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永华
王珪、魏徵都是北方人[1]，皆经历隋末的大动乱而进入贞观宫廷，他们不同于“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而是象房玄龄、来济之辈一样“以材术显”[2]，渐为太宗所器重，成为心膂。在唐初并存的关陇、江左、山东三大地域文化体系中，显然属于以经世致用、致身通显为特色的山东文化，因此二人倾注心力于开基守成之实际事业，“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3]史载王珪生性耿直，体道履正，交不苟合，识鉴精通，尝自谓“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4]，史臣赞云：“履正不回，忠谠无比”，“动必有礼，言皆匡躬。”[5]魏徵更是“一直以一个不屈不挠的道德家和无所畏惧的谏诤者而著称”[6]。太宗尝叹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徵卒又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7]史臣赞云：“前代诤臣，一人而已。”[8]可见二人之行为全然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准则。
王珪、魏徵二人，端谨忠勤、匡益济时，致力于开基守成之实际事业，难有审美的心态来吟诗作赋，严格地说，二人可谓文学圈子以外的人物。但在“文与政通”、文品与人品统一的文化语境笼罩之下，既有“因人废文”就有“因人存文”，王、魏二人尤其是后者的诗歌行为近世以来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各类唐诗选本亦往往是“首标其目”，以至被认定为“唐音”的发端。因此对二人诗作的重新解读及其诗史定位就并非是在“小题大做”。
《全唐诗》录存二人诗作极少，王珪2首，魏徵除去31首援引古例以歌功颂德、“佐成王化”的郊庙祭祀乐章外，亦仅有4首。6首诗又可分为3类：咏史诗3首，言怀诗2首，应制诗1首。从所承受文学渊源来看，二人虽亦历隋入唐，然二人入唐前均未正式进入过宫廷，很少受到传统宫廷诗风的沾染，隋末动乱中的戎马辗转[9]，使他们较多地受到贞刚朗爽的北朝民歌的影响；作为儒家观念重建的主要人物，在其文学活动中自觉地履践了儒家诗教观；高度的政治警觉和骨鲠儒雅的品格，又使他们以诗为谏，把诗歌创作作为实际事业的一部分。从内容到风格，二人的诗作均表现出儒家政教文学观尤其是汉儒政治文学观的履践与北朝诗风的延承，因而在南朝化的贞观宫廷诗坛独具特色。
王珪所存二首诗均为咏史题材，借史实以寓讽寄慨。《咏汉高祖》诗云：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滨。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
诗以叙事为主，描述了汉高祖刘邦丰沛起兵，历尽艰险，终于一统天下的史实，重点描述了鸿门斗智，荥阳大战转危为安，表现了汉高祖刘邦的雄才大略；而将猛士广的描述又显示了“善将将”的帝王气魄。以“咏史”名诗，始于东京，胡应麟云：“《咏史》之名，起自孟坚，但指一事。”[10]班固《咏史》写太仓公淳于意小女缇萦舍身救父之事[11]，纯以史家之笔平平叙来，基本上是敷衍史实，惟有末二句“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慨之词”，微寓自身遭际之慨[12]，从诗歌艺术的标准衡量，只不过是五言诗形式的韵文，缺乏诗人的情致与诗歌的韵味，由于“技术的拙劣”[13]导致总体艺术品位的“质木无文”[14]。王珪此诗无论篇章结构还是风格气调均明显可见对班固《咏史》诗追步摹拟的痕迹。这首诗也是以汉喻唐的当代诗人惯例的开风气之作，明写刘邦，实喻李世民。刘开扬先生认为：“无道秦写隋，西楚国就是李密。”[15]如此解诗虽显得过于胶着，但全诗颂扬唐宗比肩汉高祖的神功武威却是明白无误的。前以创业之艰衬守成之难，结尾以“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微婉寄讽，班诗的自我身世之慨也被“置换”成了对当今帝王的讽谕谏诤。
王珪另一首咏史诗是《咏淮阴候》：
秦王日凶慝，豪杰争共亡。信亦胡为者，剑歌从项梁。项羽不能用，脱身归汉王。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濉水，擒豹耀夏阳。功成享天禄，建旗还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钱酬下乡。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
