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县茶马古道与民俗文化杂文随笔

2021-07-04 随笔

　　对茶马古道的定义，历来学者的说法较多，但被广泛接受的的观点，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茶马交换而形成的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而“茶马古道”的命名人，著名学者、云南大学木霁弘教授和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周重村，联名发表的《茶马古道研究模式以及意义》，更倾向于茶马古道给人类所做出的贡献，该文指出，茶马古道有四个方面的横式意义：一是茶马古道是当今世界上地势最高的贸易通道。二是茶马古道从来都是民族融合与和谐之道，它见证着中国乃至亚洲的各民族之间千百年来因茶而缔结的血肉情感。三是茶马古道是民族迁徙的走廊，它为人类寻找永恒的家园提供了许多实证。四是茶马古道是佛教东传之路，是世界文明的主要通道，在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开始融合。

　　历代学者大都认为，四川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秦汉以前，只有四川一带有饮茶和茶的商品生产，到唐代盛行种茶饮茶的习惯。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积极采取控制茶马交易的手段，唐肃宗至德元年开始，在蒙古回纥地区驱马茶市，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先河。宋代于成都、秦州（天水）各置榷买马司，后汉才提举茶事兼理马政，遂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掌以川茶与少数民族贸易马匹。到北宋，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易马的茶叶就取地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天水）各置榷茶和买马司。元丰十一月，提举茶场司上奏：阶州（今陇南武都）未立卖茶场务督官，请求以熙宁十年以前税率管理，朝廷批准（《阶州直隶州序志》）。元丰五年，茶场大提举陆师闵上书朝廷提议：“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买茶场，文独为通商地”。要求文州（今陇南文县）亦禁茶叶民间交易，官买茶叶。朝廷批准陆师闵提议（《宋史?食货志》）。北宋熙宁以后，便在四川设置茶马司，将四川年产3000万斤的茶叶，大部分运往甘肃、青海等地区，设置数以百计的卖茶场和数十个买马场，并规定名山茶只许每年换买马匹，不得它用，每年买马达15000匹以上。绍兴十二年五月，以郑刚中为川、陕宣抚副使，置陕西诸路（主要在陇南）的茶马场（《宋史?高宗本纪》）。“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卷251）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到了明代，又恢复了茶马政策，而且变本加厉地把这项政策作为统治西北地区各民族的主要手段。明初在秦州、洮州（临潭）、河州（临夏）、雅州（雅安），清代在陕西、甘肃、云南等地设置大使职掌与前代。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万历年间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这些现象也反映在当时文人的作品中，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之兴旺与繁荣。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驰，私商茶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直至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废止。

　　陇南康县地处陕甘川交汇之处，是连接内地和西南、西北的重要通道之一。东接陕西汉中，北连天水、陕西宝鸡，南接川蜀，因其地域的独特和物产之丰富，是大陇南文化圈里的一块奇特地带。独特的地域环境和历史上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茶马古道等都在这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民间音乐有打锣鼓草歌、木笼歌、毛山歌、唢呐演奏、三弦弹唱；民间舞蹈有羊皮鼓舞、霸王鞭、梅园神舞、康南花鼓；传统戏剧有木偶戏、秦腔演唱等；民间美术有刺绣、氏族家谱绘制等；传统工艺有造纸术、“二脑壳”酒酿造、铸铧等。特别是“女婚男嫁”或“男到女家”的婚俗尤其独具特色。在多变漫长的社会背景下，康县民众世世代代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与外来人口一道，创造出了异彩纷呈的民间民俗文化。正如著名民俗文化学者仲富兰所指出的那样，“民俗文化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作为载体进行世代相习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它由历史沿传而来，又是在现实中生生不息的，具有一定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制度等，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外涵相当广泛，反映民间文化最一般规律，反应在建筑、民居、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语言、文字、或者表现为抽象的性格、习惯、民族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生活模式和文化认同而存在于民众当中。”

　　康县是民歌之乡，打锣鼓草歌、木笼歌、毛山歌等民间歌曲经过千百年来历久不衰的口头承传，而渗透于陇南民间各个角落，因民俗文化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特点，表现在民歌上，则康南康北的山歌在曲调上截然不同，在取材和内容上，象《诗经》等中国所有的传统民间歌谣一样，绝大多数篇章为反映爱情生活的。

