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见到几篇有关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的文章，有的以为是他母亲赵姬行为不检点，给他心理上留下了阴影有关；有的以为他忙于政务和长生不老，无暇关心此事。不过都没有触及到秦始皇唯我独尊的关键，可以和专权抗争的，除了地方政权和官僚集团的势力，还有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力量，所以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还要焚书坑儒。按照李斯的说法是：“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仁义、烈士、不同意见和任何他认为可以盖过自己风头的事，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对吕不韦说：“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这里固然有其母亲的关系，但封十万户和“仲父”之称，对于他来说，都是芒刺在身的事。他把曾经和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逼入绝境，还发狠说：“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她的行为过于拉风了。他还想到了死后不能控制的谥号，所以他要除谥法，说：“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如果他没有立皇后，则可以从《荀子》中找到答案，荀子说：“天子无妻，告人无匹也。”立了皇后，就是承认了有妻，杨倞注《荀子》的解释是：“妻者，齐也，天子尊，无与二，故无匹也。”这是秦始皇不能容忍的。不过，秦始皇是不是真的没有立皇后，还是有疑问的，《白虎通》就说：秦国称后始于孝文王以安国君立为王，以华阳夫人为王后，以后“秦称皇帝，正嫡曰皇后。”《中华古今注》有：“始皇诏后梳凌云髻”的记载。看来秦始皇还是立了后的，只是有关皇后的记载很少而已。
但是，无论如何专权，有一件事是可以拿来忽悠他的，那就是长生不老和死后的享受。于是出现了一位名字叫清的特殊女人，《史记》载：“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秦始皇不仅容许她发财、用财自卫，还请她到京城为客，死了还筑台怀念她。她老家的《长寿县志》还说她家族的仆人上千、徒附和私人保镖上万。简直是独霸一方的地方武装，就是因为她经营的是丹砂。《汉书．食货志》说巴寡妇清，其家族数代垄断丹砂经营。丹砂不仅是炼丹的材料，还是秦始皇陵必需的水银的原料。这就是司马迁感叹一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居然可以“礼抗万乘”的原因，秦始皇和她之间存在着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
宋仁宗时的中书令夏竦按照封建妇道，在他的《女怀清台铭》里对寡妇清“贞妇”提出了异议，他说：“妇越闺户，预外事，是非贞也；图货殖，忘盥馈，是非孝也；采丹石，弃织纴，是非功也；抗君礼，乖妇仪，是非德也。”而宋代的学者刘攽，多少也看到了“贞妇”背后的实质，他在《女贞花》诗中说：“巴妇能专利丹穴，始皇称作女怀清。此花即是秦台种，赤玉烧枝擅美名。”此时还有什么贞不贞的问题？要不是她死得早，不要说在偏僻的巴地独霸一方，就是再多提出一些让秦始皇违背独裁原则的要求，也是完全可以得到满足的。
秦灭六国，却留下了一个卫国，而且终秦始皇一生没有去绝卫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谜。《史记.卫康叔世家》说卫国到卫元君时已经只留下濮阳一地了，秦灭了魏国后把濮阳划入东郡，而把卫国从河南东北部迁到了西北部的野王县。
卫国的最后一个国君叫君角，奇怪的是，“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以后，秦始皇却一直没有去灭卫，直到秦始皇死了十多年以后的“君角二十一年”，秦二世才“废君角为庶人”，卫国这才算是寿终正寝了。而这时秦朝本身也快走到尽头了。
秦始皇除了留下一个中原的卫国，他没有统一的还有几个边远的地方。《西南夷列传》说：“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除了滇以外，《东越列传》还记载：“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越王勾践世家》则记载：楚威王大败越，尽得故吴地，“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
闽中郡采用了君长统治的办法，秦王朝认为这一带远离中原，是“荒服之国”，而且越人强悍，难以统治，所以闽中郡虽然名义上实行郡县制了，实际的建制却是与其它郡不同的。秦政府并没有派守、尉来闽中，而是仅仅废去了越人的王位，行政长官仍然是勾践的后代。
越族是个很大的种族，分支极多，《索隐述赞》说：“勾践之裔，是曰无绪，既席汉宠，实因秦余，驺、骆为姓”。在司马迁《史记》以前的上古时代，是男子言氏不言姓，女子言姓不言氏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秦始皇为嬴政，上古时代却是为赵政的。因为他的先人封于赵，所以秦始皇以嬴为姓，以赵为氏，《史记》上也只有赵政，没有嬴政的。
勾践的姓是姒，氏为驺，所以，这也佐证了东海王驺摇确实是勾践的后裔。而且他们被楚国打败后，仍然还奉之前的楚为正统，就这样，到秦灭后的东海王驺摇，他们已经维持了七代，这在秦国是很有几分一国两制味道的。而且还有不少“滨于江南海上”的一些地方，始终没有被秦始皇统一过。
秦始皇灭了六国，就开始热心于巡游，立碑记功，宣扬自己统一天下的功劳，并且开始大享其乐和寻求长生不死。他已经无心去攻打路途险阻的滇，以消灭楚国的残余；也无心去与擅长水战的越人争夺滨于江南海上之地了。
但是这毕竟和他宣扬的一统天下有些缺憾，于是，秦始皇就需要为自己的不彻底性设置一个托词了，他特意留下了一个卫国也就很有必要了，这样可以用来自欺欺人，以便看起来似乎随时都可以拿下。但从地图上抹掉野王县的卫国，虽然只要高兴，随时都是可以做到，但滇与越的残余，虽然已经难以对秦始皇构成威胁，要拿下它们，却也是不那么容易的，这就成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一笔糊涂账。
去孟子故里转了一圈，想起一直有争议的秦始皇《峄山刻石》，于是上峄山寻访了一番。秦始皇为自己的立石记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史记》载：“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却没有记载刻石的具体文字。唐人《封氏闻见记》说这块刻石在后魏太武帝登此山时，被“使人排倒”了。以后又经历了几次变故，杜甫就有诗说：“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据说以后的文字，是按照南唐徐铉摹本重刻的。自从刻了《峄山刻石》，秦始皇刻石的嗜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因此他又“与鲁诸儒生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而上了泰山，立了《泰山刻石》。除了这两个刻石，接下来的《琅邪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门刻石》都被他刻在了海边，包括最后一块，也是“望于南海，而立石刻”的《会稽刻石》。
