意味的空间符号的高度敏感与关注,是穆旦1976年诗作中极为明显的现象。“如果时间和空间/是永恒的巨流,/而你是一粒细沙/随着它漂走/一个小小的距离/就是你一生的奋/……/你的片刻的聚积/转眼就被冲去”(《理智与情感》),“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明天就化为脚下的泥土”(《冥想》),“把生命的突泉捧在手里/我只觉得它来得新鲜/……/但如今,突然面对坟墓”(《冥想》),“在匆忙奔驰的生活驿车上”(《友谊》),“日程的铁轨上急驰的铁甲车/飞速地迎来和送去一片片景色!”(《沉没》),“这么多心爱的人迁出了/我的生活之温暖的茅舍/有时我想和他们说一句话/但他们已进入千古的沉默”(《老年的梦呓》),“仿佛在疯女的睡眠中/一个怪梦闪一闪就沉没”(《“我”的形成》),“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冬天》)。这些句子,如果散落在有较长写作时间跨度的诗作中是不会引人注目的,但当它们在短短一年的诗作中频频出现,就应该有着特殊的意味了。当然,更为刺目的是诗中这样一类空间意象,如“紧闭门窗、四壁堆积着灰尘的空屋”“天堂”“冰窟”“荒原”“旷野”“坟墓”“寒冷的城”“石墙”“山洞”“空室”“港湾”“斗室”“死亡之宫”“可敬的小小坟场”……把这些死寂、冰冷、僵硬而略显恐怖的空间意象,与诗中多次出现的诸如“腐烂的手”“赤裸的我”“老年的硬壳”等一类指称躯体的意指符号联系起来,我们不难体会到晚年的穆旦之于自已的躯体与僵硬的空间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深切体验。这种紧张关系,更突出地体现在诗中同样频繁出现的某一类被驱逐(“关在门外”)、被抛空(裸露、失去空间屏障)或被围困的场景中:“外面在叩门,里面寂无音响”(《理想》)、“而我的老年也已筑起寒冷的城/把一切轻浮的欢乐关在城外”“被围困在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中,寂静的石墙内今天有了回声”(《春》)、“你永远关闭了,不管多珍贵的记忆/……/还有多少思想和感情突然被冰冻”“永远关闭了,我再也无法跨进一步/到这冰冷的石门后漫步和休憩”“呵,永远关闭了,叹息也不能打开它/我的心灵投资的银行已经关闭”(《友谊》),“我就镌结在那个网上”(《有别》),“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那里另有一场梦等着他去睡眠”(《自己》),“长久被困在城市生活中”“可是我紧闭的斗室”(《秋断章》),“爱憎、情谊、职位、蛛网的劳作/都曾使我坚强地生活于其中/而这一切只搭起了死亡之宫”(《沉没》),“我能投出什么信息到它窗外?/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沉没》),“我的小屋被撤去了藩篱/越来越卷入怒号的风中”(《老年的梦呓》)……在这里,诗人充分表达了一种僵硬的躯壳之于僵硬的空间之间紧张激烈的对抗,这种对抗中,几乎笼罩着一种无言的恐惧(空间之“畏”)。从死亡学的角度看,这正是人的精神之于死亡的某种感兆。1976年,穆旦的精神之火日见微弱,这便注定这年的冬天他将难耐深寒:“朋友,趁这里还烧着一点火,且让我们暖暖地聚会”“寒冷,寒冷,尽量束缚了手脚。”穆旦正是这样不无恐惧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之火日渐暗淡下去。
注释① 李方编《穆旦诗全集序》,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② 本文所引穆旦诗句,均引自《穆旦诗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