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生平和思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出生于读书世家，十四岁补为诸生，二十一岁中举，文名渐隆。因拒绝当朝权相张居正的延揽，几次会试均落选，直到张居正去世，他才于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此时已三十四岁。次年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升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
汤显祖生活在明代中后期，此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日渐严重。嘉靖皇帝喜好炼丹，万历皇帝“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朝廷党争不断，边关北有俺答部落骚扰，南有倭寇侵犯，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汤显祖性格耿介，早年热心政治，虽身为闲官，难有作为，但思想倾向上与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等东林党人相近，来往密切。万历十九年，他目睹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横行，民不聊生的惨状，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揭露赈灾官员贪贿行为，指出朝廷前十年张居正刚而有欲，后十年申时行柔而有欲，并将矛头直指万历皇帝，因而震动朝野，激怒皇上，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在浙江遂昌做了五年知县，其间兴教劝学，灭虎清盗，颇有政声。尤其在除夕放囚犯回家团聚，确为大胆之举，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此时汤显祖深感朝政日非，官场黑暗，从政热情渐渐冷却，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毅然辞官，隐居故乡王茗堂中。主要精力从事戏剧创作。
汤显祖早年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也受过神仙佛老思想影响。少年时代师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罗汝芳，受其反对程朱理学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南京任职期间，认识了著名的禅僧柴柏大师，并结为挚友。后又读到李贽的《焚书》，极为倾慕。辞官后，曾在故乡与李贽相会。柴柏大师和李贽均是晚明反传统反礼教的斗士，被称为“一雄一杰”，“二大教主”。他们崇尚人性真情，反对虚伪残忍的程朱理学，张扬个性自由的思想无疑对汤显祖的处世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汤显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和思想文化氛围中，开展他富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戏剧创作活动，在文学艺术领域形象地表达出尊情抑理的进步社会观和人生观，为后世留下了一批戏剧珍品。所作传奇有《紫钗记》（由早年所写《紫箫记》改作），《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诗文集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其所存著作现合刊为《汤显祖集》。
汤显祖有着鲜明进步的文学观。面对着以理格情、无视人性尊严的现实，他自觉地运用泰州学派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的哲学武器，通过文学的形式以情格理。认为“情在而理亡”（《沈氏弋说序》），从而提出了富有挑战意义的“至情”论，并以此作为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他曾公开宣称：“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在《牡丹亭题词》中说：“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这就在创作理论上，找到了当时所能提供的反对扼杀人性的有力武器；在创作实践上，准确抓住了文学描写人性、反映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活力的“真情”这一艺术特征，从而表现了个性解放的可贵精神。因此，汤显祖以显著的创作实绩，赢得了“言情派”代表的美誉。此外，汤显祖以其超人的艺术才华为基础，十分强调发扬作家的个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创作方法上，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在《序丘毛伯稿》中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重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主张作家在创作上 充分展现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是汤显祖追求文章尚奇的又一特色，并对比他稍后的公安派提倡的“性灵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作家批评自己的《牡丹亭》有不协律之病，甚至任意窜改的现象，汤显祖大为不满，并在理论上予以有力驳斥：“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答吕姜山》），语气虽难免过火偏激，但其精神却符合戏剧艺术创作规律，无疑是进步可取的。
