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火烧云刚刚落下，一城人都聚在河沿。
和尚们开始敲鼓、念经，四周安静下来。众人一齐注视着河面，鼓声一停，数百盏河灯相互拥挤着漂过来。
祖父一手托着一盏南瓜灯，一手牵着我，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将河灯点亮，轻轻放在水面上，然后拾起一支苇杆将它推向河心。他目送着那盏灯缓缓远去，一言不发，那张慈祥的脸好像与往日有些不同。他有些怪，不愿跟我说话。
月亮挂在天边，长长的影子拖在我俩身后，薄薄的雾霭被河风吹散。呼兰河宽阔、平静，水流无声。不一会儿，水面上就只剩下几星零落的烛光，在灯碗里一闪一闪。
“河灯到哪儿去了？”我仰着脸问。
“给你奶奶照路去了。”
祖父低头看了我一眼，脸上闪着两条亮光。
又梦见了祖父。
1941年12月9日凌晨，躺在思豪酒店的大床上醒来，端木不知去了哪里，小骆正趴在床沿熟睡。远处传来零星的枪炮声。昨夜，冒着连天炮火，他们抬着我从九龙渡海来到这里。我意识到又一座大城即将倾覆。
小时候，祖父告诉我，七月十五是个鬼节。冤魂野鬼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若能顶着一盏河灯，便可以找到托生的路。今夜，我再次感到那需要河灯照路的另一世界正在向我招手。
窗外不时有炮弹拽着血红的尾巴划过天空，片刻过后隐隐传来爆炸声。见过太多死亡，昨天早晨我是那么害怕，紧紧拉着小骆的手不放，此刻却是如此平静。经历了那么多，死，又算得了什么？
我本一无所恋，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只是没想到三十年人世一遭，竟如此丰富。
旅馆
秋天了。
天还是亮得那么早。我睡不着，坐起来，失神地望着窗外空落的院子。老胡家的大儿子赶着马车出了院门。传来梆子声，王大姑娘死后，磨坊只剩下孤独的冯歪嘴子，还有那头年迈的驴。西院的租客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记不清躺了多少天。我如同一只懒惰颓废的猫，终日赖在炕上。
高小毕业，家境不好的同学，多数到省城齐齐哈尔读女子师范，稍好的就去哈尔滨上中学。大伯父家的秀珠、二伯父家的秀珉、四伯父家的秀琴都在哈尔滨上学。原以为自己也能跟她们一样，没想到父亲坚决不让。在家族里，他却是最早接受新式教育，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当过我们高小的校长，说起来也是呼兰有名的革新人物。他支持娘在小城第一个穿高跟鞋，周末还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在家里开音乐会。
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何执意阻止我继续念中学，任何人的劝说都听不进去。
昔日同学陆续进了新学校，结识新同学，我却每天只能面对两个年迈的下人，衰老的祖父，还有不停生孩子的娘。八月底，我还幻想父亲能回心转意，九月开学的日子一到，那个读书梦真的成了泡影。傍晚，父亲一回家，祖父便手拄拐杖，仰头颤动着雪白的胡子，不断央求：“叫荣华上学去吧！别把孩子憋屈病了！”“有病在家里养病，上什么学，上学！”父亲每次都以同样的话回应。
祖父老了，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荣华”是我的乳名，六岁那年跟母亲回姜家窝堡省亲，正好二姨也在。她听说我大名叫“张秀环”，便坚决要母亲给我改名。为的是我俩名字里都有一个“环”字，犯忌讳。母亲于是让硕学的外祖父给我另起了一个名字：张廼莹。我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大本营在阿城福昌号屯，到了祖父这一代家族分崩离析，他分得在呼兰的房产和地产。父亲三岁丧母，十二岁出继给祖父，从福昌号来到呼兰。在家族第六代“秀”字辈整齐的名字行列里，“张廼莹”显得如此特别，而此刻，我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真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遭遇了一个虽新还旧、不可理喻的父亲。
太闷塞。站在院子里打量这个明显败落的家，心情更是落寞。五间正房，东边住着父亲和娘，西边住着我和祖父。墙皮脱落，油漆斑驳，窗纸多年没换，从里到外透着荒凉。老胡家大儿媳蓬头垢面地坐在院子西南角的井台边抽着烟袋。小团圆媳妇死后，这人财两空的婆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时常对人说着莫名其妙的话，人家如果不搭腔，她就开骂。我想，过不了多久自己也会跟她一样。