《诗法源流咏史》云：“诗人咏史最难，妙在不增一语，而情感自深。”[16]全诗妙在全用史实，几乎“不增一语”地描述了韩信自少年落泊、择非其主到君臣契合如鱼得水，终至时来名彰的人生历程，活画了智勇双全的一代名将的形象。他功成名就，踌蹰满志，本应分享“天禄”，但结局却是为“吉凶”所纠缠，陷入人生“倚伏”的怪圈。未二句诗人以清醒的意识深加感慨，告诫当今帝王与功臣应吸取鸟尽弓藏的、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就诗的抒情机制而言，说不上“情感自深”，其对历史的感发显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现实的激发。太宗建基，勋臣功成名就，如何避免吉凶纠缠、祸福倚伏的历史悲剧，形成君臣协力、和衷共济的局面，已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现实问题。贞观元年曾发生过勋臣为争名位而在朝堂大打出手的事件，李世民严肃地告诫云：“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非分之思，不可数行，勉自修饰，无贻后悔。”[17]为此，贞观元年，太宗曾命许敬宗于弘文馆教授《史记》、《汉书》[18]，从而留下了一批贞观史臣以诗写成的“读书心得”[19]。王珪此诗就是其中的一首，全诗通过对淮阴候韩信遭遇的咏叹，寄寓了深沉的讽劝。王珪仅存的二首咏史诗，一咏君德，一咏臣德，均为太宗政治思想的阐释，可见王珪的“诗歌活动”是配合现实的政治需要的，其创作动机显然是出于致用目的和补衮心态的颂上德而通风谕，显示出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魏徵的《赋西汉诗》也是一首以汉喻唐的咏史诗，诗云：
受降临轵道，争长趋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营。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此诗历述高祖、文帝、武帝等西汉时事，以及叔孙通建立礼规以显出朝廷威严的史实，强调儒家礼乐建设的重要性，除与上述王珪诗意脉相通外，又针对太宗诗中“纵情昏主多，克已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隐含的佛家因果轮回观念和志满意得之情委婉寄讽。太宗对此心领神会，褒赞云：“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20]太宗诗论君德，魏徵诗论臣德，全然是儒家礼乐观的宣传品。此诗写得强直而又谨慎，显示出一个饱经沧桑的通人，老于世故，达于人情的特征，与早期诗“属意纵横”的风格有异，显然是后期作品，而贞观十五前后李世民骄恣有所滋长，开始“渐恶直言”[20]，魏徽亦不得不调整心态，稍隐锋芒。
王珪、魏徵二人处处谨持着重臣的身份，时时不忘其“实际事业”，宫中的赋诗应酬亦成了他们进谏纳讽的机会，因此他们的诗作虽不似传统宫廷诗的堆砌词藻以颂美，但诗中亦难以见到诗人真实性情的抒发，而是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从历史事件中抽绎的一种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即使是易于导入个人情感的抒怀诗，在魏徵那里，也被“变奏”成了政治教化的“雅言正声”。如《暮秋言怀》诗云：
首夏别京辅，杪秋滞三河。沈沈蓬莱阁，日夕乡思多。霜剪凉阶蕙，风捎幽渚荷。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
此诗可能是贞观元年魏徵任谏议大夫后“安辑河北”时所作。走出宫廷，大自然风物的感召，激发了这位从事“实际事业”的政治家的审美情怀，因而这首诗也就成了魏徵现存诗中最具“诗味”之作：旧地重游，往事翩翩，被囿禁了的诗思心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释放，因而此诗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感发人心的力量。前六句写出京所见风物及由之所引发的感受，以暮秋萧瑟景色烘托诗人的郁勃情思，“霜剪”二句，感觉细腻，清丽中见幽情，“剪”、“捎”二字颇见锤炼之功。可见诗人在抒发情怀时也不自觉地承受了为其所贬斥的“徐庾体”诗风。然而魏徵毕竟是一个“事业中人”，当真实情性勃发而出时，又被已在其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识所闸住。末二句“岁芳坐沦歇，感此式微歌”，于美人迟暮式意象范型的袭用中显示出身为辅弼重臣的政治使命感。“式微”语出《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毛传》：“黎侯为狄人所逐，弃其国而寄于卫，……可以归不归，故其臣劝之。”《正义》云：“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言已之劳，以劝君归。”[21]朱熹注云：“言有陷溺之难，而不见拯救也。”[22]显然身负的君命，制约了诗人情感意绪的发抒；时时不忘的政治使命感，堤坝似的截断了情感潮水的奔涌。这一具有鲜明政治功利色彩的意象语汇在诗末中心位置的出现，使得暮秋离京的节物感受被纳入了政治功利和伦理教化的儒家思想范畴之中。
