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礼物随笔

2019-05-24 随笔

  “喜欢上一个人”,发生在14岁,还是被禁止的。忽然之间,我有很多事要忙,忙着忧郁,同时忙着掩饰忧郁。

  就在这种心事重重无法自处的阶段,班主任杨震宇的一个特殊的作文训练,给我制造了一个情绪的出口,减缓了我的内伤。那次作文课,杨震宇带来一个画架和几张图片,他把那几张图钉在画架上,图片内容分别是人物、静物和风景,然后让我们随便选一张自己有感觉的图片写一篇作文。

  他说:“大家如果看不清楚,可以走过来仔细看,文章写什么体裁都行,散文、议论文、小故事,随你们便,字数也不限。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体现观察能力,二是发挥想象力。”

  杨震宇总是这样,他有很多时候都随我们的便。

  我因为正处在暗恋中,情感特别丰富,特别需要借题发挥,随便选了那张风景图片,洋洋洒洒地写了篇以“伤离别”为主题的文章。

  隔了一周,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作文课上朗读。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别人念我写的文字。在杨震宇的声音里,我全身的细胞都像受到电击一样猛然苏醒,让我清楚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下课之后,杨震宇收拾好教案,临离开教室之前,沉吟了几秒,转头叫我的名字,示意我跟他走。以之前的经验,被叫去办公室十之八九不会是什么好事,剩下来十之一二可能是好事的,也只属于那些所谓的“天之骄子”。即使杨震宇一次次在我面前打破常规,我也还是没想过,那些不同凡响的事有一天会跟我有关。

  我走在杨震宇身后,带着一身的胆怯,跟着他走进办公室。

  杨震宇带着我径直走到他的办公桌旁,放下教案之后,他在旁边的书架上翻找了一阵,抽出一本书,转身递给了我。

  “你可以看看这个,说不定有一天,你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东西,也出一本书。”

  我接过那本书,是一本三毛的散文集。我捧着那本书,手臂微微抖了抖,无言以对。我抖是因为我没有收到老师赠予礼物的经验。

  杨震宇没理会我的局促,继续道:“我喜欢的作家杰克·伦敦有一个特别的写作训练,他会随时随地把他认为有意思的东西记录下来。通过这个方法训练观察能力和叙述能力。我个人认为灵感都是熟能生巧的结果。如果你对写作文有足够的热情,我建议你试试这个方法。”

  就是从那天起,我开始写观察日记。杨震宇说:“一定要仔细观察、认真体会,把你观察到的都如实记录下来。‘如实’特别重要,既不夸大,也不回避,就是尽量观察、尽量记录、尽量思考。时间长了,你有可能会发现,你的观察力越来越敏锐了。”一周之后,我把第一次写的观察日记交给他,那一周,我观察的是阳光的变化。

  杨震宇把那个本子还给我的时候,在这句话下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好”字——“今天的光线强烈,我抬头看了太阳一眼,再低头,看到了世界的底片。”

  尽管只有一个字,却正是它启蒙了我对爱的认知。之后,每当谈论“爱”,我都认为所有真正的爱,都必须基于对一个人的了解和欣赏。

  我的观察日记又持续了几周,从阳光转向植物,再转向每天趴在学校门口卖炸糕的摊子旁边的流浪狗。第一个本子快写满的时候,杨震宇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本子,同时作业也升了级:“从这本开始,写一个你感兴趣的人。”至此,我从杨震宇那儿得到了一个“偏方”,那些堵在我心里的单恋,伴着对那个人无法克制的“观察”,被我一字一句地写了出来。

  我妈看到我经常在房间里奋笔疾书很高兴,偶尔拿一两样零食进来问我:“写什么呢?”

