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临海市教委教研室 林一平
长期以来我们的作文教学从不规定“读者对象”，忽视语言的交际作用。学生作文的读者对象也是固定的，教师成了学生作文唯一的读者，面对只有一个并会使他们产生惧怕心理的特殊的读者，这样作者是无论如何都激不起写作激情的。目前写作教学中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审视和被审视的关系，缺乏平等互动的基础。学生作文往往具有一种敷衍的心理，他们普遍都这样认为，作文主要是为完成老师的任务，是写给老师看的，反正老师会修改的。这显然违背了作文教学“应用”的目的，因为“应用”这从根本上说是应用于作者与读者的沟通和交流，应用于特定的读者对象。因此，对于习作者来说写作应面对读者，所以培养他们的“读者意识”至关重要。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有一批有卓见的语文教育家，曾着力倡导“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并初步构建了这一教学理论，然而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今天我们重提这一被人们遗忘的教学理念，是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读者意识”写作观溯源
我国古代教育家、文学家、文艺评论家对写作中的“读者意识”是十分关注的。他们认为，为文要“尚简、尚雅、尚俗、尚质、尚文、尚谐、尚直、尚婉、尚淡、尚平、尚奇”。①这实际上是从“传播”即读者接受的角度，对读者意识理论的系统概括。
孔子曾经说过，为文之道：“辞达而已”。“辞达”则意显，这就告诉我们写作时要考虑读者能否接受。东汉王充认为，文辞是说给人听的写给人看的。他从交际对象的反映角度提出“口务在明言，笔务在露文。”要求写作“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②提出了“形露易观”“显文露书”读者受体观，体现了很强的传达意识。他还提出要根据读者的才智的高低写出不同的文章。为吸引读者的注意他认为，为文要“新颖违诡于俗”要以“独是之语”“感人之书”感染读者。道家学派则认为应以自然之美打动读者。老子认为，与其用智易伪不如返朴归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则认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元代 陈绎在《文说》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作文和读者的关系，他认为，写作应根据不同的读者选择不同的语言和语言的表达方式：朝廷之文，圣贤道德之文气宜“肃”，长江大海、军阵英雄之文气宜“壮”，山林风月之文气宜“清”，通人达士、宴乐之文气宜“和”，侠客高士、鬼神之文气宜“奇”，富贵美人、宫苑之文气宜“丽”，上古人事、游览古迹之文气宜“古”，大功业人，登高眺远之文气宜“远”。③
刘勰则从以情动人的角度切入，他认为，要“为情造文”“情动于中而发之于文”为情要“约而写真”“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明代李贽则认为，为文要倡导“童心”他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以“纯”“真”感人，显然也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思考问题的。
二、“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的确立
如何提高写作教学的效率，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实现写作教学的“实际应用”之目的，现代语文教育家们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而现代意义上的“读者意识”写作观的提出，可以说是他们对写作教学的重大理论贡献。
梁启超在对学生的作文教学的要求上强调，求“真”求“达”的表述观，他说：“事迹 要真，写出还要逼真，务要完全表达出自己所想讲的。”④“真”是对内容而言，它包括事实的确凿和人的真情实感，做到对事实和读者负责。而“达”的要求就是一照原样说，二令读者完全明白。他曾说：“为什么要做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也就减少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既有对传统写作理论的继承，更有从教育教学的角度对“读者意识”写作观的发展。
鲁迅先生对作文的表述上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倡导习作为文之初，要心有读者，为大众着想，“使大家能懂、爱看”。怎样才能如此，鲁迅先生的解释是采用“白描”手法，“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勾卖弄而已。”⑤他在谈及自己写作经验时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同时他也反对虽能看得懂，但语言粗糙乏味的“浅”、“俗”。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的写作语言表述观是辩证的。
阮真是三十年代中学语文教育研究最杰出的开拓者，他在作文教学的研究上尤为突出，他强调作文教学要崇实致用，倡导重视应用文教学并根据不同社会需要把应用文分为：普通、公牍、职业三类。他在作文拟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作文题目，应给学生的良好刺激，引起他们作文的动机和兴趣，他提示了5种可利用的机会：1、利用学生实际需要事项；2、利用读物；3、利用定期刊物；4、利用校内服务事项；5、利用社会服务事项。这对在写作中培养学生的“读者意识”是十分有利的，并且他还说：“有实际生活需要的机会，我们要利用，没有实际生活需要的机会，我们也要假设环境，造成机会，去做问题设计。”⑥这就为我们指明了我们在教学中如何为学生提供“发表”的渠道，培养学生的“读者意识”，是具有相当实际意义的。