第二课时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其得意之作。一问世即轰动剧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在当时年青女子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震撼，形成戏剧文化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后，于17岁就哀感身世而亡。传说内江一女子读了汤显祖剧本后，愿嫁给他，因见其已满头白发而投水身亡（焦循《剧说》）。杭州演员商小玲在演《牡丹亭寻梦》时气绝而亡，最著名的是广陵冯小青的故事，她所写的绝命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蒋瑞藻《小说考证》），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女子观看《牡丹亭》之后的深切感受。凡此种种，均说明了作为中国戏剧史上一颗璀灿的明珠--《牡丹亭》所产生的巨大艺术力量和深远的影响。
《牡丹亭》所描写的确实是一个为追求爱情而“一灵咬住，死死不放”的动人故事，与元杂剧《西厢记》同是古代最著名的爱情剧。全剧五十五出，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写南安太守杜宝的千金小姐丽娘私自游园后，在梦中与一位素不相识的书生柳梦梅在花园梅树下幽会，醒来怅然若失，幽怀难遣。后来又去寻梦，毫无所得，终于抑郁而亡。杜宝离任前，将丽娘葬于官衙后花园。谁知世间果有一落魄书生柳梦梅在上京赶考时，途经此地，于花园内拾得丽娘临终前自画像，上有题诗一首，最后两句为：“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梦梅认为恰与自己名字相合，睹画思人，更是如醉如痴，叫唤不停，终于感动丽娘阴魂，人鬼幽会。后梦梅挖墓开棺，使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妇。待柳梦梅考中状元后，杜宝认为女婿是掘墓罪犯，女儿是妖女，拒不承认。后经丽娘在金銮殿勇敢辩解，皇帝出面解决，才团圆结局。
《牡丹亭》通过对杜丽娘为“情”而不顾生死的追求历程的描绘，鲜明地表达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与生，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的爱情观。基于这一点，剧本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杜丽娘的家庭环境、教养身世等，揭示由此而产生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杜宝是一个顽固僵硬的封建官僚代表，他按照封建规范要求想把丽娘塑造成班昭、谢道韫一类人物，目的是要女儿“知书识礼，父母光辉”。所以，他请来的先生陈最良正好是一个头脑僵化的腐儒，除了读书上的教条以外，别无所知，别无所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活了六十岁从未伤过春，可见是一个可悲可怜又可叹的冬烘先生。《闺塾》一出，他教丽娘读《诗经关睢》篇，只知“依注解书”，连丫环春香都感到“昔日贤文，把人禁杀。”可见杜丽娘身边的两个男性--父亲和老师都是没有什么情感的封建教条的化身。杜丽娘的母亲虽然很慈爱，但也已被封建教条所奴化。她平时看见女儿裙子上绣着两朵花两只鸟都怕惹动情思，应该说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杜丽娘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与社会隔绝甚至与大自然隔绝的环境氛围中，她的身份是娇贵小姐，她的生活是养尊处优。这对一个情窦初开的青春少女而言，无疑是精神牢笼，人间地狱。而杜丽娘所追求和向往的爱情就是在这样充满荆棘的贫瘠土地上萌生的，因而就显得格外的艰难、可贵和美好。这样的构思，说明作者非常重视人物性格和环境的关系，对所反映的生活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为杜丽娘出生入死追求爱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客观依据。
杜丽娘作为“情”的化身，是一个十分感人的艺术形象。她对爱情的追求，首先来自于生命的自然冲动，来自于“欲”的追求，面对着大好春光，不禁发出：“关了的睢鸠，尚有州渚之兴，何以人不如鸟乎！”又想到自己：“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在最著名的《惊梦》一出中，她抒发了自己美丽的生命如同美好的春光一样被荒废的无奈和忧伤：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皂罗袍]
正是这种由“欲”到“情”的渴望和无法如愿的冷酷现实，使她只能在梦中与虚幻的情人幽会。然而好梦不再，便去寻梦。寻梦不成，便希望死后能葬在梦中幽会之所--梅树旁。她唱道：“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杜丽娘“一生爱好是天然”，所追求和向往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随心所欲，何论生死！
