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岳阳楼杂文随笔

2021-07-03 随笔

  洞庭波撼的是岳阳楼,《岳阳楼记》掀动的却是心潮的波澜。登岳阳楼让人体会到“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这句话确非虚言,不论是作者范仲淹,还是文中滕子京的作为,都彰显了生命的崇高取向,因此也让岳阳楼成了一座伟岸的丰碑。

  他俩都是北宋“庆历新政”的参与者,然而想要一洗积弊的这场改革,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远的不说,之前宋真宗的“天书运动”已经暴露了这个政权的能力和合法性的不自信,然后是真宗刘皇后的专权,内外矛盾进一步加深,刘太后死后宋仁宗实际掌权,此时国库空虚,“田赋不均,岁久不能治”,“平人惊惧,尽起为盗”。在强大的既得利益势力面前,不少希望改革的官僚“皆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于是改革的美好理想,被现实化作了发人深思的悲剧。而悲剧中表现了范仲淹等人坚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有良知之士永远希望社会变得更好,“进亦忧,退亦忧”,忧国忧民是他们的本分。为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通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来实现人生的'价值。也许他们永远喜乐不起来,更何况在积弊深重的民生、政教“百废”情景之下。所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要悲怆地“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

  伟大的时代是对小人不屑一顾的时代;糜烂的时代则“负大才,为众所嫉。”庆历二年,西夏大举攻宋之时,滕子京手中兵卒无几,却“乃集农民”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而保全了城池和百姓。滕子京“设牛酒应犒士卒,又藉定川战役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扶其孥,使各得其所,于是边民稍安。”第二年庆历新政,便有梁坚、郑戬等人以“其间数万贯不明”的理由弹核滕子京,范仲淹在《滕君墓志铭》中为之辩护道:“君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馀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梁)坚以诸军月给并而言之,诬其数尔。”还在上宋仁宗的《奏雪膝宗谅张亢》疏裡具体分析说:第一,贱买牛驴,犒设军士。即低价购买百姓的牲畜,用来犒赏士兵。百姓愿意低价,表现的是军民同仇敌忾,所以他们也不怨;第二,说滕子京在汾州花天酒地、宴饮数日,赏赐乐人银楪子事为张冠李戴,是把韩琦的事强加在滕子京头上;第三,梁坚奏称滕子京到任后经手的十六万贯公钱中,有数万贯去向不明。但根据中使调查,滕子京经手的款项中,只有三千贯属于公用钱,其余都属于军用。也许,他在抚恤将士上是多花了钱,但可以想像,平时虚应故事的冗杂规定,往往是一追究人人有问题,不追究人人熟视无睹,那是最容易从中找到有所作为者把柄的。为了不连累别人,也为了保障自己行为结果不被改变,滕子京已“焚其籍以灭姓名。”《宋史》说他的性格:“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他是个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担当的人。转过年来的庆历四年,滕子京就“谪守巴陵郡”了。他在岳阳的三年中,除了重修岳阳楼,还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滕子京:“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银,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滕子京再一次表现了他善于开发利用社会资源的才能。那些民间催讨不到的烂账,肯定存在社会不公等原因。将这些钱化作地方公益经费,不仅得到欠方的配合,也得到被欠方的支持。最关键的仍然是百姓“不怨”和“不以为非”,因为他这样做,维护了社会的公正,大家也相信他,都知道他并不会“自入者亦不鲜”,他是把钱都用在公共事业上了。事实也证明他确实如此,《宋史》就说他:“及卒,无余财。”懂得生命崇高价值之人,岂是区区几个金钱能够左右的!

  杜甫所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历史的长河之中“吾谁与归?”岂不正是这些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强烈使命感的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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