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
我们说建立民族的信仰。然而信仰不是凭空产生的，要有民族传
统文化做它的基础。熊十力是中国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奠基者，他的信
仰当是民族的信仰，而其信仰的根底来自中国的传统。
他自述较早从王船山思想处获得信仰建立的启示：
“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
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
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
民族信仰的建立，其目的是确立民族道德，培植民族自信，崇仰
先祖精神。是什么将民族联系起来？是爱。没有对民族先祖的认可与
爱，民族无以聚合。忘记、否定先祖，民族之爱必会减弱，民族聚合
必将失去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我们不主张神道设教，但主张对民族有一种类似宗教胜乎宗教的
民族信仰。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现代许多文化前辈都主张对本国历
史、文化与先祖抱诚挚的温情与敬意。他们向国民解释，热烈的信仰
总与火灼的激情相随，民族信仰所激发的爱国热情，将会爆发无可估
量的物质力量。
发扬民族信仰乃可求得团结国人、对外一致的精神武器。一个民
族要有组织力。战时要有组织力，战后经济竞赛也要有组织力。
最大的组织力是什么？不是制度，不是法令、不是惩罚、不是金
钱的刺激，而是民族的信仰心。在国与国的竞赛场，没有民族信仰，
“个人”参赛，或许会赢，“团队”入场，必然出局。不要说打仗
（“兵战”与“商战”），即使是一场球赛也会输（譬如足球）。
世界民族的竞赛既是武器与财力的比试更是民族组织力的比试，
是民族信仰力的比试。此正如戴季陶所说：人是要生存的。打仗是杀
人的事情。在战斗中人人都知道军令是绝对必要的。但一旦失却了信
仰，发命令的指挥官自己也可以逃脱。受命令的人更可能全场哗变。
“读《扬州十日记》的人该晓得那时五百个满洲兵断没有屠杀扬
州的能力。读《桃花扇》的人看到四镇兵哄的时候，该晓得失去了信
仰的命令不过是等于烂纸堆里的臭八股。”
中日甲午战争，军力大体相同，中国败战非败于“物”，而于
“心”。一代将尽，先亡者是其气数，是其信仰，是其民族心魂。有
清将亡，九州中国可叹已少“信仰”可语，国人精神已经涣散，一切
命令皆成烂纸。
正因为如此，当胡适学派以反对“崇古”与“迷信”为理由，对
中国先祖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义。
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说：“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
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各民族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
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
即无从说起。且神话有起于神话之后者（如先有关羽之传说，而渐变
成神话。）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如因看三国演义而怀疑及于陈寿
三国志）。
他强调，要断某传说是假说伪造必须拿得出相应证据，不可无据
而臆断某传说某古史是假造。怀疑古史，理由是某些古史（包括传说）
无确实考古证据。
然而反过来，说某一古史与传说属假造，也同样要有证据，“欲
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钱穆说，有时骤视两
传说确是相反，不能并立，也不可轻作否决，“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
新的解释”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新鲜之意义与地位”。
他在编写《国史大纲》时，提倡“国民当知国史”，确信知“国
史”方能建“信仰”。他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
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只算
是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国民。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
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
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所谓对其本国已
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
的虚无主义。
显然，我们在说到信仰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倡建立民族的信仰。
现代化是民族的现代化，离开民族的聚合不仅在“兵战”中战败，也
将在世界的“商战”中失利。要做到民族的聚合，民族信仰的建立须
臾不可忘记。要建立民族的信仰，要对中国的历史、语言与一切有益
的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要对祖宗先贤持一分景仰与礼敬。
无有对祖宗先贤的景仰，对历史语言文化的景仰，我们将陷入民族虚
无主义的泥沼中去。民族信仰建立不起来，中国文化的建设只是不切
实际的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