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代各朝，不乏为民兴利、勤于治水的廉吏。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位已高而意益下，禄已厚而慎不取”。他亲自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先后在期思、雩娄（今河南商城一带）主持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特别是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周围二百里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又称安丰塘，在今安徽省寿县南），把淠河水和诸山水都引入人工湖中，水多时可以开闸放水，水少时可以关闸蓄水。不仅对防治这一带水灾起了积极作用，还灌溉了一百多万亩的农田，对于推动楚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楚庄王当上中原霸主都起了较大的作用。
汉武帝的左内史倪宽，身居高位，却“衣若僮仆”“食若庸夫”“侧身行道”，尤以“劝农业，缓刑罚，卑体下士”著称。他主动借贷与贫民，缓收田租，被政府考核为最下等，险些罢官。公元111年倪宽组织百姓穿凿六辅渠，扩大了原郑国渠的灌溉面积。他还“定水令，以广溉田”，使六辅渠的水利不被权贵豪强所独占，得到百姓称赞。
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亲自四出寻找水源，察看水势，率领百姓开通沟渠引水灌田，修筑陂塘、堤闸数十处。其中一个钳卢陂就灌田三万亩。他还亲自制定管水制度--《均水约束》，并刻石立于田畔以利执行。召信臣“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后人立祠供奉：“前有召父，后有杜母”（指召信臣和60年后的南阳郡太守杜诗）。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北宋的一位为政清明、勤劳奉公，而又积极治水除害的人。天圣二年（1024年）秋，范率领通、楚、泰、海四州民夫四万余人修筑捍海堤，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天圣六年春建成长达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大堤，此堤被后人称为“范公堤”。景祐元年（1034年），范公回到故乡任苏州知府，他一到就“募游手疏治五河，导积水入海”，并亲临工地，植庐舍于荒野，过家门而不入。经一年艰辛努力，河道疏通，积水得排，当年苏州就收获稻米七百万石。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壮志之一就是“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他在任地方官时就组织群众兴修水利，为相后，又积极变法革新，颁布《农田水利法》，大兴水利，引黄淤灌，形成“四方争言水利”的全国性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一生清廉正直、刚毅不阿的明朝贤吏海瑞曾指出：水利“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他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疏通了上海南跑口到嘉定南渡间一万八千丈的河道，又疏通了阻水严重的白茆河。“吴淞江借饥民之利，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一举两得。”
民族英雄林则徐发配到边关，也不忘为民大兴水利。他的治水思想、管水文告和屯垦著作以及治水技术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今天，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水利工作者要借鉴历史上清官廉吏“天下为公”“民为贵”的思想，精忠报国的爱国热情，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情操，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积极开展反腐倡廉活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