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还乡》套曲是元曲家睢景臣所作的著名套曲之一。套曲的体制是用同一宫调中的曲子若干支联缀成一套来叙事抒情的，是没有说白的纯粹歌曲，如果加上说白就成了杂剧的形式了。套曲通常又称为套数。睢景臣的生平事迹，我们知道得不多。据钟嗣成《录鬼簿》说，景臣在元大德七年从扬州来到杭州才和他相识。知道他很爱读书，心性聪明，精通音律。当时扬州的曲家都用高祖还乡的题材作套曲，以景臣所作的为最新奇，压倒其余各人的作品。
这个套曲是用般涉调中八支曲子组成的。第一支为〔哨遍〕，第二支为〔耍孩儿〕，第三至第七支为〔煞曲〕，其中五煞四煞等是同一曲子的连续用，第八支是〔尾声〕。
全曲借用一个乡民的口吻， 揭露了 “帝王之尊”的虚伪与可笑。
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恢谐,嘲讽的基调。 《耍孩儿》、 《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 《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
第一支曲是从高祖未到时乡民准备迎接写起。把乡中得到消息的情况写得忙忙碌碌地骚扰不堪。社长是传布消息的。王乡老和赵忙郎是执行迎接典礼恭献酒食的。社长布置下的差使，既要清除道路，又要征发夫役，不能推托，也不能当作寻常的差使看待。“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是写一般天真的民众听了这消息，心中不明白要迎接的是一种什么人物。“车驾”“銮舆”都是指皇帝乘坐的车子，也是用来代称皇帝的，但是一般民众却不知道，所以大家不免纷纷议论，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想。“畅好是装么大户”是很好装饰成阔佬的意思。这王乡老和赵忙郎两位大约是乡中比较出色的人罢。他们戴着新刷净的头巾，穿着刚襁好的绸衫，居然显得阔绰了，也就够执行迎接“车驾”的任务了。
第二支曲写的是皇帝的先头队伍--乐队和旗队。王留是领乐队的，“一火乔男女”是奏乐的人们。因为他们的动作乡民们不曾见惯，觉得希奇，所以用“瞎”和“胡”来形容。“一火乔男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伙怪家伙”的意思。旗队中共有画着五种图案的旗子。也就是古书上所谓“日月为常”“鸟隼为旗”“龟蛇为旐”之类，但是乡民们不知这些名目的，他们只见了些白兔呀，乌鸦呀，学舞的鸡呀，生翅的狗呀，缠在胡芦上的蛇呀。作者在这里，用意写出乡民们从未见过的这些排场，心中觉得可怪，另一方面，却含着轻视的意味。
第三支曲是写仪仗队。这些叉呀，斧呀，像甜瓜苦瓜的金锤呀，都是用来吓唬人民的东西。这些枪尖上挑着的马蹬呀，铺了鹅毛的扇子呀，都是用来壮观瞻的东西。但是从天真的乡民们看来，都是些“不曾见的器仗”，拿着这些东西的人们都穿上花花绿绿的制服，也是他们从没见过的“大作怪的衣服”，所以说是“乔人物”。这个“乔”字含有假扮的和奇异的意思。
第四支曲是写车驾前的侍卫，车驾后的扈从宦官等和宫女们。曲柄黄罗伞下就是这位高祖皇帝的御驾了。
第五支曲正写乡老们向皇帝行礼，和皇帝大模大样地接受的态度。
曲中连用“那大汉”三字，已经很够做皇帝的架子了。以他那种“觑得人如无物”的态度，却还“挪身着手扶”，已经够客气的了。这里最奇的是这个大汉子皇帝原来是位相识的人，而且认清了以后，险些儿连胸脯也气破了。
第六支曲即从觑破这大汉的人口中把这位大模大样的皇帝的“根脚”“从头数”出，使得前面那些乐队、旗队、仪仗队，那些驾前侍卫，驾后扈从和宫女们，都显得是摆的臭架子，空排场了。前面那样热闹烘天，到这里全化为乌有了。这时大模大样的皇帝已毫无神秘的意味，也不是什么“奉天承运”的天子了。作者本意是要把皇帝并不是什么天生圣人的意思十分突出地表示出来，这一点是成功了的，但同时却又把一个好酒贪色不爱劳动的刘邦说成“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的人，似乎有轻视劳动的意思。其实皇帝出身平凡，并非可气，而是作了皇帝，回到故乡，摆出这些臭排场，却是令人生气。《史记》上说高祖看了秦始皇出巡的行列，羡慕得很，当时就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可见他荣归故乡，一定是要夸耀乡里的。作者想是根据这些记载来加意描写的。