杜丽娘的死，不是死于爱情被破坏，而是死于对爱情的陡然渴望。这是一个富有深刻意义的悲剧，也是本剧超过以前才子佳人爱情剧的地方。但作者的伟大之处并不仅仅如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托之于浪漫的虚构，让杜丽娘“慕色而亡”后，仍不甘心，其幽魂在幻想世界里，继续追求理想的爱情。这就为杜丽娘性格的发展开辟了一个超现实的极为特殊的空间，为杜丽娘“至情”形象的塑造加上极为重要的浓重一笔，同时也对现实世界扼杀人性的精神压迫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和反抗。剧本写出只有在幻想世界里，杜丽娘才能和柳梦梅相爱结合，说明了这个幻想世界产生于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而且是为抗议和否定现实世界而存在的，因而艺术想象和虚构显得十分自然合理而又具有现实基础。它是以一种超乎异常而又为我们乐于接受的特殊形式，来反映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的。唯其虚构，更显真实，由此才能真正体现出《牡丹亭》浪漫主义的积极意义。
虽然，杜丽娘的爱情最后是以柳梦梅中状元后奉皇帝圣旨完婚的喜剧形式结局，但在这之前，杜、柳早已结为夫妇。在金銮殿上，杜丽娘热情爽朗，大胆地为争取来的爱情辩解，表现出一种斗争胜利后的喜悦。《西厢记》最后一句唱词是：“愿普天有情人皆成眷属。”《牡丹亭》最后一句唱词是：“则普天下做鬼的有情谁似咱！”两剧都提到了“情”，但后者的“情”的内涵更为丰富，体现了历史性的进步。这正是汤显祖作为伟大作家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或很少提出的东西，即肯定了由“欲”到“情”的自然合理要求，表现了由“欲”到“情”的升华过程，体现了个性解放的人文精神。在这里，“情”，狭义的理解即是爱情；广义的理解，即是人的自然要求。剧作通过杜丽娘的遭遇，表达了对青春难再的珍惜，对韶光流逝的惋惜，对纯真爱情的憧憬。这种人类共同的美好情感的艺术表现，使得《牡丹亭》既属于它那个时代，又超越它那个时代，而具有不朽的价值。
除杜丽娘之外，剧中其他人物也塑造得比较成功。杜宝夫妇作为封建家长，既有顽固保守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僵化穷酸的陈最良，是那个时代被科举和封建教条所奴化的典型，作者对他既有同情又有嘲弄。丫环春香天真活泼，娇憨不懂事，恰好成为对人生有着深沉理性思考的杜丽娘的对照。男主人公柳梦梅身上的才华与痴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个性也很鲜明。作者写这些人物，大多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因而显得真实可感。《牡丹亭》在艺术上显著的特色之一是富有浓厚的抒情气氛，可谓是一部美丽动人的诗剧。曲辞优美、艳丽、典雅、精炼，在当时就为众多曲家所称道，从而奉汤显祖为“文采派”的代表。当然，作为一部传奇名著，《牡丹亭》在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缺陷，主要是篇幅过长，结构松散，尤其是后半部李全兵乱、杜宝平叛的描写，虽然可能是迎合当时传奇演出冷热兼剂的需要，但毕竟游离于全剧爱情主线之外。与全剧张扬“至情”的时代思想主题和鲜明生动、光耀千古的杜丽娘形象相比，这些缺陷也就微不足道了。浪漫主义风格：为爱生而死，死而生；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浓郁的抒情场面，典雅绚丽的曲文铺排。
文化警示意义：
诞生于１６世纪末的《牡丹亭》，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
一是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人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褒扬像杜丽娘这样的有情之人，从而拨开了正统理学的迷雾，在受迫害最深的女性胸间吹拂起阵阵和熙清新的春风。身处明代社会的广大女性，确实有如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监牢之中。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寻欢作乐、纵欲无度；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女性的高度防范与严厉禁锢。用程朱理学来遏止人欲毕竟过于抽象，于是便用太后、皇妃的《女鉴》、《内则》和《女训》来教化妇女。当然最为直接。生动、具备强烈示范意义的举措是树立贞节牌坊。明代的贞节牌坊立得最多，这些牌坊下所镇压着的，是一个个贞节女性的斑斑血泪和痛苦不堪的灵魂。《明史烈女传》实收３０８人，估计全国烈女至少有万人以上。一出《牡丹亭》，温暖了多少女性的心房！封建卫道士们痛感“此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其间点染风流，惟恐一女子不销魂，一方人不失节”（黄正元《欲海慈航》），这正是慑于《牡丹亭》意欲解救天下弱女子之强烈震撼力的嘤嘤哀鸣。
