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程朝阳（215101）
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和中学语文网中网上《虎丘记》的教案，几乎都说该文表现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思想。笔者认为，此说法有待商榷。
“与民同乐”的思想在我国由来以久。从《庄暴见孟子》可知其基本内涵：国君能“与民同乐”，即能思使民得乐之道，故国家可望大治。臣子“与民同乐”，尚有深意。观欧阳修《丰乐亭记》的结语：“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故“与民同乐”还有向百姓宣示皇恩浩荡的功能。此外，“与民同乐”，君臣为主，民次之，如“人之从太守游而乐”，一个“从”字，主次分明。
再看《虎丘记》，前两段浓彩重墨，描摹了中秋之夜虎丘游人聚饮欢歌的盛况，可以让人体味到作者是以欣赏的目光看着苏城的士女百姓的，但有个问题：作者何在？当然可以说他是“隐身热闹中”，在一旁偷着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不是中秋游乐的领导者，士民不是“从”他而游的，自然他也没有达到欧阳修“与民同乐”而“宣上恩德”的功效。
细敲第二段斗歌场景的描写，作者的思想情感尤为值得玩味。作者将“呕者百千”的热闹场面描述为“声若聚蚊，不可辩识”，称众人之声多为“瓦釜”，足见作者并不欣赏这种“大家乐”的方式。“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可令“听者魂消”，“一夫”之清声更是有“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的奇效，作者对“清雅”之乐的欣赏溢于言表。而第三段对虎丘四景的描述，作者崇尚“清雅”之趣益彰。而最后述及的“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可以说苏州之民严重缺乏“与令同乐”的习惯，换言之，袁宏道“吏吴两载”却没有“与民同乐”的成功经验。
袁宏道为什么没有“与民同乐”之乐呢？和欧阳修一对比即知。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依然不忘“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因为他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忠诚。为文，也是“载道”为先，就是《醉翁亭记》也属正统的“圣贤文章”。而袁宏道，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领袖，力反“文必唐宋”的传统，思想上深受李贽、王阳明左派“心法”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求真尚趣，有着封建时代隐逸文人的浓厚的“清雅”意识。为文，也是“独抒性灵”的“正统以外的个人文学、性情文学、闲适文学、趣味文学”。
袁宏道与欧阳修相差如此之大，而称本文具“与民同乐”的思想，自是大错。
200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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