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传来一声恍若巨兽所发出的沉闷的火车头笛鸣，使得我从甜蜜的梦中突然惊醒，茫茫然开始了今天天的生活。大概是由于学校靠近田心南车集团的缘故，校外总是传来一声声刺耳的火车笛鸣，像是被包裹着一条循环的铁轨，每时每刻都叫人饱受这钢铁巨兽的折磨。然而火车的轰鸣毕竟比不过早春的黄鹂的嬉戏，也比不过盛夏时节农家稻田里的欢快的蛙鸣，更比不过秋后饱含悲伤的寒蝉的嘶鸣——那只不过是钢铁与石油混合的怪物所发出的不祥的咆哮声罢了。
似乎每天都有几分相似，始终没有什么新鲜的事物叫人记忆深刻。早晨起来，寝室的其他室友都还在床上酣眠，尽情地打着安逸的呼噜，与火车头的鸣叫巧妙地融为一体，像极了乡间交响乐团不熟练的演奏。
刷牙，洗脸，抬头望望蔚蓝色恬静的天空，这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新的天空飘荡着新的云朵，新的空气中荡漾着新的花香——古人所云：“一天之计在于晨”的.遥想或许出于此吧。一缕阳光从窗台悄悄爬上了洗漱间，给破破烂烂的白瓷砖镀上一层金黄色灿烂的光芒。记得某位印象派的画家曾花费好几天的时间，躲在教堂里观察阳光洒向桌角布，那束阳光所产生的漫射现象给了他灵感，使他画出了一幅了不起的印象派作品。我虽不懂得色彩在绘画艺术上有着怎样的神奇效果，但对于阳光在室内所产生的微妙变化我还是懂得的。毕竟在我随想的那段时间里，洗漱台的阳光已经悄悄挪动了脚步，跳到地板上一团污浊的积水里去了。
城市在清晨活了过来。工厂里囚禁的钢铁巨兽的低鸣、街道上车辆争先恐后的喧嚣、菜市场的叫卖、人行道的嘈杂，似乎光靠着这些声音便能给城市一个完美的定义。按文学的角度来说，便是修辞格中的“借代”罢。这些杂乱的声音代表着这座工业城市从沉酣中醒来，就像“白胡子”代表着“和蔼可亲的老爷爷”，“红领巾”代表着“扶老奶奶过马路的好孩子”一样那么生动、形象。
听声音作判别是我们人类的专长。年老的长辈们偏爱听广播，即便从未见过面新闻播报人，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能够正确说出他们的名字。就像现在尚未出踏出寝室门的我，靠着火车头的声音来辨别它来自机车厂。这种技能应该是在人类历史上渊源流传的，而我却意外在明朝最为出色。归有光《项脊轩志》说自己“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光听到脚步声就知道门外有谁要来，难道不是一门出色的生活技能吗？
但我们对于声音并没有止步于生活，而是通过联想和创造，使得声音超越了生活，步入了享受阶层。就拿中国人来说罢，古老的劳动者们将动物的骨头做成骨笛，用以劳动之后闲暇的娱乐。之后大概是慈悲之心的作祟，人们觉得用生灵的骨头作为自己娱乐的资本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毕竟自己的快乐总不能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人们便开始用植物制作乐器。《史记》里面就记载着：“黄帝使伶伦伐竹于昆豀、斩而作笛，吹作凤鸣”的典故，那或许是最早的竹笛的。还有文学世界中，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诗经》里所收录的“风”、“雅”“颂”等诗歌，足以证明声音的学问从很早就与人的精神享受结合一体。但无论什么时候，民间之于声音的学问发展得总要比朝廷来得迅速。唐代诗歌的流行尚且作为诵吟的资本，代表宋代的“曲子词”一出场，文学与声乐节的交际就更来得频繁。这种将文学与音乐完美结合的产物在市井柳巷得以充分发展，其中最为出格的要算是柳七吧！毕竟“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再者值得一提的，应该是说书先生表演的口技。每当我读到《虞初新志》中那位“京中善口技者”靠着“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所发出的“泼水声”、“抢夺声”、“火爆声”时，不觉赞叹不已，头脑中浮现无数的幻想。光靠一张嘴就能将大千世界容纳其中，这不正是佛家所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道理吗？
中华民族是懂得传承的名族，在声音的艺术上我们所传承的不仅仅只有口头上的唏嘘，也不仅仅只有一件件精彩绝伦的乐器以及诸如《广陵散》、《姑苏行》等名曲，还有着高山流水、余音绕梁的佳话；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的战略，以及欧阳子《伶官传》里面的庄宗被“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的治国教训。
正是由于千百年来我们祖祖辈辈对声音怀着独特的爱恋，故而活在当下的人们，遇到烦心的事情便会去KTV吼两嗓子，遇到开心事连走路都情不自禁地哼唱。哪怕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时，也会随心所欲地唱起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来，替沉闷的人生出一口气。
诚然，实物总会有两面性。工厂噪音的污染问题、广场舞大妈的高音喇叭、所谓音乐家包装的敛财手段等，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就这样想着，窗台的阳光已洒满洗漱间，然而窗外的轰鸣声尚未有停息的意思。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不知名字的鸟儿，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笔直飞向蔚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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