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 奥地利
热切参与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活动的罗兰探求着将信仰、希望、爱情以及勇气等品质带给他的社会，这种信念解释了他最初为舞台写作的原因--重新激发英雄主义和对他的祖国的信仰。这里最好的例子是他1898年的剧作《狼群》。
因为受挫于舞台条件的过分严苛，罗兰转向对著名人物的研究，他写的关于贝多芬的抒情生活的文章，以及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的研究，这些对他心目中的英雄的纪念并非评论性传记，而是为获取这些伟人精神而做的充满诗意的努力。罗兰在描绘贝多芬肖像的同时，试图画出20世纪的肖像及其梦想。
罗曼罗兰对传记的兴趣充分体现在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之中。这部循环式小说为20世纪力求捕获整个生命经历的伟大传记小说开辟了道路。罗兰否认这部作品是小说，作品松散的结构和问题也很自然地显示出他对形势的拙劣掌握。不过，在罗兰眼里，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被关闭进文学形式的狭隘领地中。《约翰克里斯朵夫》写的是一位音乐天才与自身、与艺术及社会之间的斗争；罗兰刻画了一个充满矛盾和不协调的性格，一位满怀生命热情却又遭到敌对世界误解的极其诚恳的艺术家。爱德蒙高斯称《约翰克里斯朵夫》为20世纪的最高贵的小说作品。另一方面，现代评论家对罗兰的这部最著名作品挑剔得最多，一些人认为它过于零碎、冗长。对另一些评论家来说，它缺乏文体感：语调方面有一定量的跳跃性，语言也总在狂欢式和严肃式之间变化不息。即便在有生之年，罗兰也经常遭到这些批评，他的辩护是：《约翰克里斯朵夫》恰似生活本身一样充满插曲和偶然。对他来说，作品的意义在于生命的延续，从一个灵魂到另一个灵魂的火花。
《约翰克里斯朵夫》牢固地奠定了罗曼罗兰在20世纪早期文坛的声望。有趣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预见了一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来临，作品完成不久，这样的战争就爆发了。此时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15年的小册子《战斗之上》呼吁作战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争取和平。这引起了对他的文学地位的强烈愤怒。法国评论家们认为他只是个智商高的骂街文人，这成为他和法国年轻人之间的也许永难愈合的一条裂痕。
《母与子》是罗曼罗兰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此书脱稿时作者已经67岁，可说是他老年的作品。书的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因素均已超过《约翰克里斯朵夫》，然而艺术魅力和抒情气氛则远远不如。
罗曼罗兰生活在一个阴暗的时代，此时法国的先驱维克多雨果已经逝世，写作了《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福楼拜也已谢世，邻国泰斗弗里德里希尼采失去了他的光芒，而左拉和莫泊桑所描绘的世界又是那样的晦涩和阴暗。在这样的一个娇弱、变坏的时代里，罗曼罗兰缠身于他的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事件中。他真诚地相信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他无间断地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支持被压迫者。
罗兰逝世后，他的名望在法国以至全世界都大大衰落，由于他对艺术多愁善感的态度，以及他写作中缺乏对古典式样的掌握，使法国从未真心实意地接纳这位诺贝尔桂冠得主。20世纪后期是个愤世嫉俗的时代，它发现罗曼罗兰的理想主义流派十分地虚饰做作。
但无论如何，即使罗曼罗兰的写作中有瑕疵，人们仍然会羡慕他理想主义的高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