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诗经》的文学价值，认识其表现形式，培养鉴赏能力。
2、过程与方法：运用朗读教学法。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热爱祖国优秀文化的感情，吸收有益的成份。
教学重、难点：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教学过程：
一、整体把握
静女
这首民歌以一个青年男子的口吻叙写与情人幽会的情景。开篇先写了少女的羞怯与顽皮，男子的急切与热烈。接着写少女赠送爱情的礼物--从牧场上采来的茅草。最后直抒胸臆：茅草之所以非常珍贵，是因为它是心上人为我采来的。
这首民歌运用通俗明白的口头语言和对比烘托的手法，生动地再现了远古时期青年男女密约幽会的爱情生活。感情真率，纯朴自然。
氓
1.故事和人物
这是一首叙事诗，它以一个女子自述的口吻，讲述了她自己的婚恋悲剧。诗的一开头从两人定情写起，“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口气活泼俏皮，见出女主人公率真直爽的个性。“送子涉淇……秋以为期”，写她虽然责怪“氓”没有请媒人来正式提亲，没有立即答应“氓”的求婚，可是面对生气恼火的“氓”，她情意绵绵地一路相送，并温柔地劝慰他，最终答应秋天办婚事。这几句表现了她是一个温柔而有主见的女子。从诗的最后一章里的“总角之宴，言笑宴宴”来看，两人小时候是邻居，关系很融洽，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两人的家离得比较远。因此，两人之间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础的，“氓”贸然来求婚并不冒失，女子答应了他也不是出于轻信。
两人关系明确后，女子开始享受甜蜜(有时候带点苦味)的恋爱生活。“不见复关……载笑载言”写出了女子对爱人的深挚依恋。“尔卜尔筮……以我贿迁”写两人很顺利地结婚了。
“桑之未落……不可说也”是议论性的诗句，它暂时中断叙事，却又隐隐暗示了接下来故事的走向。“吁嗟鸠兮……无与士耽”连用两个感叹句，语调激切，以警醒、提示的口吻劝告所有的女性；“士之耽兮……不可说也”，语气舒缓下来，流露出女主人公的无奈和无助，令人同情。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两句，透过桑叶衰败的景象让人预感到不如意的事情终究发生了。第四、五两章总括婚后生活状况，并表明两人关系破裂的原因在“氓”。雪上加霜的是，女子的兄弟不但不同情她，反而笑话她，她只能自己伤心!回忆至此，女主人公的心情低落到极点。
最后一章表明女子决绝的态度。回想幼年时的欢乐、恋爱时的盟誓、婚后的变卦，怨愤、留恋、痛苦等复杂情绪一时都涌上心头，但她已经对“氓”彻底失去了信心，只有干脆明了地说算了吧!这种处理方式表现出女子的清醒与坚强。
2.叙事、抒情、议论熔为一炉
全诗以叙事为主，不过，女主人公在回忆中的感情变化不时打断叙事，加入一些感慨和议论。例如，当她讲到两人由恋爱到结婚时，就中止叙述，用形象的比喻劝告女性不要过于相信男子的爱情，表现了她后悔、痛苦的心情。第四章讲到婚后男子行为蜕变的时候，她怨愤地骂道：“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最后一章则全是女子的感情表白，抒情性强。
二、问题探究
1.《氓》中哪些诗句是比兴句？好处是什么？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及“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是比兴句。这两处使用比兴手法的好处有：
结构上：①在叙事中插入比兴句，使叙事暂时中断，这样就避免了叙事的平铺直叙，一览无余；②所插入的比兴句在内容上又起了暗示作用，读者能从中意识到女子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因此，叙事的线索似断实连；③诗的前半部分写婚前，后半部分写婚后，中间的比兴起过渡作用。
内容上：①比兴句唤起人丰富的联想。“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一般认为它们分别比拟女子容颜的润泽和衰老，并相应地推测女子年长色衰是“氓”变心的重要原因。不过，也不妨理解得宽泛些，比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给人以生机勃勃的感觉，如同女主人公和“氓”之间情意浓密时；“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的景象，则如同两人感情枯竭时。②用女子很熟悉的桑树作比，与女主人公劳动女性的身份非常切合(从“抱布贸丝”一句来看，她养蚕做丝)，富于生活气息，同时还暗示了她的勤劳。
2.“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为什么一直备受人们的赞赏？
这四句诗里含有两个典型画面，一是春天里微风轻吹，柳枝飘拂的画面，一是寒冬时节雪花纷飞的画面，抒情主人公的感情就蕴涵在这两个画面中，而没有明说出来。这样，以景写情，情景交融，显得既富于形象性，又含而不露，耐人寻味，给读者的欣赏活动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清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这样评价这四句诗：“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也就是说当初离家出征的时候，心里是悲伤的，却用杨柳春风这样的明媚春光来反衬；如今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是高兴的，却用大雪纷飞这样的严寒景象来反衬。王夫之认为走在回乡路上的士卒心里是“乐”的，这种理解未必正确。这位士卒一直非常牵挂家里，心里非常痛苦，当他终于能够结束服役回家的时候，他的心里不只是单纯的高兴，而是百感交集。他希望马上能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而同时又会不由自主地担心家里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因为自己离开家已经很久了。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的对比给他一种不胜今昔之感，正符合此时他复杂的感情。
三、有关资料：
<一>、《诗经》的编排分类
前人有“六诗”“六义”“四始”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太)师》中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里，“六诗”又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至于《毛诗序》中又把风、小雅、大雅和颂说成是王道兴衰之所由始的“四始”，则是出于封建礼教的观点对《诗经》所作的曲解。