〔一煞〕这支曲子作者想更有力地把这位皇帝的无赖行为，索性揭发出来，嘲弄他一番。于是把“采桑”“借粟”“强秤了麻”“偷量了豆”的事实说得有凭有据。我们从《史记》上看高祖曾向王媪赊酒吃，欠她的酒钱很多。说是王媪见他醉卧时，其上常有龙，怪之，不要他还。又说有一次沛县长官有贵客，沛中豪杰吏皆往贺。萧何管收贺礼，吩咐贺钱不满千的，坐在堂下。高祖本来不持一钱，却诳说我的贺钱万贯，这样就被他混了进去，见着了贵客。可见这位皇帝原来是个无赖子弟。作者从这些记载中编撰出上面那些事实原是可以的。但是认识皇帝这位人的身份，我们看来却有问题。他说刘邦采了他的桑，借了他的粟，零支了他的米麦，强秤了他的麻，又偷量了他的豆，然则他必定是一个家私富裕的人了，是富豪或是地主，都有可能。照作者的说法，刘邦固然有些无赖，而借粟，支米麦，却不过是因为贫穷罢了。作者本意在强调刘邦的无赖，却无意之中，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看不起贫苦民众的意识暴露出来了。当然，这是我们今日的观点，在作者那时是不会这样看的。
尾曲全用滑稽笔调来结束全套，是曲家最本色当行的手法。这位乡友居然向皇帝讨债，已经够滑稽了，还说“差发内旋拨还”，“税粮中私准除”都可以，并且说出“谁肯把你揪摔住”，你又何必“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更是出奇了。总之全曲把皇帝的排场逐步增强，到了三煞曲，是达到最高度，忽然，奇峰突起，这位尊严的皇帝却原来是连他的“根脚”都熟悉的人，于是倾筐倒箧般把他的无赖行径都说出来。于是所谓皇帝也者，就毫不足奇了。这种写法是作者艺术性的高度表现。他是把外表尊严的神圣的一面，和内在平凡的丑陋的一面，两两相形的写法，突出地显示，使读者自然感到惊奇。他之能压倒同时的作家也就在此。不过我们要批判他的却有两点：一点是他那知识分子的落后性，一点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他那轻视劳动和贫苦人民的缺点是无法替他回护的。尽管他在于嘲弄封建统治者这一点写得有声有色，很透彻，很成功，笔调也很轻快犀利，却仍然是“瑜不掩瑕”。这是为历史所局限了的。
元代曲家的共同思想，就是把帝王卿相，富贵功名，看成一钱不值，或用嘲弄的口吻，或用轻蔑的语调，或用叹惜的神情，使得那些封建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都成为可怜可厌的东西。这些曲家虽没有去参加革命事业，也没有明目张胆拿文学作宣传鼓动的武器来提倡反抗，却用他们的歌曲，表达了对统治者用来笼络人才的工具--富贵的极端轻视。他们的歌曲既能通俗，又唱来悦耳，因此流行民间很是广泛，也因此得到宣传鼓动的功效于不知不觉之中。使得一般人心目中对于封建统治者已不再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了。所以一旦统治者的权力发生动摇，或压力得到反抗，就随处有人起而推翻他。元末农民起义的事件，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终于元朝皇帝的统治地位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当然，那时农民起义的最大原因，是由于蒙古人和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由于绝大多数穷人被压迫被危害到无以为生的地步所造成。但元曲家能影响人心，也就是此种不平等和迫害的反映，所以容易鼓动一般民众的心理使之反抗。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的潜在力量非同小可。至于为什么元代曲家不约而同都有这种思想？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南宋偏安以来，辽金元三朝都以武力蹂躏汉人，元人的威力更大，压迫也更重，一般知识分子的出路，全都壅塞，民族的愤怒和个人的怨恨，结成一气，自然会发生这种结果。知识分子如此，一般民众的痛苦更不必说了。我们翻一翻元史，也就不以为奇了。从文学发展上看，也很自然会产生这种作品。文学是必然要以内容来决定和改变形式的。元曲家的思想内容变了，元曲的形式必然也随之而变。古典文学中，元曲是生面别开的。在他以前的各体文学都是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在元曲便哀而伤，乐而淫，怨而怒了。以前的文学要含蓄，元曲却贵于痛快。虽然以前的文学非绝无与元曲相同之点，元曲也非绝无与以前各体文学类似之处，但从全面去看，从实质去看，它是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精神。虽然它有时因过于伤，过于淫，过于怒，使得许多作品被淹没了，甚至被人诟詈，但它自有它的不朽的价值。这是所有读元曲的人的同感，不能不认为是祖国文学中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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