身历变幻频仍的王朝更迭，陵谷沧桑的历史巨变，使贞观宫廷诗人大多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在思考文学问题时，总难免用政治因素来解释文学现象，但他们毕竟又深受南朝审美趣味的熏染，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在创作中表现出对诗歌审美特质的体认。魏徵则不然，他一直生活在北方，且远离宫廷，从思想渊源看，接受的主要是北方实用儒学思想[23]，入唐后特定的处境与地位，又使他在政治上极为敏感[24]，于是他在政治品格上自觉“以道事君”、恪守儒道德规范化以自律，在言行上身体力行，投君所好突出“谏诤”以自谨，影响及于其文学思想与创作，自然表现出对典范儒家诗教观的倡导与履践。在他主持修撰的《隋书文学传序》中，为了给贞观宫廷诗人树立一块就近的“样板”以便“依而取正”，不惜有意无视隋炀帝生活的浮靡奢华和爱好艳曲丽辞的事实，极力称扬其诗文“并存雅体，归于典则”、“词义贞刚”。在创作实践中，他极力张扬所谓“贞刚”之气，诗风质直古拙。兹举历来为人所称赏不置的《咏怀》诗为例。诗云：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竭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海。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候羸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此诗《唐诗纪事》卷四题作《出关作》，当是魏徵初随李密至长安降唐，自请安抚山东李密旧部，奉命出潼关时所作[25]。全诗意气豪迈，充满积极进取的刚毅精神以及重义气报国恩的慷慨情怀。诗人“引书以助文”[26]，在诗中大量用典：以东汉班超投笔长叹和战国时苏秦、张仪的合纵取横喻指自已的夙夕经历与不凡抱负；“请缨”二句以汉臣终军和郦食其的请缨羁越与游说降越自喻，表现为国效力的决心和文治武略的自负；“国士”句用豫让事[27]，隐喻渴望“君臣道契合”之意，“季布”二句以季布和候羸重诺守信自喻[28]。典故的选择，实际上是携带着的是现实的感触，在这些淤积着丰厚历史内涵的文化“密码”中，鲜明地透现出了魏徵经世致用的功利心态。中间的景句所描画的深山老林的荒寒图画亦是北地景象的粗笔勾勒，与南方诗人青山绿水的细腻感受有异。全诗内容的教化性，语言的质朴性，结构的无程式性，以及词藻色彩的淡化、历史意识的强化，尤其是风格的雄浑苍劲，都与流行宫廷诗坛的南朝趣味大异其趣。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异趣，并不意味着魏徵诗已达到了自创新意形成个人风格的层次。对儒家政教观的遵从，恰恰导致了对历史典故的依赖，从而显露出与唐初宫廷诗类书化、学术化诗风的蛛丝马迹[29]。沈德潜评此诗云：“气骨高远，变从前纤靡之习”，不失烛见之明，然而认为“盛唐风格发源于此”[30]，却难以令人信服，不惟盛唐诗由内蕴之充盈、意境之空灵而形成的丰秀朗润风貌难以与此衔接，就是与表现开国气象的唐初诗坛走向言，其遒劲质朴亦显得过于质素。
虽然魏徵诗表现出了与宫廷诗风异趣的特色，然而具体诗人的情况可以是偶然的，时代条件的制约则是必然的，一些看似相距甚远的风格在其深层往往有着微妙的联系，从而显示出貌似神异或神似貌异的诗风间无以避免的穿透力。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魏徵诗大量用典乃表现出与宫廷诗的某种相似；虽然魏徵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做诗，但毕竟身处宫廷，当他加入宫廷“唱诗班”时也会写出与宫廷诗风完全一致的诗作。魏徵现存诗中就有颂圣悦主之作，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在歌颂了“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的皇唐气象后，写朝臣趋朝与皇帝驾临云：“锵洋鸣玉佩，灼烁耀金蝉。淑景辉雕辇，高旌扬翠烟”，华丽宏赡，祥瑞嘉美的意象联翩而出，其重铺排与尚藻饰，其风格的雅正和乐，已是与宫廷诗风同波共震了。
历史事实证明，汉儒从先秦儒家思想中推导出来的诗教观念，其意义似乎只不过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具有实践品格，因为它过于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而忽视了诗歌自身的艺术特质，因而也就有悖于文学发展的规律，不仅造成了西京百年间“吟咏靡闻”的诗坛寂寥[31]，而且对它的过分遵从，必然导致文学审美品格的失落。在南朝诗风笼罩的贞观宫廷诗坛，王珪、魏徵企图以“言志述怀”、“以诗为谏”来改变“吟咏性情”的诗美趋向，二人诗作整体上也明显带有或“史”或“野”的古拙、质朴之风，或于咏史中寓讽劝，或于言怀中蕴说教，内涵上无甚超越与发明，更无见个人情性的恣意抒写，艺术上亦无新的构思与创造，显然是对班固《咏史》诗模式的承袭，虽气势较之雄健，但局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咏叹、少文采乏情韵之“质木无文”又与班固之作相同，某种程度上说只是所谓“汉魏蹊径”的重蹈。