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尘
从小就对“学问”一词心怀敬意，继而对能“做学问的人”也充满仰慕。
后来上了大学，老师说：“现在的文科生国学底子太差，将来很难做学问。”
只因老师这一句话，便去图书馆抱来一堆孔孟程朱，发愤读了一通--我当然属于
“现在的文科生”却又对“学问”很神往--结果是囫囵吞枣，有如“风过驴耳”。
于是老师又提示：不妨读读钱钟书。潜台词的意思很明白，钱老就是个大学问家呵！
而老师本人则是位“钱学”研究者，且有专著面世。再试一回，效果仍不理想，一
番自嘲之后遂不再做“学问”的梦想。有意思的是，钱老的书虽未能“点化”我的
榆木脑袋，可有关“钱学”的大量研究著述倒让我读出了一种治学心态--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
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一本书，封面上大大印着四个字：文化昆仑。心里怦然一跳，
谁有这么大的头衔？当年郭沫若称赞毛泽东也不过是天上有两个太阳而已。再一细
看原来是钱钟书，这是一部研究钱老的论文集，且撰写者大都是有头有脸的学界精
英，很权威，绝非一般毛头百姓的跟风起哄，尽管通篇赞扬、溢美之辞扑天盖地。
也难怪，王朔谁都敢骂足够勇敢吧？但我们似乎还未听他有一言半语沾过钱老。由
此我想起了另一句话：高山仰止。这与“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是同一种心态。那座
山究竟有多高？能引得无数文人尽折腰？《围城》无疑是这座山峰最坚实而广大的
基础，看的人多，评的人也多；半山腰是《谈艺录》、《七缀集》，已经是有点儿
在云中雾里了；而山顶上就是那号称壁立千仞的《管锥编》，正是这部巨著成就了
山顶一派金光笼罩。
我也买了一套《管锥编》，却只能把它当字典用，因为它的确是广博、甚至是
杂博的。而“博学”恰恰是“朴学”家的一大特色。朴学即考据学，发端于明末清
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当时巨大的社会动荡使顾、黄等一干儒士反观宋明理
学，以整肃典籍为己任，反省自身；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穷经研史，由此开一代学
风之先。其出发点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其学术目的是“摒宋复汉”，治学方法上
有些近似于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批判：波普尔将其证伪学说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
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的驳斥，剥下柏拉图所披着的苏格拉底的外衣，以还苏格
拉底的本来面目。朴学的真正兴盛是在乾嘉之世，注经注诗之风蔚为大观，著作与
才子也层出不穷。但由于满清严酷的文化统治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惰性，治学
渐由“经世致用”转而钻进“象牙之塔”，原本由疑古而引发的探求真理之举至此
已经背离了其所追求的目标。掉书袋式的卖弄、僻典僻字的发掘成了文人治学的时
尚。以至清一代的学问仅限于“考据”，乾嘉学派的学术贡献止于部分古籍文献的
整理与发掘。
而《管锥编》无疑是乾嘉注疏余波之集大成者，钱老的治学方向与态度可说是
将这一学风发挥到了极致。如《宋诗选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钱老的选本确实
是最好的了，注得亦精彩。可是一到点评就差强人意，拿一本袁中郎的《随园诗话》
一比较，便可见钱老掉起书袋来头头是道，自己的观点却全无出彩之处--须知真
正的学问不在字句上，而在于思想。又 如《谈艺录》，一条“文不必如其人”亦可
见钱老的治学之道。 兴许钱老胸中积聚的资料实在太多了，不释放出来就会爆炸，
于是乎洋洋数十卷《管锥编》终于出炉了。钱老学到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但却
未能弘扬其最初的治学精神，即由怀疑而溯本求源的精神。老先生可能是注顺了手，
随便抓一本古书便注。然而，即便以钱老的广博，有些领域恐怕也是进不得的吧？
如《易》经，如《焦氏易林》。我曾向一位《易》学专家请教钱老的《易注》，他
的回答令我哭笑不得--钱老注《易》就好比说：这本数学书的平仄不太合韵谱 。
钱老的最大优势是用典，不论小说、散文还是随笔，典故的运用比比皆是。尤
其是诗歌，钱诗的用典恐除黄庭坚、吴梅村外无出其右，只是忘记诗原本为何物了。
袁中郎《随园诗话》云：其隶事不隶事，作诗者不自知读诗者亦不自知，方可谓之
真诗。《围城》的用典更可谓丰富繁杂，可惜过分缺乏节制，大量的典故和书袋如
泉喷涌，虽也有趣，但妨碍了行文的节奏和流畅，使叙述语言显得格外啰嗦，甚至
影响到小说的整体结构。有些用典亦太直白，如方鸿渐便是典出《易》之“渐”卦，
单看卦象即可知小说的故事脉络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围城》继续写下去，
方鸿渐的结局应该是奔赴延安才对，其余人物均典出有据--在西方，如茨威格，
如昆德拉，这些作家很容易就是一个思想家，而中国的文化大师更多的则是比赛谁
的记忆力好，谁知道的典故多。这似乎也是一种传统？旧时一个文人如果不知道一
些奇怪的士林秘闻、学界趣谈，仅有个人的看法，那是混不下去的。清朝的张之洞
该是个开明人物，但手下的官僚若对士林秘闻和文化典故所知不多，大都没好日子
过--有关这方面的缺憾，哈佛大学博士赵一凡先生曾作专门研究，并有文章见于
《读书》，不必我在此多聒噪。
无意诋贬钱老，以我的学识也断不能对钱老的学问说长道短。我想说明的是：
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却是每个学人都应具备的。“高山仰止”、“可远观而不可亵玩”
作为对一位有成就的学者的崇敬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应当提倡，但若变异为一种治
学态度和精神就不仅滑稽，且十分有害。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终可能
演绎成一个妖怪。尤其在钱老已被树为“文化昆仑”、“钱学”于世的今天，治学
态度和治学精神的任何偏离都会导致“钱学”研究陷入谬误，并给我们的学风带来
负面影响。如是，钱老固然还是钱老，但“钱学”的研究者们就难逃“拉虎皮做大
旗”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