把“读者意识”作为写作的最基本方法，并为之作周详思考和策划并付诸实践的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夏丐尊 ，他说：“所谓好的文章就是使读者容易领略、感动、乐于阅读的文字。诸君执笔为文的时候，第一不要忘记有读者。第二须努力的求适合读者的心情，要使读者在你的文字中得到兴趣或愉快悦耳，不要使读者得着厌倦。”⑦他说古今文章作法各执其辞“千言万语都不外乎以读者为对象，务使读者不觉得苦痛、厌倦而得趣味快乐。所谓要有秩序、要明畅、要有力等等，无非都是想适应读者的心情。因为离了读者，就可不必有文章的。”⑧他认为写作须首先考虑：（1）读者的性质（2）作者与读者的关系（3）写作这文的动机等。文章第一步虽当注意于造句用词，求其明了；第二步还须进而求全体的适当。对人适当，对时适当，对地适当，对目的适当。这“明了”、“适当”，自然都是针对读者而言。为求适当，他还具体设计了六个问题，让学生作文时思考：（1）为什么做这文？即让学生明确作文的目的，文章应给读者的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感受。（2）在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即思考文章中心，使读者明了。（3）谁在做这文？即明确作者的地位、知道自己应以何种身份向读者说话。（4）在什么地方做这文？这思考的是作文的应用环境，以求判定向读者说的话是否适应特定的场合。（5）什么时候做这事？思想的是作文的时代观念，以避免对读者说出不合时宜的话。（6）怎样做这文？探究的是作文的方法，以确定如何表现易为读者所接受。上述简单易行的方法，就在当今也不能算落伍。
朱自清是把“读者意识”写作观付之于实践的一位作家、学者型的教师。他认为：“写作练习是为了应用，其实就是应用于这种种假想的读者，写作练习可以没有教师，可不能没有读者。”⑨写作练习仅仅把教师当作读者（使学生惧怕的读者）是无法激发学生写作的冲动和发表的欲望的。虽然实际上学生的写作对象是有限的，但“假想的读者却可以很多”。除了教师外还有父母、兄弟、地方人士、社会团体、政府、政府领导等等。同时朱自清先生还认为缺乏“读者意识”必然会削弱教学效果。为培养学生写作中的“读者意识”，朱自清主张把报纸文字作为写作学习的范文，学生容易从中看出读者与文字的关系“这样学生在写作时也便渐渐会留心他们假想的读者”。同时他还特别提到书信文体，认为这是培养学生“读者意识”的一种好方法；因为书信比其他文体有更确切的读者对象，有明确的传达目的，在教学假设的情境中，更具有逼真性，更易诱使学生进入角色。
如上所述，“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的理论确立，得益于众多现代语文教育家的倡导和潜心研究，至夏丐尊 、朱自清这一理论才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并得以基本完善。
三、“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的再认识
今天我们重提“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是有必要的。长期以来，我们的作文教学形成了教师干预贯串始终的僵化模式，在写作教学中，几乎从不规定读者对象。于是形成了学生作文的读者几乎只有语文教师一人的局面。学生在选择语言文字和语言表达方式时，也从未考虑针对不同的读者应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文字。这样严重地忽视了语言的交际作用，阻碍了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作文教学中“读者意识”的缺失，直接助长了学生作文敷衍塞责，甚至为了投教师所好，胡编乱造。为此，重新审视“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对“读者意识”的内涵把握我们还可以从学生的作文与作家创作的比照中得出：
从作家创作的角度而言，“读者意识”是作家创作时所预想的社会反映，它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学生作文虽然不是作家创作，但从广义上看是相通的。因为他们都是用文字“表达”和“说出”，两者都要顾及读者的反映。同时写作过程究其根源总是受“读者”的“欣赏愿望”阅读“趣味”和“评价”的影响和制约，进而会影响至作品的形成质量。
然而，作家与学生的写作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 。写作主体对生活观照和学识水平不一样，作品的质量不同，发表的途径和渠道也不同，作家的写作创造性与学生的作文的创造性也是有区别的。严格说学生的作文只能算是对事物的初步的认识和发现。
因而，我们认为广义的所谓“读者意识”是：读者的欣赏愿望、阅读趣味和评价对写作主体表达和发表的影响和制约因素。在作文教学中我们倡导的“读者意识”是：在学生的写作过程中让学生以假想的读者为阅读对象进行写作。
所以我们认为在作文教学中树立“读者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家写作的目的是服务于阅读对象，而学生作文的目的也是为了“应用”，可这个“应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教师，而是未来的读者。因而，从作文教学的目标出发倡导“读者意识”是一条理想的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道路。
再有倡导“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是贯彻平等、对话的教育理念的需要。还以作家创作为例，文学活动是一个由作家、作品、读者等基本要素与环节组成的系统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化”的关系，即“对话、交流”的关系。在文学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广义上也是“读者群体”，这就是文学评论家，他们虽然也是读者，但是就其阅读文学的主目的并非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批评，这一特殊的读者群体与作家的 关系显然不同与一般的读者群体。读者与评论家谁重要，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但是有这样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没有评论家欣赏的作家是很多的，可没有读者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就作家来说读者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们回头关照作文教学，我想也是同样的道理。老师就等同于文学评论家，学生的写作是为了应用，即应用于假设的读者，假如没有读者或者仅仅是给老师看的，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作家在创作时有时可能会顾及到评论家的评论，但更多顾虑的是读者的反映。读者与作家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平等、交流的互动，评论家对于作家和作品更多的是一种审视。这也与作文教学相似，教师的阅读也是一种类似于对作家作品审视，我想假如作家创作不是面对读者，而是面对评论家，作家是很难激起创作的热情的。同理，学生作文不是面对读者，却去面对教师，也是难以激发情感的。
