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
我没有作过细的调查，我只是从身边的青年朋友中了解到，现今读文学专业的学生认真读《儒林外史》的人并不多，硕士论文以它为主题的更少。那么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读它的人可能就更少了。当然，这原因多多，不能作简单的判断。不过有一条我是坚信的，那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伟大也要人懂”。我并不认为我和不少教小说的人就都读懂了这部厚重的书，而且更感到它的伟大至今还未被我们和我们的青年理解，即读懂。通常我们一提《儒林外史》，很容易就会说它是一部伟大的讽刺小说，“范进中举”进入中学课本以后，它的讽刺力量就更深入了人心。然而，为什么鲁迅独独地感喟《儒林外史》的伟大也要人懂，而没有用这句话来说其他几部小说巨著呢？难道《红楼梦》的伟大就被人读懂了吗？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
我首先感觉非常强烈的是，鲁迅的心再没比其他作品更和吴敬梓的心通了。大家熟悉鲁迅的两句相似的话，一是在《写在〈坟〉后面》，一是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又说“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 我为什么看重这两句话，这就涉及到了《儒林外史》和《阿Q正传》以及鲁迅其他写知识分子的短篇小说的心灵纽带。我认为，鲁迅对《儒林外史》的理解，以及从中得到的警世，并不在于他的讽刺，借用现代小说叙事中所说的反讽，这就是说他们都把对自己的灵魂的解剖带进了他们自己的小说。对于反讽有那么多理论阐释它，我则认为反讽不同于讽剌，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自嘲与自虐，它的把自己“摆”进去，是“蓦然回首”，我也在其中的深刻的自嘲，即强烈的灵魂自审意识。他不单单站在权威地位俯视卑劣灵魂进行揶揄、鞭笞，也不是那种灵魂站起来对这没有站起来的灵魂的调侃。正是“我也在其中”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的相通才有他对《儒林外史》的婉而能讽的评价。他的态度不可能是“金刚怒目”而含泪的笑，往往就有着自怜自审的内蕴。所以我认为要了解《儒林外史》是不是可以试着跳出过去通常所说的“讽刺小说”，而更要看重它的内核是“反讽”呢？虽然一字之差，但我觉得对《儒林外史》灵魂的把握会有极大的差异，也许会更感知到《儒林外史》一书与吴敬梓其人的深刻。我不是说讽刺与反讽刺有高下之分，而是觉得反讽是鲁迅所说的对自己灵魂解剖得更无情，而解剖自己的灵魂更无情才有了反讽。所以把自己“摆”进去是一种真正的态度，一种实实在在的反思，这就回答了反思才是对最本质的东西的揭示的根据意义所在，我想这是《儒林外史》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我知道反讽是现代文学观念给小说的审美与叙事带来的一种新色素，我并不是事事处处认为这是中国的“古已有之”。我只是说从《金瓶梅》就已经有了事实意义上的反讽，而绝不是艺术理论和小说叙事学上去有意识地运用的反讽。这只能是事意义上的即艺术实践上的反讽。这种事实意义的上反讽，从《金瓶梅》到《儒林外史》，我们发现了叙事者并不把自己放在权威地位上，虽然他也发现了认识上的差异、矛盾，并把它们显现出来，因此《儒》继承《金》的反讽都不是由叙事者讲出来的，而是由文本的内在结构显现，是自我意识出现矛盾的产物，或者可以更明确地说，反讽乃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出现了自身解构、瓦解的因素。
事实上，当我们阅读《儒林外史》时，已经能觉察出几分反讽意味。所以对《儒林外史》的意蕴应报以反讽的玩味。在小说中，种种凡人俗事既逍遥又挣扎着，表面上看小说在陈述一种世态，一种事实，自身却又在随着行动的展开而转向一种解脱，一种向往，又是一种否定。这里面似乎包含了作者吴敬梓对认识处境的的自我解嘲，以庄子的“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的态度掩盖与填补着思考与现实的鸿沟。实际上我们不妨从反讽的角度去解释《儒林外史》中那种入世近俗，与物推移、随物赋形的思维形态与他对审美材料的关心与清赏。其中存在着自身知与不知的双向运动，由此构成了这部小说反讽式的差异和亦庄亦谐的调子，使人品味到人类文化的矛盾情境。
面对人生的乖戾与悖论，承受着由已及人以及由人及己的心灵震动，这种用生命咀嚼出的人生况味，也许是前无古人的。吴敬梓的伟大在于他没有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而是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灵去体察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于是，《儒林外史》不再简单地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而是倾其心力于人生的况味的执着品尝，倾心地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的人生行进中的特异感受与生命体验。他提供的虽仅是精神肖像和人格标本，但已是足够了。我们研究者和读者千万不要忽视和小看了这个视角和视位的重新把握和精彩的选择的价值。小说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这就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层。这就是《儒林外史》迥异于它以前小说的地方，它会永远通过它的反讽提供一面棱镜，照出各色人等的行迹，它的反讽模式的艺术把握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评说。
（作者 宁宗一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网 2001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