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培东
读张圣华主编的“大师背影书系”之《朱自清语文教学经验》，很有感触。读到朱先生的《教育的信仰》，为之一振。
先看朱先生文中的主要观点，他首先认为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一般人所想的只是技能的事，更重要的是教育者为人如何。他以二十年代的浙江内地为例，说校长一职，是肥缺，得了这个缺，跟新官上任一样，被当作“三等县知事”，此类校长受命后最大的事就是“串门子”，各类应酬之后才想及“教育”。教师第一要义是“植党”，寻求地方势力作靠山；招徕学生，建立“学生军”以自卫。讲到教师平时的工作，“他们决不读书，更无研究。课余之暇，只有嫖嫖、赌赌、吃吃，以遣时日。”如此教育，朱先生形象地称之为“兽之国”。此等成因，一言以蔽之，“都因一般教育者将教育看作一种手段，而不看作目的”。当教育成为手段，而非健全学生自身学识、人格之目的时，教育就异化为功利的机器。
给当时教育描绘种种丑态图象时，朱先生认可了一小部分“贤明校长教师”的教育法，如“课功，任法，尚严”。“课功”为注重事功，设备的完善与学业的优良都在其内；“任法”是依法则督促，法则假以权威，过度运用，至于迷信；“尚严”贵在严格，力求整齐划一，崇尚定格，如江苏有个学校只许学生剪平头。朱先生认为此等教育“以教育为目的”，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功利色彩太浓，对学生“做人”仍有忽略，成了“跛的教育”，行而不远。
上述皆非真正可取的教育的信仰，朱先生心中的教育信仰是什么呢？看其论述--
教育者先须有健全的人格，而且对于教育，须有坚贞的信仰，如宗教信徒一般，他的人生理想，不用说，也应该超乎功利之上……教育者有了这样的信仰，有了这样的人格，自然便能潜移默化……能爱学生，才能真的注意学生，才能得学生的信仰；得了学生的信仰，就是为学生所爱。
朱自清先生所推崇的“教育的信仰”，倾向于超功利主义。持教育信仰的主体为教师等教育者，他们要有完善的人格与深切的爱，以学生的发展为目的，以教育信仰来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
依朱先生之见，教育者对教育的态度有三类，或可分为三个层级，下级是以教育为手段，教育成为教育者生存、生财的门道；中级是以教育为功利，想通过教育实现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强化，忽略了对学生的人格与爱的培育；上级是以教育为信仰，教育不单是让学生机械地得到知识，而是要启蒙学生的心智、思想，培育学生的人格，赢得学生的心，这样的教育以人为出发点与归宿。
如此分类，对当下教师的教育态度也很有现实启发。三类中，第一类少数，即一些教师缺失师德，把各种社会不良习气带进教育，无视学生之需，只把教育视作谋生工具；第二类居多，典型形态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只盯住学生的成绩，对学生真正所需的精神品格与人文素养常有忽视；第三类最少，即有教育信仰的持守，以充实学生精神底子、提升学生人格品位、促进学生终身发展为己任。
为何我们的教育患了“信仰缺失症”？在夏丏尊的《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有鲜明的解说。他认为，“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自然，教育也概莫能外。的确，实用、功利不可能完全被除去，但正如夏先生指出的“不应作实用实利的奴隶”，更重要的在于指向功利之上的，以人的心灵富足与人格健全为目的的人自身的完善。教育的目的在于培育一个精神健全、丰富的大写的人。倘若我们只把眼光盯住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告慰我们知识传授的付出；以制度的强化、学生的服从来便于我们的管理，确保学校的正常运行，那我们的教育职责仍未尽全尽深，我们仍没有对学生予以尽心尽力的关爱。
《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想，我们的教育大多在“器”上下功夫，而在“道”上缺乏；重技术，轻信仰，成为我们教育的一大特征，急待改良！如何改良？我们教育者自当率先，承担起教育信仰者的角色。教育者必须有良好人格，必须有大爱，不仅为自己的谋生去教育，也不仅为学生的知识获得去教育，更当为其人格、理想，为民族精神的独立、强大而教育。
教育信仰，首要在乎教育者有信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