　　唢呐演奏作为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在陇南各地也均有流传，而且是在过去没有电视、录音机、音箱等音乐设备时，唢呐演奏是红白喜丧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使人们陶醉其中，乐此不疲，为结婚和丧葬增添了浓浓的喜悲气氛。1985年在康县举行陇南地区文化现场会上，豆坪乡60人集体演奏的唢呐《迎宾曲》，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场面之大、参与民间艺人之多，规模空前。因唢呐在不同的场合要演奏不同的曲调、营造不同的氛围，而主要分为喜调和悲调，结婚喜庆时一般奏喜调，丧葬悲伤时一般奏悲调。喜调如《开财门》、《八仙上寿》等，悲调象《孟姜女哭长城》、《秦雪梅吊孝》等，都是根据实际需要吹奏。

　　康县木笼歌，是歌者在被囚押途中自编自唱的，所经之处群众边听边学，主要分布在迷坝乡境内，因其内容痛斥封建社会之黑暗，道出了广大疾苦群众的心声，并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发生共鸣，而广泛流传下来的，因其体裁具有很强的叙事性，情节生动而易于接受，是康县北部的主要民间歌曲之一。

　　毛山歌主要分布在康县南部的阳坝镇、两河镇、白杨乡、铜钱乡、三河乡、秧田乡等地，是山民们自编自唱、口头承传下来的民间歌曲，因其通俗易懂，更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民歌，深得广大民众喜爱，其主要特点是，把高兴事和悲凉事都吼出来，其内容主要反映旧社会广大老百姓的苦难生活，如“宁叫天打做磨，不给老地主扛长活。”也有反映忠贞爱情的，如“洞绿盅子喝清茶，啥时候与你成亲家，只要和你成了亲，肉连骨头心连心”。在形式上主要以单唱和对唱为主。

　　打锣鼓草主要流传在甘陕川交界地带，以前的康县南部地区，因其地广人稀，农田荒草严重，农民苦不堪言，为了消灭草荒，争取丰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把敲锣打鼓，喜庆欢乐的场面与劳动号子相结合，一人敲锣，一人打鼓，集体唱锣鼓草歌，众人随锣鼓手的指挥边唱歌边薅草，表演大概分为牵线，扎盖子，起歌头，安五方，说正方，耍歌之，办交接等步骤。节拍有九拍，十二拍、花拍子几种，唱词分为五字、七字、十字等。唱词“一个铜钱滚过街，上场就把话说开。一来不要打呜呼，二来不要撂界子”。就富有诗意，且妙趣横生。

　　以娱神为主要内容的梅园神舞，是康南人民在长期农耕生活和祭祀习俗中形成的的民间歌舞，以歌舞祭祀活动为载体，内涵丰富，包含历史、宗教、民俗等诸多文化内容，每逢农闲时节，要择吉日对“梅园山神”进行朝拜、祭祀，并以世代相传的各类活动，营造神秘隆重的'气氛，以示对山神的敬重，希望通过祭祀山神带来万籽归仓，风调雨顺。其场面往往伴有拼杀、嘶战、翻身旋转、对歌跳舞，热烈激越。

　　霸王鞭是春节期间深受群众喜爱的社火表演舞蹈之一，俗称棒棒鞭，打钱串子，打花棍。是原生态的民间歌舞艺术表演。表演者是以组为单位进行的，往往身穿舞衣，每人手持一根绑有一串铜钱的竹棍，随鼓点舞动，棍或敲打肩、头、脚尖、手掌，臂腕动作多变花繁，铜钱响动悦耳。舞者边舞边唱，极富观赏性和美感，其腔调运用民间小调形式，唱词内容以历史故事为主。康南花鼓唱腔优美，表演形式简练活泼，又称“三句半”、“康南花鼓”、“农家宝物”，“花鼓一敲水欢笑，花鼓一敲山起舞”。

