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境界 紫丁
「终于……！」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秘书宣布中国作家高行健获
奖的话音未落，从包围他的记者群中，一个记者迫不及待地用瑞典文
高叫起来。终于有一个中国作家获奖了，瑞典人也终于一偿宿愿。整
整一百年，中国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上缺席，不光是普通的瑞
典人觉得遗憾，就是皇家文学院的那些尊贵的评委们，也一直在诚恳
地检讨：一个世纪中，他们在评选文学奖上所犯的「欧洲中心主义」，
以及对中国这个东方文学大国的忽视。
一，百年缺席促成一人优势
也许就是这种改正「错误」和急于补偿的负疚心理，使得在中国
和瑞典都一样名字陌生的高行健，在21世纪伊始，意外地接到了这个
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金苹果。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坐在巴士上，我耳边不
断地听到瑞典语的广播和议论：「这是第一个中国作家获奖」。回到
家里，电话里传来瑞典朋友的祝贺：「恭喜你的同胞获奖！」
瑞典人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不能不诚实地对生性诚实的他们说：
「我很遗憾，当瑞典皇家文学院终于决定颁奖给一个中国作家时，我
们最伟大的中国作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确实不认为高行健先生是我
们中国的伟大作家。」说这些话时，我心里隐隐作疼。我心疼的是：
当鲁迅、沈从文、老舍等人写出伟大的作品时，瑞典文学院院士里没
有一个人懂中文，也没有几个人对遥远的东方文学感兴趣。而现在，
他们只能在被专制社会摧残得已经边缘化了的文学「矮子国」里，去
勉为其难地挑选一个「代表中国文学」的人。
总算把这个奖颁给一个中国人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说他们「终
于松了一口气」，可见中国人的百年缺席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多
大。然而这些好心的先生们可能没有想到，当他们终于完成这个照顾
性、指标性的任务时，却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一个金灿灿的大苹果变
成了不那么可口的青苹果。事实上，百年来的诺奖评选，这个金苹果
时而红，时而青，时而半红半青，这全看每一届评委中十几个瑞典人
的国际视野、鉴赏趣味、语言能力和文学理论水平。只要看看本届评
委中有多少人懂得亚洲语言和文化，就可以知道这一次的苹果为什么
这样青涩。
恕笔者直言，作为执行诺贝尔遗嘱的一个工具，瑞典文学院从来
就有力不能逮的胜任问题，他们没法不受到文化、语言及地域环境的
限制，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并一直在力图改进的问题。然而，正如中
国北京大学再也找不到蔡元培那样的校长，找不出胡适那样高水平的
教授，今天的瑞典文学院院士是否比他们的前任更合格，同样令人不
敢乐观，他们的能力与诺奖要求的「覆盖全世界的文学」的宏大愿望
相比，尚有不小的距离。
其实，目前瑞典文学院手头拥有的他国候选人名单，不说高手如
云，也是阵容可观，但他们都没有高行健的一个最大优势：即中国文
学百年缺席，以及它所造成的评委们的心理内疚与急切感。因此我们
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令人遗憾的百年缺席，促成了一个中国人的入选
优势。这对其他各国更为优秀的作家，不能说是一件公正的事情。据
笔者所知，其他国家比高行健更具资格获奖的至少有一长串名单，这
里只略举几位：
有「灵魂的生态学家」之誉美国文坛宿将梅勒；描写二战的作品
闻名于世、对本民族性格作深刻反省的荷兰籍比利时小说家克劳斯；
涉猎女权问题、种族隔离和后殖民问题的「国际人」女作家多丽丝；
具有深遂的历史眼光和政治意识的南非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家科特则；
描写五十年代秘鲁在腐朽专制下社会生活的秘鲁「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华加斯；其作品被不少批评家视为「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阿尔巴尼
亚著名作家卡达雷；从道德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刻反省的瑞典诗
人汤斯托墨；……。
这次匆促的、照顾性的评选，不但对他国作家不公正，还由于文
