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兵败被俘。第二年元月，元军出珠江口，进攻南宋最后据点山(在今广东新会南海中)，文天祥被押解同行，过零丁洋时写了这首诗，决心以死殉国。当时，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招降坚守山的南宋将领张世杰，文天祥严正拒绝，说：“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并出示此诗以明心志，张弘范见诗中辞意坚决，“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
诗的开头两句回顾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概括地说，是两件大事。一是受到皇帝的选拔，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二是在元军入侵、宋室危亡之际，响应朝廷“勤王”号召，在德淘年(1275)正月，以全部家产充军费，起兵抗元，在频繁不断的战斗中度过了四年。这四年中，他出生入死，为挽救危亡，竭尽全力，苦苦支撑，但局势却越来越危殆。此时，南宋大部江山已落入敌手，自己也兵败被俘。眼看大势已去，诗人不禁悲从中来。所以接下去两句就进一步抒写国破家亡的悲哀。国土遭到元军的蹂躏，山河破碎，设在山的南宋王朝在元军的攻逼之下也岌岌可危，覆亡在即，一如风中柳絮。这是从国势一面说。至于文天祥自己，也是一生坎坷，当初做官曾因忤权贵而屡被罢斥；起兵抗元之后，多次兵败，一次被扣，两次被俘，数次欲自杀尽节而不死。如今部下将士牺牲殆尽，亲人被元军俘获，自己孤零一人，身陷敌手，一如风雨吹打的浮萍，无所依托。这两句以比喻的方式写国势和身世，生动形象，而蕴藏其中的感情尤为深挚沉痛，极有艺术感染力。接下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两句，是对前面“山河破碎”两句的补充，具体概括自己的抗元经历，表现忧愤之情。前一句是追记过去。诗人于德淘年自赣州起兵，经惶恐滩北上，当时元军进逼临安，形势紧急。景炎二年(1277)，诗人在江西战败，又经惶恐滩退往福建，这时国家局势已危在旦夕。因此，“说惶恐”，即表示自己当时对艰难时局的忧惧不安。后一句是慨叹眼前，说自己不幸战败，只身被俘，孤掌难鸣，飘浮在零丁洋中，深感孤苦零丁。这两句中，往日的体验与今日的体验交错在一起，回首当初的“惶恐”，还看今日的“零丁”，令诗人百感交集。而这一切又都是由于国家的危亡引起的，诗人忠贞报国，却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心中的悲愤自然是难以名状的。从全诗的构思上看，前面这六句把悲愤艰危的气氛渲染到了极致，接下去两句则笔锋一转，情绪由悲愤转为激昂，由压抑转为高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往今来，人难免一死，为拯救祖国而死，舍身取义，一片丹心将垂于史册，映照千古。这激情慷慨的两句诗，表明了诗人舍身取义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全诗也因有此两句收尾而成为一代名作，千古壮歌。
从艺术上说，此诗是大气势、大手笔。但在具体表现手段上同样是别具匠心。开头两句从概括回顾自己一生主要经历入手，是从纵的方面追述。三、四两句以比喻的方式具体形容当时的局势，从国事说到自身，是从横的方面着笔，重在气氛情调的渲染。接下去五、六两句则承接前两句进行具体的补充，“惶恐滩”和“零丁洋”两个地名，对仗工整，自然天成，而且以地形的险恶来暗示诗人处境的艰危，表现过去的惶恐和眼前的零丁，真是妙手偶得的佳句，没有亲身的体验和出众的才华，大概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看出，前面六句从纵横两方面构思，从自身到国事，又从国事到自身；从实到虚，由虚到实，反复渲染了忧愤悲苦的情调，到结尾两句，却转而逼出激情慷慨的绝唱，完全是至性精神的自然流露。前六句是铺垫，后两句才是主旨。前六句悲苦欲绝，后两句高亢振拔。这样的情调转换自然而然地收到了震撼人心、感天动地的效果。当然，这首诗之所以流传千古，光照天地，主要原因则不在于艺术技巧，而是在于诗中所表现的崇高气节、悲壮情调、血性精神。读文天祥诗，首先应该把握这一点。
(选自周振甫主编《新编中学古诗文鉴赏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有改动)
(人教版，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语文第三册教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