　　家谱绘制（一说是氏族家谱绘制），是一种工序很考究的民间工艺制作，绘制要求严密，难度较大，对绘制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因其是一个家族兴盛的象征，且在重要的节日要悬挂，供后人祭祀膜拜，以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和敬畏之心，绘制时分敬神、备料、绘制、装轴、开光等仪式，复杂的程序和严谨的规则，所以这种技艺不是人人都能够学成的。

　　“二脑壳”酒酿造工艺，原料是高梁、玉米、红谷、青稞、小麦等，通过发酵、烧烤等多种工序酿造而成，因其不添加任何化学成份，而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保健酒”。

　　铸铧工艺则通过备料、溶铁、打铧模子等多种流程铸造而成，主要在康县北部太石乡一带流传，至今犹存。

　　流传在康南的太平乡女娶男嫁的婚俗，当地人称为“包儿子”或“当娃”，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的婚俗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男到女家，更名入籍”，即男方嫁到女方家后，一切遵从女方家族的习俗和规矩，改名换姓，与妻子一道称呼女方家族成员。另一种是婚后二门各开的形式，男女各保留原先的姓氏，婚后生育两个子女，双方各一个，各顶门立户。婚前还需要立婚约为字据，一般在结婚仪式上签定婚约，一式两份，双方共同遵守。在财产分配上，若是男方提出离婚，财产归女方，若是女方提出离婚，财产各一半。若婚前男方在进入女方家定居时带有财产，在离婚时财产归男方所有等等。

　　正是上述所列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现象，构成了康县人世世代代的主要生活方式，一直渗透到其生产生活、宗教信仰、为人处世等各各方面和老百姓的骨髓之中，成为陇南民俗文化的一枝奇葩。“由偶然的创造进而成为一种经验；再经由人类语言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变成人们的常识；再经由约定俗成之后，变成民众的生活准则或习惯。”渗透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

　　康县文物工作者于2009年上半年在康县望关（康县和武都交汇处，交通要道）发现碑刻，使康县成为有碑刻佐证的茶马古道途径之地，形成了一条东接汉中、起窑坪，经古兰皋、古散关、白马关、大堡、长坝、望子关，向西经阶州（武都）通青藏；北至兰州，天水宝鸡等地至新、青、宁，经咀台、岸门口、铜钱、阳坝南过利州直通向川滇方向的几条茶马古道。碑刻中“茶马贩通番捷路”，以官方很郑重其事的告示形式警示经商之人，从侧面反映出了这条路线，当时茶马古道是多么的繁荣，商贸往来的人数之多，成为当时西北的主要支线之一，因其地域为“通番捷路”，所以很多茶马商贩都更加愿意走这条捷路。从成县的《西峡颂》到略阳县《郙阁颂》，两大摩崖石刻，都是通往康县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无论从陕南进入甘肃到青海、西藏，还是西安等内地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往来，康县望关都是必经之地。繁荣的茶马商贩，带来的不同地域的文化，不仅冲击着当地人的生活习惯，还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茶马古道通过人背马驮，爬山涉水，要涉过汹涌咆哮的河流，巍峨的高山，空气稀薄的高原，茂密的森林及广阔人烟稀少的草原。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载道：“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沿途的民居样式、饮食、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房前屋后乃至宗教信仰，始终象走马灯一样变化着。商贩们像宗教信徒一样，把一个地方的民俗民风带向另一个不同的地方，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次又一次的交流和碰撞，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形成过程的历史见证。康县诸多的民俗文化，如唢呐、社火、霸王鞭、男到女家等，也势必夹杂着茶马商贩的传播影迹，他们的路过或到来，或多或少地改变和丰富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也使当地的民间民俗文化，更加繁荣兴盛，具有多面性和多样化。

　　总之，茶马古道作为一条古代人类商贸活动的文化通道，始终伴随着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不断延续和发展着，不仅是一条古老的文明通道，商贸通道，也是汉族与藏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团结的纽带。康县作为有碑刻记载佐证的“茶马贩通商捷路”，从侧面反映出了其历史文化积淀的悠久和深厚，以及其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同时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积淀和保留了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民俗文化。茶马古道不仅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也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宝地，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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