因而，学生作文中的假设的读者，这是建构平等、对话的“写作场”的需要，是一种交流、互动的“社会化”的要求。
同时，倡导“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又是激发学生写作动机的重要途径。教育心理学把学习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两类。内在动机指的是：“指向于学习任务本身的动机。”外在动机指的是：“目标指向于获得尊敬、赞许、认可的动机。”⑩据此，假如我们把写作的动机也作如此的分类，那么也可分为“指向于应用和指向于赞许、认可”的两种类别。前者应属于内在动机，后者属于外在动机。
倡导“读者意识”显然有助于内在动机的激发。学生写作中具有“读者意识”，那么写作中必然以假想读者为阅读对象，写作中以适宜
应用于假想读者的要求衡量、规范自己，并能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以此来持续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直至符合社会要求。因此，它对于学生写作兴趣的激发、水平的发展和提高，同时对写作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是很大的。
倡导“读者意识”也有助于引发外在动机的启动。教师以“应用”为标准衡量和要求学生，并创造条件提供学生“发表”“说出”的条件，并且在实践和模拟实践中指导和锻炼学生，我们的经验证明这种实践和模拟实践的写作教学形式最受学生欢迎。教师与“实践”的“赞许和认可”激发了学生的写作的外在动机。而写作外在动机的引发、诱发又促进了写作内在动机的强化。
四、“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的现实意义
目前作文教学的现状是令人堪忧的，突出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效率低；二是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较差。从学生的角度而言，绝大多数缺乏写作的动力和写作的热情；从教师的角度而言，教学的立足点不明确，没有立足于应用，脱离社会生活。过分追求：“高立意、精选材、巧谋篇。”其结果是陷入了：“高要求，低效率”的困境。写作教学中倡导“读者意识”显然有助于摆脱目前作文教学的这种尴尬的境地。理由如下：
1、倡导“读者意识”有助于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以符合读者能接受的要求和标准写作，无疑会对自己的语言运用和表达技巧提出相应的要求。如：写给自己看，要求说真话、心理话；写给朋友和同学看，要求真诚、平等；写给报纸、杂志，要求新颖、准确、有创造性。随着读者范围的扩大，学生就会对自己不断地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从而使学生养成自觉、自能、自动写作的习惯，这正是我们语文教师所希望达到的。
2、倡导“读者意识”有助于学生想象力、创造力的培养。学生以假想的读者为对象，在假设的场景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表达自己的态度。面对不同的读者对象和各种场合这样就需要学生具有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能力，而多角度、多层面的思考能力又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3、在假设的情景中进行写作训练，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的能力。有利于写作和生活实践的沟通，有利于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性。
4、只有具有“读者意识”，才能充分认识自我，确立自我在写作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写作的自信心，而自信心的确立和提高又会有力地推动写作水平的 提高。
5、倡导“读者意识”更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写作兴趣，进而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
6、我们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常常鼓励学生写放胆文、自由文，但在教学中却苦于无法实施针对性的指导，“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无疑从宏观和微观上为作文教学指导开辟了“新”的渠道。
反思中学生作文训练中读者对象单一的问题，重提“读者意识”写作教学观是十分必要的。它为我们摆脱目前作文教学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较理想的方法选择，这是一个很值得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思考、探索的课题。
注：
①②③申小龙：《语文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版，第287、283、312页。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作文教学法》。
⑤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
⑦夏丐尊：《文章作法》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⑧夏丐尊：《夏丐尊论语文教育关于国文学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⑨朱自清：《国文教学论教本与写作》，开明书店1947年版，第149~150页。
⑩张大均：《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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