学院在准备不足时就匆匆忙忙颁奖给中国人，使得一批水平不低于高
行健的中国作家丧失竞争机会--他们或者其作品未被翻译成英文或
法文，或者没有来得及与西方汉学家建立密切关系，而且，各位评委
的欧洲胃口尚未调整过来。这些不公正，可能是瑞典文学院始料不及
的，他们需要时间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改进。
二，让我们回到诺贝尔的遗嘱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回到百年前的诺贝尔遗嘱，道理不言自
明：你、我、他乃至决定获奖人选的瑞典文学院评委，其个人欣赏趣
味和文学观念都无关紧要，在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
的社会里，没有什么人的个人观点比诺贝尔本人的遗愿更具法律上的
权威。
「我，阿弗雷德诺贝尔，谨此宣布……我所余下的可兑换为现
金的全部财产将……组成一股基金，基金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颁
发给一年以来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
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文学奖由斯德哥
尔摩的文学院主持；……颁奖无需考虑候选人的国籍，只要是最值得
的人就可以获奖，不管他是否是斯堪地那维亚人。」
在上面引用的诺贝尔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奖的「理想倾
向」是关键性的标准，所有的诺奖都要奖掖那些「将给人类带来最大
利益」的人们。正是根据这个遗嘱，我们有权质疑：高行健离这样的
标准差多远？
一百年的诺奖实践，瑞典学界对于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
的解释，按照时间的推移，大致经历过如下的流变：崇高而纯洁的理
想主义--胸怀宽广的博爱--普遍感兴趣的，作品是否拥有读者群
成为取舍的重要标准--考虑实效的标准--人文主义和世界文学。
尽管后来的诺奖评选强调了文学标准，但人文主义精神乃是诺奖
所要求的理想主义的核心，而人文主义的灵魂，就是爱--对于整个
人类的大爱。基于这种大爱，人们提出「承担责任」的口号，是「理
想倾向」的具体体现。近几年的诺奖颁奖词，经常肯定获奖者对人文
主义传统的弘扬，以及对『人类普遍状况」的描写，在贝克特、戈尔
丁、大江健三郎等不少作家的评语中都采用了类似的语汇。
由于「理想倾向」被解释为道义文章兼重，有时还过于偏重「道
德价值参照系」，所以百年来，诺奖家族中涌现出一大群文学良心。
如被称为「一代法国人的良心」加缪，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良心」索
尔仁尼琴，意大利下层人民的代言人达里欧，「德意志民族的良心」
格拉斯，……。他们或者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或者是反共产极权
的冲锋陷阵的士兵，或者是……。他们把良心的见证化为人性的思考，
道德的反思，从而酿出伟大的文学。
第三世界获奖作家中可歌可泣的，如索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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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按照上述对「理想倾向」的任何一个解释，高行健的作品都
是不符合的：崇高纯洁乃至博爱与他的作品不太相干，没有多少中国
人对他的作品感兴趣，因此也就没有多少实效。至于他的作品是否体
现了「人文精神和世界文学」，容笔者下文探讨。
三，高行健的羽毛尚未染红
红脯鸟原来只有灰色的羽毛，它们要想让自己名副其实地红起来。
于是他们为爱情燃烧，努力去唱令人愉悦的竢>于是他们为爱情燃烧，努力去唱令人愉悦的歌，……，种种改变其灰
不溜秋的颜色的奋斗全都失败了。后来一只红脯鸟三个人被钉死在十
字架上，其中一个头戴荆冠的人额头上还在流血。出于对人类的同情，
它感到不能坐视不理，它甚至感到铁钉和荆冠在自己头上刺痛。它鼓
足勇气飞近受难者，用力拔掉那人额头上的荆刺，血溅到它的胸脯，
从此染红了永不褪色的羽毛。
上面是1909年诺奖得主、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讲的一个
寓言故事，它形象地说明什么是人文精神和道德，什么是对他人的爱、
怜悯、关怀和帮助。瑞典著名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
多弼教授曾经转述过这个寓言，用以解释诺贝尔奖所要提倡的东西，
他指出：「一般来说，伟大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对社会的参与和对道德
