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梦月
核心阅读 “外语学习在高等学校还有个四级、六级的硬性指标，而文言文的学习能不能也立个规矩，定个明确的目标呢？”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彭国钧老先生在自己的新书--《简明实用文言语法》中这样写道：“在学校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教学，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很有必要，这不是复古，也不是赶时髦，而是普及传统文化的救急措施。”这也是78岁高龄的彭国钧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否要有等级考试尚在其次，关键在于，彭国钧希望政府主管部门重视文言文的教学。
在贵州黄平，不少中小学生在公路沿线行走时遇见车辆，都要停下脚步敬礼。
形同“鸡肋” 文言文处境尴尬
采访中，彭国钧说，自己不断写书提倡不能忘却文言文，是“怕文言文在100年甚至50年后成古董，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文言文是中国人丢不得的东西，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要有文言文做基础。”彭国钧说。
废除文言文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书面交际用语，在全民中推广白话，五四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可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彭国钧发觉，作为传载历史文化的文言文的命运实在令人堪忧。英语(Q吧)四级过不了关就拿不到学位证等硬性规定的措施，让校园里多了很多拼命学外语的学生，而没有用制度规定必须要学，文言文的教学便处在了“鸡肋”的尴尬境地。
“能不能参照英语等级考试的方式，也设置文言文的等级考试呢？用制度、规定要求学生达标。”彭国钧坦言，自己的建议也许有点越俎代庖，但再次认识文言文乃至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已到了非常紧迫的地步。
除了重新审视文言文教学，彭国钧还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规范普通话，特别是一些时髦语言不应该用在大众媒介上，也不应进入民族语言。
“现在生造词汇的现象很突出。”尽管有观点认为，网络语言可以进入全民语言，但彭国钧对此则持相反态度：“我的观点是，网络语言是社会习惯语言，但它只是为部分人服务的，不应该进入民族语言中。”彭国钧以“粉丝”一词为例，他认为这是个来源于英文“FANS”的音译词。“一个新词是否能够进入民族语言，要看这个词是否符合该民族语言的DNA。一个生造词汇不但要符合社会的约定俗成和民族语言的规律，新词在语言中的生根还需要时间的筛选。例如以前我们多用的‘杜马’(议会)一词，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我提倡的不是用文言文代替白话文，而是觉得这些好的东西不应该丢弃。对于古文，我们读得太少，而且一代比一代少。”在采访中，彭国钧常常信手拈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名句应该是脱口而出的。”彭国钧说：“这些传统文化应该融合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随机调查 大部分受访者反对考文言文
带着彭国钧教授的观点，记者随机采访了云南师范大学包括两名教师在内的11位师生。其中，仅有3位同学认为有设立文言文等级考试的必要。但同时，大多数受访对象在形容自己的文言文水平时，都用了“很差”一词。
赞同 民族文化应大力弘扬
持赞成观点的3位受访者认为，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就该弘扬光大，同时也是传承古代文化的一种方式。设立文言文四六级不仅可以增加国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而且在西方文化强势渗透的今天显得很有必要，再者，此举也是中国国力增强的重要佐证。
反对 考文言文无实际意义
“如果学一样东西要考试，就一定会变得折磨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李宇峰认为，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真的硬性作为应试科目，就可能降低人们对传统文化最初的尊重。文言文教育关键要通过引导，让学生自觉喜欢上它，否则可能会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的大四女生黄莉的反对理由非常直接，是“因为这对就业并无益处”。她告诉记者，目前大多数用人单位对英语水平有严格的要求，而若不从事文言文相关行业，几乎没有任何单位对自己的文言文水平有要求。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语言学副教授崔梅表示，出于现实的交流目的考虑，当今社会再用文言文交流非常不现实，所以设立等级考试也是没有必要的。实习生 张国泽 记者 纳梦月
彭国钧：1954年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Q吧) (是我国第一个语言学专业研究班)。1957年返回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历任汉语教研组副组长、中文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80年成为中国语言学会终生会员。
记者随机展开的调查发现，所有受访者中，当被问及自己和身边的人文言文水平如何时，他们都直言不讳：“很差”。原因是平时基本不看文言文书，更不会使用文言文进行交流。
火星文实际上是更繁琐的写法，文化传播就不应该让人猜。这些生造词汇，新兴文字作为一部分网民网上交流可以，但作为民族语言是不合适的。尽管现在中国已有2亿多网民，位居世界第一，但比起13亿中国人来说毕竟还是少数。尽管网络词汇和火星文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时髦、时尚的东西，但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对此有所引导，我们的语言需要规范，必须排斥一些不健康的内容。(记者 纳梦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