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琪
最高尚的文学艺术应使作者和读者之间达到默契,引起读者共鸣。就以“汉园三诗人”而论,何其芳以艳丽和流畅著称,《花环》、《预言》令人目不暇接。卞之琳的隐喻和矜持把新诗引向一个新的高度,变化多端的句法和章法使人赞叹。而李广田却以其朴实无华、真挚和深厚赢得了读者,尽管他的早期诗作中也有清新、飘逸的精品:一颗流星坠落了,/随着堕落的/有清泪。/想一个鸣蛙的夏夜,/ 在古老的乡村,/ 谁为你,流星正飞时,/以辫发的青缨作结/说要系航海的明珠/作永好的投赠。/想一些辽远的日子,/辽远的,/沙上的足音……/泪落在夜里了,/像星殒,坠入林荫/ 古潭底。(摘自《流星》)
然而,他的大多数诗作和散文却饱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其早期诗作《地之子》中写道:“我无心于住在天国里,/因为住在天国时,/便失去了天国,/且失掉了我的母亲,这土地。”或许他的大量散文创作像小河流水不断流淌,“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从而淹没了他的诗名。况且,其中晚期诗歌创作可能过于散文化,按其大学同学、诗友卞之琳的说法:“中外古今的常例是:写诗一般都在较年轻时期达到高潮。”(卞之琳:《李广田诗选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这种经验之谈,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三诗人(拜伦、雪莱、济慈)和“汉园三诗人”均不例外。
李广田开始创作以诗名,由于一本《汉园集》(与其北京大学同学卞之琳、何其芳的三人诗合集)出版后在文学界影响深远,日久天长,“汉园三诗人”一词被人们广为流传,为文学界所称道,因而获得美誉。
大学先后毕业后,三人各自东西,或许是兴趣他移,在李广田后半生的创作生涯中以散文、评论为主,尤其是散文。我曾不止一次读过他的散文作品,紧紧抓住我的是那情真意切的表述和悲天悯人的内涵,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关(李广田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草头庙村一农户家庭,十五岁前入乡塾和乡村初级小学读书并经常在田间劳动)。
从李广田的全部诗文来看,内中几乎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其内容均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和事以及山山水水,恰恰就是这些小人小事,经过作者的白描手法,传递给读者一种亲切感:
“但在我平原人看来,却还不如秋风禾黍或古道鞍马为更好看,而大车工东,恐怕也不是你们山水乡人所可听闻……我读了你那些山水文章,我乃想起了我的故乡,我在那里消磨过十数个春秋,我不能忘记那块平原的忧愁。”
作者在他祖居的平原上生长,度过了幼年和童年,凭着一块石头和几处低地,梦想着这方的高山与大海,于是写下了题名为《山水》中的一段。
1944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初版为1936年,1994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重新排印的散文集《灌木集》可称之为他的代表作,可选作品充分体现了:“但我的脚印却永踏着土地,/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摘自作者1933年诗歌〈地之子〉),现录其中〈桃园杂记〉一段,即可见其散文风格:
“……最好的时候大概还是春天吧。遍野红花,又恰好有柳绿相衬,早晚烟霞中,罩一片锦绣画图,一些用低矮土屋所组成的小村庄,这时候是恰如其分地显得好看了…… 我很担心,今后的桃园会变得冷落,恐怕不会再有那么多吆吆喝喝的肩挑贩,河上的白帆也将更见得稀疏了吧。”
作者或许是出于自谦,将其散文称之为:“比之于那些高大而坚实的乔木,我这些小文章不过是些丛杂的灌木罢了。”(〈灌木集〉序,1932年,昆明)。无独有偶,卞之琳在1979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汇集《雕虫经历》中,亦自谦为古语所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两位作家之所以自谦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不过,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大学问家,文坛名人(当然也包括自然科学界名人)皆虚怀若谷,不事张扬。李广田、卞之琳两位作家其诗文一般均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作为他们的学生,在当年南开大学课堂上和之后数十年与他们的频繁交往中,我深深感受到在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琳师平素沉默寡言,与其熟识后他又十分健谈,教书、译作精雕细刻,一丝不苟;广田师热情真挚,平易近人。在我和他们交谈和书信往来中,彼此之间似乎不是师生关系,更像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补记: 2005年10月,我曾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为题谈及卞之琳、何其芳的早期诗作,文章发表后一些文友曾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篇文章有意或无意漏掉了“汉园三诗人”另外一位--李广田?朋友提出这个问题早在我意料之中。当我落笔写《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时曾考虑再三,虽然谈的是卞之琳、何其芳的早期诗作,我把论及的范围缩小到仅限于爱情诗,而在李广田早期诗作中没有一首涉及爱情,故而从略,拟择日另写一篇文章以纪念我的老师诞辰100年。
(另:由于本文作者笔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一文第四节第四行中,‘1936’应为‘1937’。今借此文之末改正,以免以讹传讹。)
2006年10月-11月成都--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