理想的关怀，以及对任何形式的迫害和不公正的批判。」
那么，已经获奖的高行健先生是不是这样一只红脯鸟呢？他是否
致力于拔掉他人额头上的荆刺、从而染红自己的羽毛了呢？无疑会有
高明的评论家说，他们从高行健作品中读出许多人文精神和道德责任
感。显然，对文本解读中各种见仁见智的歧异观点，学识浅陋的笔者
无法展开争论。为了避免我们在解读中的自以为是，最好还是引用对
自己的创作最为理解的高行健本人的夫子自道，来见证他到底有多少
人道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在> 一文中，高行健对与极权制度抗争的流
亡作家这样表示其轻蔑：
「流亡海外的中国文学家如果只在流亡上做文章，未必有多大出
息。索尔仁尼琴的困境，正在于他牺牲了自己的小说艺术，同一个腐
朽的政权作战，白白耗费了精力。」
这样看来，不管高行健在艺术上有多么高明，他绝不可能写出符
合诺贝尔「理想倾向」的优秀作品，因为，最好的文学是将道德承担
最艺术地表现出来，而再艺术的表现如果没有这种承担、甚至像他这
样明确声明排斥其与极权抗争的责任，这首先就不符合诺贝尔的初衷。
不能说高行健作品就完全没有人文主义倾向，但是，他确实在这
个标准方面缺乏出色的表现。他的作品大致归于个人主义的隐逸文学
之类。他宣称自己不喜欢「轰轰烈烈的文学」，不喜欢揭露极权压迫
的> ，而最欣赏道家、佛家、玄学中的隐逸精神，欣赏「采菊东篱下」
的陶渊明。一位了解他的作家这样描绘：「他无须向外界需索，只需
要往灵肉深处探索挖掘原始赤裸的人性本相，他私自的内在风景，灵
肉的骚动。」他的个人主义宣言是：「我写作为的是自己，不企图愉
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要
紧的，对我来说，只是我说了，写了，仅此而已。」这是典型的一个
没有祖国没有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独白。
瑞典文学院因此宣称：「他是一个怀疑者和洞察者，而并不声称
他能解释世界。他的本意仅仅是在写作中寻求自由。」此外，有人说
他是「真正大自由人」的气质，不被诸如祖国、意识、主义、道德、
民族、家庭、价值等无形绳索捆绑。这一切，当然是很聪明很高妙的。
但是，在中国还不自由还苦难深重的时候，一个人只标榜个人自由，
不被他人的苦难所羁绊，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一种自私的自由、
颓废的自由。
西方寓言中血溅胸脯的红脯鸟、中国现代「直面淋漓的鲜血」的
鲁迅，与高行健似乎根本不是一个话语系统。笔者认为，一个真正有
高尚人格的作家，他的作品绝不会回避正在发生的人间苦难。我们不
能苛求作家去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但是真正符合诺贝尔标准的作家，
其作品一定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为了自己的「出息」，高行健放弃
与腐朽的政权作战，这似乎也被中国政府所称道，因为海外中国人的
人权活动里基本上看不到他。当他享受到西方人给予的写作自由，从
而「出息」起来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是否有义务为尚未获得自
由的作家去争取自由？他是否应该多做一点什么，才对得起他那为之
骄傲的法国护照上的中国血迹和泪痕？
笔者因此很为高行健先生担心，一旦有一天，中国自由了，他能
够回去了，如果许多专制下的受难的同胞问他：「长期接受西方政治
庇护并获得巨大荣耀的你，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否敢于说出这样
的真实：「我在法国享受自由乐不思蜀，我只为自己写作，很多西方
人喜欢我，你们的苦难与我毫不相干。」
综上所述，将诺贝尔奖给予羽毛仍然灰不溜秋的高行健，本届瑞
典文学院院士们要检查一下是否患了色盲。就因为高行健会唱令人
（主要是西方人）愉悦的歌，就因为他能在戏剧中做出热烈的男女调
情动作，人们就应该将他认作一只红脯鸟吗？
四，瓶子和酒--「世界文学」质疑
不仅仅是由于十几个瑞典人对中国人的善意，这次诺奖评选，还
由于瑞典文学院自八十年代以来，所设立的新目标是要把考察的范围
拓展到更广阔的文学领域，这是他们的一种要覆盖「全世界的文学」
的愿望。这新的鳞选眼光，既是基于欧洲固有的世界主义传统，基于
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 予以承认，
也符合当代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更重要的，它是诺贝尔设立
这项奖的初衷：诺贝尔不仅仅是要资助文学，更是要通过文学达到一
种国际间的互相理解。
这种新的评选眼光，并不是要抹杀掉各个国家的民族性，相反，
正由于世界具有众多的种族、人民、语言、气质和世界观，文学也因