  我说:“我们老师留的作业。”

  她探身过来,刚好看到我正在使用的一个词“宠辱不惊”——成语总是能起到瞬间使一个句子变得深奥的作用。我妈很满意,说了句:“噢,好好写。”就没再深究。

  不久之后,我从最初只能写出“今天J迟到了,没参加晨跑”,到后来,在杨震宇的种种启发式的点评下,已经能把J在一个课间10分钟之内的动态写得跌宕起伏。

  我越来越喜欢这项写作的训练,除了一些看得到的成就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内心那些拥挤着的情绪,都借由文字尽情释放了出来。

  出于对杨震宇的信任,我对J的单恋在文字训练中一览无余。

  杨震宇对我的单恋本身始终保持着距离,从未过问,只就事论事地在每篇文章上圈圈点点,指出他认为好的部分和有待商榷的部分。

  “有待商榷”这四个字,是我从杨震宇给的评语里学到的。“商榷”这个概念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也是从杨震宇开始,他是第一个不用“批判”和“否定”来对待我们的大人。在“商榷”中,我紧绷的内心渐渐舒展。人只有以舒展为前提,才可能对自己诚实。

  一个少年,在十三四岁的年纪,有幸把对这个世界的诚实化作文字,练就一种技能,不管今后是否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它都是珍贵的礼物。

  没多久,J和另一个女生成了我们班唯一一对公然出双入对的少年恋人,他们在那两天瞬间成为全班热议的焦点。杨震宇对此没有表态。不久后,一天的自习课上,杨震宇走到我的座位旁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轻轻说了一声:“来。”

  我又是那样,低着头,跟在他身后,穿过校园,跟着他走进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杨震宇示意我坐下,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茶杯,沏了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

  然后他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停顿了一下,说:“要是最近不想写,可以先停一停。要是想写点儿别的,随时可以问我。”

  我像被打开了泪闸的`开关一样,开始对着那杯茶掉眼泪。

  杨震宇在我面前不远的地方,看着我的眼泪时疾时徐地掉落。

  他对事情本身没做任何具体的评论,更没有任何肉麻的肢体语言,他的关切自有风格,很淡,可是显而易见。

  少年的容身之所其实非常有限,当成长推挤着少年们在父母面前掩藏真实的自己时,学校就成了最重要的阵地。一旦在学校也要背负另外的伪装,时光就会变得难挨。

  我的单恋,就有那种在双重伪装压抑之下的难。

  还好,在一个透不过气的艰难时刻,杨震宇给了我一份没有批评的了解,好像一个人失足落水后及时出现的救生衣。

  很多时候,支撑一个人度过人生中的诸多困境的,就是“了解”。

  而那些在年少的你受伤时没有加以任何道德的指摘和批评的大人,是真君子。

  杨震宇在任由我掉了一阵眼泪之后,转身从他身后的书架里抽出一本书,给我讲了一部他喜欢的作品。

  他讲的是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我记得那天最后他说:“上天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礼物,有可能是和颜悦色地给,有可能是风驰电掣地给,有时候是令人快乐的,有时候是令人痛苦的。怎么给不要紧,要紧的是你要发现礼物,还要尽力接住礼物。那些礼物,你不接住,或是不及时接住,就错过了,就是暴殄天物,‘礼物’是不会等你的。”

  我听了他的话,暂时从伤感中抽身出来,为他如此自如地使用这么多成语而折服。

  那是我少年时代的运气,在我的单恋像小船触礁一样断裂沉没之时,杨震宇以君子之姿,告诉我“礼物可能是痛苦的”,这一剂及时的“了解”,送我回到可能痊愈的归途。也正是这个痛苦的过程带给我一个重要的领悟:每个人这辈子对自己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发现自己的那个“我”。一个怯懦或昏聩的人生,是没有“我”的。

  直到受到杨震宇那么郑重的肯定后,我才忽然想要问自己一句“我是谁”。继而,为了这个“我”,必须于茫茫人世中,清明、独立、勇敢地走出来,走下去,不论面对何种境遇都不退缩,直至走到天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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