秦始皇的沿海巡视中，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琅邪，那正是越王勾践胜吴后迁过去的都城所在地。《越绝书》记载：“勾践徙都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虽然《秦始皇本纪》说：“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但是勾践的后代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等人统治的地方仍然存在。《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杀西呕君译吁来，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南方的百越仍然不肯服从秦的统治。《越绝书》还提到：“娄门外力士者，阖庐所造，以备外越。”、“娄北武城，阖庐所以候外越也。”内越和外越仍然是秦国海上的主要威胁，所以他多次到琅邪视察和派人出海，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寻仙求不死药。
从北边的碣石门到芝罘、东观、琅邪，加上“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再到会稽，就是一条海防线。公元前219年东巡刻石，并“徙徒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公元前218年，“登之罘，刻石。”归途中又视察了琅邪；公元前215年，到海防北大门的碣石门；公元前210年东游会稽，又沿海北上到琅邪。他在“铭功会稽岭，驰望琅邪台”的同时，还“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南海大越故地。”可见他对越人的防范心理，而他曾派徐福两次入海东渡，也显然有寻仙以外的重要目的.。
《会稽刻石》的特别之处是有一段不一样的文字：“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猳，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有人说这反映了他的贞节观，以及之所以杀吕不韦，鄙视生母的心迹。顾炎武则认为：“《吴越春秋》有谓勾践‘以寡妇、淫泆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着于刻石之文。”但两者都忽略了越人在多次大规模征战以后，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以及他们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特色。秦始皇自家的心事，何必写到越地去？禁其淫佚，越人比不上齐人的女闾七百，为什么一定要写到越地去呢？那是想尽可能地减少越人的有生力量，而且还极具侮辱性地用了“寄猳”这个词语。
秦七刻石现在原物仅存《琅邪刻石》十三行残碑一块，为二世诏书及从臣名，计八十四字。秦亡后，刻石被凿破扔入了海中，到了近两千年后才被捞起，现存国家博物馆。而《琅邪刻石》还透露了一个有意思的信息，虽然秦始皇说了：“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但秦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还是有封侯的，所以碑文提到的随从人员中有：“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等人，这些列侯和伦侯的排名还都在“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之前。以后秦二世也封赵高为“武安侯”。颜师古说：秦制第十九级的关内侯“言有侯号，而居京畿，无国邑。”但对照秦始皇至死还留一块小地方让卫国延续下去的情况，他让几个地位高于丞相、卿的列侯存在封地，也是可能的。几个强人在一起，不分给他们一点好处，谁给他卖命呢？
不少学者认定，尚贤任能也是法家的政治主张。但商鞅却是明言要尚奸的。《商君书》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用善人是不行的，因为：“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为了统治的需要，亲情是要不得的。“章（彰）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按照专制的规定，人与人之间“划清界限”是必须的，这里不能有善恶的评判，也不能有个人隐私，“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打小报告是受到鼓励的。于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就成了统治的大敌，被商鞅称之为“六蝨”。在他的眼裡，有了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这十样东西，则“敌至必削，不至必贫。”不要这十样东西，则“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于是，参观兵马俑的时候，常常让人怀疑这个“见战，如饿狼之见肉也”的强大的军阵，究竟是正常的人组成的，还是异化成了动物的人组成的？这样没有文化、没有廉耻的军队，当然不可能按兵不伐。因为：“国疆而不战，毒输于内”，社会要求和社会矛盾得不到转移，不满得不到发泄，必须通过战争，使“毒输于敌国”。
就是真的“按兵不伐必富”，民也富不起来。商鞅对于富民的办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僳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粮食多了，可以用来买爵位，这就设立了一个装不满的无底洞。因为刑罚多如牛毛，而且轻罪重罚，“弃灰于道者黥”、“步过六尺者有罚”，还有各种连坐之罪，弄得人人难逃法网，“农有余食”也是不利于让他们出力的。“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要他们出力，必须让他们贫困，因为“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这样就达到了“民贫则力富”，力富又不得不出死力的效果。
不仅要民贫，还要愚，“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他们要的只是民力，“民不贵学问，则民愚。”还要“废逆旅，私交。”不让他们有所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焚书坑儒就不难理解了。商鞅变法成功了，秦始皇最终也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统一大业，天下百姓做人的权力也进一步被剥夺了。
汉承秦制，以后封建的列朝列代，也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这个传统。《资治通鉴》所记载：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儒法二家，左手右手而已，商鞅那样的法家毕竟过于赤裸裸，所以到了荀子、韩非子等人那里，就不那么直白了。统治者也看到了“内王外圣”，用儒家忠孝仁义的欺骗性，来掩盖那一份赤裸裸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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