老厨子真的老了。打好两桶井水，吃力地缓缓起身，朝东边的厨房慢慢走去。老胡家大儿媳吐了口烟，仰脸似笑非笑地问：“家里大人、孩子都好哇？老王！”见老厨子没理，便冲他的后背吐了口浓痰，右手在嘴巴上抹了一把，咬牙切齿地骂道：“老不死的！”左手将烟袋嘴送到嘴边，表情沉郁地猛吸了一口，两瓣瘦削的脸颊深深瘪了进去。
有二伯也老了。面皮越发黧黑，戴着他那全呼兰城独一无二的草帽兜，露出一截雪白的头发，默默扫着院心的落叶。娘坐在正房大门边的一只大木盆旁浆洗着衣服，一脸不高兴，搓衣板重重撞击着盆沿。
八岁时，母亲死于那场大瘟疫，不到百日父亲便娶了娘。进门那天，我的鞋帮上还缝着白布，一旁的婶子觉得不好，一把撕掉，然后领着我磕头认母。三岁的秀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磕头时被别人把着。婶子还将不满周岁的二弟连富送到娘手上。她抱着连富，伸手牵起我和秀珂，算是正式做了我们的娘。不停哭闹的连富第二天被送到福昌号二伯父家，没多久就死了。
站在一棵老榆树下，树叶不时飘到脸上，茫然朝南望去，哈尔滨的市影隐约可见。秀珂背着书包，从大门里走出来，大声说：“娘，我上学去了！”“去吧！”娘头也没抬。
娘进门后便添了秀玞、秀琢、秀玲，春天又有了秀琬。他们还没起床，这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东外间忽然传来秀琬的大声啼哭。娘站起身，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恼怒地看了我一眼，边转身回屋边大声说：“十五岁的大姑娘，都该嫁人了，懒得油瓶倒了都不扶，不是躺在炕上就是四处闲溜达……”
宜昌码头
我仰面躺在这午夜的码头，无助中能模糊看见那高高隆起的肚子。想坐起来，腰身被肚子重重压迫着；想侧身，却一点力气也没有。挣扎几下，便动弹不得。
太累了，索性躺着不动。侧过脑袋，只见手提箱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它跟着我从东兴顺旅馆，到裴馨园家，到欧罗巴旅馆，到商市街，到青岛，到上海，到东京，到北平，到武汉，到临汾，到西安……我的旅程还没有终结，它还要陪我走更远的路。里边的东西并没有撒出来，我放心了！鼻子贴近地面的那一刻，我闻到了这异乡泥土的潮湿气息。
仰脸遥望宜昌的夜空，繁星闪烁，远处是黑魆魆的连绵无尽的山峦。风很凉，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我没有一丝恐惧，反倒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些纷纷扰扰的日子都已离我远去，如此躺倒，放弃挣扎，我想是上天刻意赐予的休憩--走了太多的路，我需要休息！
躺在长江边，如同小时候躺在夏夜的后花园。曾经见过的风景，曾经遇到的人，都一一来到眼前。那些伤害我的，以及被我伤害的，都默默跟我对话，在我的内心达成和解。不知下一刻会遇到什么，我只想安享此刻。星星不会伤害我，江风也不会伤害我！
几个小时前，在分手的那一刻，我和声韵仍不忘跟罗荪说起那憧憬中的文艺咖啡室。然而，轮船快到宜昌，声韵却开始大吐血，昏迷在我怀里。握着她的手，我惊慌失措，幸亏《武汉日报》的段公爽先生跟我们同舱回宜昌，说起来还与冯乃超相熟。船一靠岸，他帮我将声韵送至医院。一番抢救，声韵已无大碍，段先生独自留下照看，让我回码头赶船。一回到码头，客轮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正准备离开，我急着赶了几步，黑暗中脚底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身子前倾，重重地摔在地上，手提箱甩了出去。
倒地的刹那，我多么希望腹中的孩子能在这生死未卜的一跤中摔出来。实在不愿他来到这世上，想起跟萧军那早已死亡的爱情，他将是我永远都难以面对的心痛；更何况，如此年月，我无力养活他，也不知端木该如何接纳他。然而，躺在地上才发现一切安然无恙，膝盖处只有一点点擦伤──上天不知眷顾我，还是惩罚我。
江流不舍昼夜，面对浩渺星空、连绵群山，我再次感到自己的短暂与渺小，独自追问着生死。即便刚才那重重的一摔，导致小产大出血死去，这个世界亦未见得因为一个女人的死而少了什么。几个小时后，太阳照常在对面山上升起。这样死去，我又立刻觉得心有不甘。
“总觉得跟这世界还有一点牵系，我还有些重要的东西没拿出来！”
四年后，躺在思豪酒店，听着屋外密集的枪炮声，向骆宾基回忆起这异乡码头的一幕，说到这里，我的眼里满是泪水。