二是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肯定了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以及生死相随的美满结合。千金小姐杜丽娘尚且能突破自身的心理防线，逾越家庭与社会的层层障碍，勇敢迈过贞节关、鬼门关和朝廷的金门槛，这是对许多正在情关面前止步甚至后缩的女性们的深刻启示与巨大鼓舞，是震聋发聩的闪电惊雷。杜丽娘的处境原是那般艰难。父亲拘管得那么严密，她连刺绣之馀倦眠片刻，都要受到严父的呵责，并连带埋怨其“娘亲失教”。请教师讲书，原也是为了从儒教经典方面进一步拘束女儿的身心。可怜杜丽娘长到如花岁月，竟连家中偌大的一座后花园都未曾去过；这华堂玉室，也恰如监牢一般……所以禁锢极深的杜丽娘反抗也极烈，做梦、做鬼、做人都体现出“至情”无限。
三是在商业经济日益增长、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的新形势下，对于正在兴起的个性解放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汤显祖所师事的泰州学派、所服膺的李贽学说乃至达观的救世言行，都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汤显祖没有像李贽、达观那样去硬拼，但他也在文学艺术领域开辟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新战场。
作为影响极大的主情之作，《牡丹亭》虽然表现出激情驰骋、辞采华丽的浪漫主义戏剧风格，但也必须看到，《牡丹亭》其实还未从根本上跳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轨道。特别是后半部戏在总体上还是遵理复礼的篇章，作者并没有彻底实现其以情代理的哲学宣言。他的个性解放思路尚未从根本上脱离封建藩篱，而只是对其中某些特别戕杀人性、极其违背常情的地方进行了理想化的艺术处理。乞灵于科考得第、皇上明断，这也是戏曲的常套之一。尽管如此，汤显祖还是封建时代中勇于冲破黑暗，打破牢笼，向往烂漫春光的先行者。《牡丹亭》也成为古代爱情戏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杰作，杜丽娘已经成为人们心中青春与美艳的化身，至情与纯情的偶像。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介绍“临川四梦”的另三部戏
除《牡丹亭》外，汤显祖还写有《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是在其早年创作《紫箫记》（未写完）基础上改作而成。原因是“曲中乃有讥托，为部长吏抑止不行”（《玉合记题词》）。此剧取材于唐传奇蒋防《霍小玉传》，不同的是，把李益负心，霍小玉含恨而亡的著名悲剧故事，改写成霍、李至诚相爱，中经曲折误会，终于团圆的喜剧结局。剧作对霍小玉的痴情予以浓墨重彩，描绘得生动感人，同样表现了作者对“至情”的肯定和赞扬。但相对而言，此剧立意和描写都比较一般，是四剧中较弱的一种。
《南柯记》和《邯郸记》是汤显祖继《牡丹亭》问世不久所写的最后两个戏，分别取材于唐传奇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沈既济的《枕中记》。《南柯记》写淳于芬与友人在庭中古槐树下饮酒，一日酒醉梦入槐安国，被召为驸马，与瑶芳公主成婚，从此仕途平步青云。在任南柯郡太守二十年间，政绩显著，举国欢诵，被升为左丞相。正当他红得发紫之时，瑶芳公主病逝，政治上失去后援，又乘醉与姑嫂纵淫，被右相段功诉于国王，结果断送前程，遭遣还乡。梦醒来，其酒尚温，方知大槐安国乃是大槐树下的蚁穴。后经契玄大师以剑斩断其情缘，才大悟万象皆空，立地成佛。《邯郸记》即是著名的“黄梁美梦”的故事。写好功名、嗜富贵的寒士卢生一日在小饭店中与仙人吕洞宾相遇，正谈话间，目昏思寐，此时店小二正在为他们做黄梁饭。卢生暂横榻上，吕仙便将所携磁枕为其枕之。卢生梦入清河富家崔氏，与其女结婚，得金钱无数。上京应试，遍赂权要，举为状元。荣归时节，他利用执掌制诰之便，为夫人捞取了“五花诰命”封赠。他“开河凿石”，竟用“盐蒸醋煮”之法获得成功；边关吃紧，他又以“御沟红叶之计”大破吐蕃，建立奇勋。然而却遭到宇文丞相忌谗，险些送命。最后历经宦海风波，终于位极人臣，实现了早年追求的“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的愿望。但结果活了八十多岁，仕宦五十余年，却丧命于“采战”之术。卢生醒来，黄梁未熟，终悟功名富贵乃是虚幻，追随吕仙而去。
《南柯记》、《邯郸记》的创作，标志着汤显祖由爱情题材扩大到社会政治题材，力求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反映晚明时期政治的黑暗腐败，透射出有识之士对社会人生出路的痛苦探求和无奈感受。剧本虽然通过荒诞的梦幻情节，描写淳于芬、卢生荣辱兴衰的一生，笼照着佛道思想的浓云密雾，但却深刻地描绘出明代官场的尔虞我诈，营私舞弊，贪污腐化，高级官僚纵情享乐等种种丑行，反映出人生富贵穷通的变幻无常，名缰利锁和“一点情”所带来的难以摆脱的种种苦恼，寓意警拔，发人深省。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说：“记中（指‘后二梦’）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宦途习气，足以考万历年间仕宦况味，勿粗鲁读过。”明王骥德《曲律》评价两剧时云：“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道出了两剧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和过人胆识。
“四梦”之比较：从题材看，前两剧为儿女风情戏，以女性为主角；后两剧为政治问题戏，以男性为主角。从审美倾向看，风情戏的主要基点是对人物发自内心的肯定，充满热情的赞颂；而政治戏的基点在于对主要人物及其所初环境的整体否定。从曲词看，风情戏艳丽多姿，政治戏尖锐深刻。汤显祖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