此更丰富多采。今天，「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形成双向交流，
虽然前者的势头更盛，但中国文化也确实以一种不可忽视的的速度渗
透到西方世界。这一切，可以说是高行健获奖的背景。在瑞典人看来，
颁奖高行健，是他们实践「世界文学」目标的一个举措。
早在1993年，瑞典汉学家罗多弼先生就在一篇题为> 的文章中，
对高行健的作品做出这样的结论：
「> 的内容，是有关中国地理、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风俗传统的故
事。在逐一生发> “六义”时，高行健吸收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
揉合的结果是高度原创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学作品。」
高行健本人也自认是「世界文学的公民」，一直赞美他的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再复，高度评价说：「高行健得奖，标
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走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
要部份。」
然而，被视为「世界文学」典范的高行健，在中文世界里却激起
极大的反感。撇开中国政府的挑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不论，一些
客观中肯的批评实际上直指对于「世界文学」的解释。不少人认为，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是由其文化传统来理解中国文学，因而只能接受与
西方现代主义传统接近的作家。中国人觉得，高行健的作品只不过是
帮西方人完成了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示范，作出了震撼西方人的文
学实验。一句话，这不是东方能接受的「世界文学」。一些中国人因
此质疑：东西方有没有真正实现交流和理解的可能？
笔者认为，这一点不能否定：高行健确实超越了国界，他的创作
丰富了世界文学。但是，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
他仅仅在艺术形式上借鉴西方，少有内在的、具有普遍价值的人文精
神的思考与交融，少有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学体现。
由于高行健是用西方的现代形式去表现禅宗的内涵，笔者因此不
太恰当地将此比喻为：「西方的瓶子装中国的酒」。试想，如果「世
界文学」这个游戏换一个玩法，比如说，中国的瓶子装西方的酒，即
使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段，来描写具有基督教人文精神、当代人权、
环境保护与和平主义的内容，那么，诺奖评委们还能特别欣赏么？没
有了西方人容易打开的现代瓶子，里面也没有对西方人来说既特殊又
神秘的禅宗玄学，他们的兴趣可能就大大降温。例如，原汁原味的中
国特色> ，大多数西方人就无法欣赏。因为它古朴雅致的中国瓶子不
易为西方人打开。
有比较才能做出鉴别。1945年的诺奖颁给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
被瑞典人认为是在南半球的美洲实现「世界文学」的一个成功尝试。
米斯特拉尔被称为「智利的女儿，人民的歌手」，她的诗作具有拉美
民歌特点，表达的却是对人类命运、世界和平的关切，可称为「拉美
的瓶子人类的酒」。
东方人中，被视为「世界文学」完美例子首推泰戈尔，他的作品
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中世纪孟加拉民间文学传统，其诗歌并受到日
本非句的影响，形式基本上是东方的，其思想内涵却是具有普世价值
的人类之爱、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世人--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对泰戈尔的热爱，笔者在此不用赘述。
由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成功的「世界文学」，首先是被本民
族人民所接受、所欣赏，否则，只是本届诺奖评委一厢情愿的「世界
文学」。因此，为了评出真正的「世界文学」，本届诺奖评委们应该
借鉴其前任成功的经验，正视东西方文化审美观的差异，调整自己的
口味，并认识到真正的「世界文学」所具有的多种形式，这样，「覆
盖全世界文学」的目标才可能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