《诗经》中的“风”是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大多数是民歌，最富于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风”又分为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国风，共160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共105篇，又分“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74篇，用于贵族宴享。“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又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诗经》各部分的产生时间，一般认为“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于西周前期，“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一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和周室东迁之初，“国风”中除有一些西周时期的作品外，多数篇章以及“鲁颂”“商颂”的全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就具体篇章说，产生年代最早的是《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它们是周的早期史诗，其原始形态在武王伐纣之前可能就已存在。产生年代最晚的是《陈风株林》，内容是讽刺陈灵公的，当作于鲁宣公十年(前599年)之前。
<二>、《诗经》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解释比较通行。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比就是譬喻，对人或物加以形象的比喻，使其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如《风相鼠》《魏风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恶；《卫风氓》中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盛变衰。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兴同诗歌内容有一定的联系。如《周南桃夭》是一首嫁女诗，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邶风燕燕》是一首送别诗，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时的差池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恋之情。比兴手法的运用，能加强诗歌的生动性和鲜明性，增加诗的韵味和形象感染力。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有很大影响。
《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如《周南汉广》；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如《周南关雎》。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诗经》中还运用了叠字、双声、叠韵等修辞手段，如“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萧萧，鸡鸣胶胶”，其中的“凄凄”“喈喈”“萧萧”“胶胶”都是叠字；双声如“参差”“踟蹰”等；叠韵如“窈窕”“崔嵬”等。这些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不仅增加了诗的音乐美，而且表达出细微曲折的思想感情，描摹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三>、《氓》浅析
《氓》是《诗经》中一首带有叙事性质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位被损害、被遗弃的妇女的自述，描写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夫妇间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事件。诗中女主人公无可告示、无处申诉的哀苦、难言的悔恨和决绝的心志，至今读来仍使我们深为感动。
全诗共分六章，每章十句，全部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写成。
第一、二章是女子追忆当年恋爱、结婚的经过。诗歌开篇便推出一位男子的形象，“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氓”是对一般男子的称呼，诗中“抱布贸丝”的氓，看来是一位做贩丝生意的小商人。“蚩蚩”可解作“敦厚之貌”(《毛传》)或“殷厚之貌”(《后汉书崔骃传》)。需要说明的是，现今一些注释认为“氓”是对诗中男子的鄙称(顾栋高说)；改“蚩蚩”为“嗤嗤”，释作戏笑之貌(马瑞辰说)，译成嬉皮笑脸。这样解释我以为略有不妥：“氓”来向女子求婚，他当时的容貌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轻浮、谄媚的印象，而正相反，他略带痴憨的外表却取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主人公在回忆初恋情景时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在下文也可以进一步证明。“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在相送的路上，女子应允了“氓”的求婚，并且约定了婚期。从她宽慰男子的话语中，可以推知“氓”曾急切地要求立即成婚，以至一度愠怒，而女子轻信了他的“热情”。“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诗句所表现的处在热恋中的女子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女主人公每每痴情地登上围墙，伫立远望，她焦灼不安地盼望着与男子见面，等待着婚期的到来。此处的“复关”，犹言重关(用王先谦说，见《诗三家义集疏》)，当指“氓”所居住的地方，这里诗句以地名代指人。“氓”终于来了，女子欢天喜地地迎接他，“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既然卜龟算卦都是吉兆，女子就带着她的财物，坐上男子的车和他一起去了。