此类规讽应诏之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贞观朝政治开明、言路畅通的现实，虽然其所表现出的那种君臣同心协力开创太平基业的决心与信心，对有唐一代文人形成宏阔的精神气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其质直而少含蓄的风格与作为华夏民族审美趣味集中体现的唐诗艺术的内在演进相左。在贞观宫廷诗坛崇尚南朝趣味的艺术文化氛围中，二人块然独立，体现出贞观时期儒家政教文学观重建与复归在诗坛上的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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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旧唐书》二人本传：“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魏徵字云成，钺度曲城人也。”
[2] 卢照邻《南阳公集序》。
[3] [4]《旧唐书》卷七十《王珪传》。
[5] [7] [8]《旧唐书》卷七十一史臣评赞。
[6] 崔德瑞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译本第1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 据两《唐书》二人本传，魏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曾为道士，后事李密，密败，降唐，自请安辑山东，为密旧部窦建德所获，后建德兵败，与裴矩西逃入关。王珪少孤，开皇末坐汉王谅反事当诛，遂亡命南山，后归唐。
[10]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
[11] 烈女缇萦舍身救父而“感化”汉文帝废肉刑，本事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12] 据《后汉书班固传》，班氏一生中曾有过两次被捕入狱的遭遇，一次是在早年，被人告发私撰国史，幸得其弟班超上书申辩而获释；一次是在晚年，由于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得罪权贵，被诬入狱，终至冤死狱中。鍾嵘《诗品》卷下云：“观其《咏史》，有感慨之词。”从诗意看，很可能是班氏由缇萦之能救父而自伤诸子之不肖也。
[13]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2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14] 鍾嵘《诗品序》。
[15] 刘开扬《唐诗论文集续集论唐初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引。
[17]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
[18] 参《资治通鉴》唐纪九。
[19] 除本节提及的魏徵、王珪二首外，著名者尚有李世民《赋尚书》、《赋续汉志》，长孙无忌《灞桥李将军》，李百药《咏汉高祖》等。
[20]《大唐新语文章》。
[20]《贞观政要诚信第五》。
[21]《毛诗正义》卷一。
[22]朱熹《诗集传》卷二。
[23]参杜晓勤《初唐四杰与儒道思想》，《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24] 据《旧唐书》卷七十《魏徵传》，魏徵从窦建德军归唐后，为太子李建成引入太子府邸，任太子洗马；王珪先为世子府咨议，东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二人均为太子府骨干成员，李建成心腹，李世民登帝位后，二人渐以卓识与直气而受到器重。
[25] 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上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26]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27]《史记刺客列传》：“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遇我，我故公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28] 参《汉书》卷六十四、卷四十三。
[29] 参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闻一多古典文学论著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
[30]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一。
[31]钟嵘《诗品序》，曹旭注：“‘吟咏靡闻’，指五言诗作则未之闻也。”曹旭《诗品集注》第13页，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