而此刻，我全然没有悲伤，只觉得在与星空、群山、大江的面对中，仿佛有所开悟──我要活下去！我要拿出那冥冥中还没有拿出的东西交给这世界！
天边显出淡淡的曙色，弥漫而起的江雾包裹着我，头发、皮肤、衣服湿漉漉的，深吸一口，带着淡淡的腥甜。一个身背竹篓的中年汉子朝我走来。我虚弱地喊了声“老乡”，他在我身旁停下，问我怎么躺在这里，问我伤在哪里。得知我仅是摔倒了爬不起来，便伸出那只粗大的手将我拉起，然后拾起手提箱送到我手里。不等我说谢谢，他便消失在雾气里。
尾声
天蒙蒙亮，我发现自己露天躺在一张小床上，四周都是病人。护士还有做义工的女学生在病床间忙碌。我好像又看见了那个港大高个女生。
我想起哈尔滨那个送人的孩子。
我想死后暂时埋在一个面朝大海的地方，日后迁至鲁迅先生墓旁。
我想告诉端木这些，却完全没有力气开口。
我感到极其难受。我在挣扎。端木俯身把耳朵贴近我的嘴边。
我重复着：“孩子、鲁迅、大海……”
我穿着那件亲手做的旗袍，拎着手提箱，站在呼兰河边。
月已落，一盏河灯，远远朝我漂来，停在我的脚边……
为了让一个命途多舛的女人真正为人所知
--叶君长篇传记小说《我本一无所恋》后记
叶君
十年。
交出这部书稿，春天的脚步隐隐可听。
我陡然发现关于萧红生命后十年的这场叙述，自己竟同样用了整整十年。这是继传记、电视剧本、学术考证、话剧剧本之后，对萧红生平的第五度叙述。萧红让我在自己的文字里再次度过了一个激情而沉静的冬天。四周寂静无声，窗外大雪飘飞，而我一次次沉浸在一个民国女子的无尽往事里--我是如此喜欢这深北方的冬天。当积雪消融，柳絮漫天，冬天的忙碌便有了见证。牛年的春天如此，羊年的春天亦然。而此刻，我静等着春天的再次到来。
二十年前，我怀揣作家梦，却走上了文学研究的路。我无从预见自己竟然还有重拾梦想的那一天。然而，因为萧红，我第一次写传记、第一次编话剧，更第一次创作长篇小说。一个异乡人的十年，隐秘的命运，让我对生命和文字愈益充满敬畏。
诚如卢玮銮教授所言，“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自七年前我第一次见她如是说，这篇小说便长养于心。其间的所有工作，似乎都只是为这本书的问世而作的准备。当然，《我本一无所恋》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是一个民国女子肉身与精神的流浪史--在深巨的情感创痛里辗转，在连天炮火里流徙--其中，有我朴素的叙述，节制的感怀，有限的虚构，还有无法遏抑的抒情，更有十年来我对萧红及其周围人的认知与理解，以及我大半生所积累的文学经验。数易其稿后，我几乎没有勇气再看它。这本书掏空了我自己，一个月来，我日以继夜地以沉入的阅读，来填补那难以言说的空落。
这是一部可以当作“一个人的信史”来阅读的小说。大到人物、小至日常琐屑，都本于细致的考订。令我感叹的是，萧红一生的戏剧性，如同虚构。在这本小说里，最大的虚构只是体现在我对她的理解，以及个别情景与心理的想象上。人生如戏，用在萧红身上最为恰切不过。正因如此，那些史实于我并非掣肘，相反，极力写实换得的却是尽情虚构的快意。在精彩的人生面前，虚构和想象如同赘疣，彰显浅薄。我执拗地认为，关于萧红的一生，用心地触摸，忠实地记录，便是最好。我自然知道自己做得很不够，但目前的样子，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欠缺或许无处不在，而唯一值得告慰的是，一如此前，这本书我自觉不缺的便是诚意。
在这遍叙述里，我的最大收获，便是对出现于萧红生命中的那些男人们，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解。此前，触摸萧红的哀痛，我对他们自然生出谴责的冲动；而今却意识到萧红在短促一生里所遇见的无一例外都是好人。那些导引、收容、接纳与陪伴，让我感动，虽然也有遗弃与背叛。我看到，她的哀痛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命运的造就。因而，在其生命的最后，我想象了她与命运的和解，让她表达了对生命中那些男性的热爱。让萧红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或许是我十年萧红传记研究的最大心得。我为自己对于人事的这份带有中年感的认知，而无比欣慰。趁还来得及，我同样要感谢来到我生命里的所有人。
又是四月。
在这本书里，我曾经写到萧红在商市街那间半地下室的耳房里，感受哈尔滨四月的来临--人间已是四月！十年前的四月，我来到这里，开始了此后的阅读、沉思、写作、演讲，所有的努力，不过为了让一个命途多舛的女人真正为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