朱熹称此两章：“赋也”，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诗人是采用了直接铺陈的叙事手法，而同时我们又在女主人公的叙说中明显地感到她深深的懊悔之情，她懊悔自己的沉溺于爱情，懊悔婚事的简单而仓促。第三、四章转为抒情，她以追悔的口吻发出悲伤的感叹。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女主人公以桑树的繁茂，比喻男女未成婚时情意的浓厚，以斑鸠贪食桑葚比喻自己的自陷情网。她在婚后不幸的境遇中，痛切地感到男女在爱情生活上的不平等，她向广大的姐妹们发出呼喊，告诫她们千万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第四章首句仍以桑树作比，“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女子以桑树的日渐凋零比喻夫妻情意的淡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婚后多年的生活是贫困的，但女子并未因贫穷而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对于男子的“贰其行”，她禁不住大声斥责：“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诗句中的“三岁”，泛指多年，并非实数。“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历来有两种解释：《毛诗正义》据郑笺释为“言己虽知汝贫，犹尚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另一说认为此指女子被休弃后渡淇水而归的情形。根据前后诗句语气的连贯，我们以为用第一说较为妥当，女子自诉婚后的贫苦生活，想到当初毅然渡淇水而来，至今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男子的事，而他却三心二意，因此好不怨恨。至于女子是否已被休弃归家，这只能是推测。
三、四两章中，无论是女主人公从切身的沉痛教训中发出的带有哲理的慨叹，还是她对丈夫的怨恨和斥责，都充分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卑下地位和普遍遭受到的不平等境遇。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第五章开头四句简要地概括了她多年来的劳苦生活，她任劳任怨地承受着家庭给予她的重担。可是丈夫不但不体谅她，反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成家立业、占有女人的目的都达到了，他就开始粗暴地虐待她。回娘家只有遭到弟兄们的嘲笑。女子“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最后一章女主人公在无法排解的悲伤中表示了自己决绝的态度。“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许多注本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一句推想这女子未成年时即与“氓”相识，但这毕竟是猜测。这几句我们认为亦可这样意译：“淇水有岸，隰也有畔，小孩子在一起玩，说说笑笑自然谁也不计较，堂堂男子发誓赌咒，想不到竟说了不算!他那些背信弃义的事我再也不想了，就这样算了吧!”
全诗为我们展示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卑鄙的男子“氓”的形象。虽然这个小商人看起来很老实，但实际上却是个无感情、无信义、自私自利的坏家伙。他以虚假的热情欺骗了淳朴的少女，用谎誓空咒赢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人对他来说是劳动力和满足私欲的工具，一旦骗取到手，便露出了卑劣、凶暴的本相。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善良、热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勤劳、淳朴、不畏贫苦，与“氓”结婚后，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氓”身上。然而婚后丈夫对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侮，使她“及尔偕老”的愿望完全破灭了，她由忍耐、不平而转为怨恨，终于发出痛楚的呼喊。诗中表露的她的怨恨更多于悲伤。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受的压迫和欺凌。
在《诗经》中可视为《氓》的“姊妹篇”的是《邶风谷风》。《谷风》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被遗弃的女子，不同的是她对喜新厌旧、已经另娶新人的男子仍抱以极大的希望。她对亲手操持起来的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想到自己在这个家中已无一席之地时，她痛苦万状。“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偕死”，她悲戚的哭诉和哀求与《氓》的女主人公相比显然是过于凄怆而柔弱了。自然，无论是怨恨还是希求，对于强横的夫权加在她们身上的重压说来，她们都是永远备受蹂躏的弱者。
千百年来，《氓》的诗意一直受到严重歪曲。《诗序》曰：“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卫宣公确是个荒淫无耻的国君(可参看《左传》桓公十六年的记载)，但是当时民风如何，《氓》是否为此时之作，完全是汉人的臆断。为维护封建婚姻礼制，历代牵强附会之说甚多。《诗集传》斥诗中女子为“淫妇”：“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把有伤风化的种种根源归罪于妇女的淫乱，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做法。
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氓》亦有着突出的特点，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全诗是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形式写成的，诗人成功地运用了边叙事边抒情的手法，在叙事中抒情，又在感情的抒发中将人物的身世、遭遇徐徐道出，两者有机地融合，对于充分表现弃妇又怨又恨、又要完全忘却，又无法摆脱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一手法不仅为后代许多类似题材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并对我国叙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