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是比经济人更科学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这一模型存在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经济学只有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神话，理论经济学只有以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假设为基础，才能构造出与经济实践相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有用这样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 经济人假设； 公益人；马克思；
在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学者具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学者一般是把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这一不变的假设上面，而马克思所采用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却是变化的，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预测未来的新制度时，采用的是不同的行为假设，我把马克思使用的这种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称为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我认为，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无论是构筑理论体系而是指导经济实践，都比经济人假设更科学。
一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差异
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可以看出，《资本论》在对人的行为假设上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成果，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这种人善于计算，目标明确，从来不自觉顾及公共利益。但除了这些共性以外，《资本论》对人的行为的基本假设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有许多不同之处：
㈠ 亚当、斯密认为，自利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人们在交易中的利益最大化动机只是人类固有的利己心在商品经济中的具体表现，这样，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也就成了一个超阶级、超时代的范畴。⑴而在《资本论》中，人的自利行为却是由环境造成的，资产者追求利润的动机受竞争规律的支配，无产者追求工资的行为是由于生存条件的约束，我们不能简单地对这些行为进行好的或坏的价值判断。⑵ 既然人的行为是受环境支配的，那么，随着人们所处环境的变化，人的行为也会或迟或早相应地发生变化。
㈡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会形成有利于交易双方的客观效果，交换导致合作，能提高社会福利，体现社会合谱。而马克思认为，交换并不是平等的体现，一个社会平等与否，很难从交换中看出来，因为交换过程体现的是市场规则，至于平等与否却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一个在生产过程没有平等的社会很难通过交换过程改变非平等状况。
㈢ 亚当、斯密分析的经济人，只是一种个体行为分析，缺少对群体行为特征的描述，他所分析的市场行为主体和个体行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用今天的概念表述就是这里的市场行为主体没有法人行为，而只有自然人在行动。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分析了个体行为，而且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群体行为，探讨了群体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有时并不是建立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而是为了实现群体利益、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剩余价值的生产理论主要揭示了资产者之间的竞争，而剩余价值的分配则主要探讨的是资产者之间的合作，在平均利润率基础上形成的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是最大化资产者整体利益的规律，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合作使资产者的利益能实现制度约束下的最优化。《资本论》的结论正是要告诉无产者合作的重要性，无产者的对手不是某一个资本家，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因此无产者也只有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
㈣ 亚当、斯密认为，竞争是经济人的基本市场行为。以经济人假设为依据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型，该模型揭示的理论精髓是：竞争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机制，只要竞争能充分展开，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马克思却深刻地揭示出竞争的两重性，他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竞争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显著提高，在另一条件下则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他分析的逻辑是：如果孤立地来看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不受外部的任何制约，那么竞争是高效率的，但商品经济中的企业恰恰是处于相互联系的链条上，不可能是孤立的，因而竞争的效率就打了折扣。他特别指出，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有一个比例关系，因而需要各个企业的配合和协调，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由于市场主体只顾及个人利益，市场成了囚徒困境，这种比例总是通过周期性的破坏，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竞争的结果不是帕累托最优，而只能是纳什均衡，
不难看出，亚当、斯密应用经济人假设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马克思认为，正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人行为支配一切才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历史暂时性。
二 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
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唯一没有变的是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亘古不变的信条。而马克思却认为，人类行为是可变的，因而作为人类行为抽象成果的理论假设也就不应该固定不变。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就隐含着一个动态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模型。这就是：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假设为损人利己的经济人，把生活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中的人假设为有限经济人（这里的有限不是指理性有限，还是指自利行为本身受到了约束，其中主要是主体的自觉约束），把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人假设为自觉考虑社会利益的公益人。相应地，人类的行为也就有一个从经济人向公益人的转化过程，而这种转化与生产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保持同向性。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是一个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消费资料和劳动力个人所有的社会，这种社会条件决定人的行为虽然是自利的，但这种自利被限制在争取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较满意的工作条件上，而不是无限地占有社会财富。也就是说，这样的经济人是有限的经济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于物质财富的丰裕和消费资料的按需分配，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再把劳动力做为私有财产。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们自觉地为社会工作，而个人利益却是自发地实现的，不再需要人们去谋划自己的个人利益，因而生活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的人是公益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未来的新制度及其形成时写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後；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後，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⑶
从以上引文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论述的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必要条件：
第一，生产力“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这是人类行为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物质基础。根据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社会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两大因素，即：劳动者创造价值或创造则富的特性，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而劳动者的创造能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就人类的本性来说都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只要具备了适合其发展的制度环境，“集体财富”的“充分涌流”就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是一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前景。
第二，存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这是人类行为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制度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或前提，人们利己的范围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就是存在利己行为，其目标也只是为了获取消费资料，而丧失了积累财富的条件和动机。
第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伴随“
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存在无偿地占有他人财富的动机，也不存有无休止地积累个人财富的愿望，而劳动却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是人类行为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道德基础。
马克思认为，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道德基础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可能形成完全的公益人。但在这个有机体中，物质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物质财富丰裕，劳动不再成为谋生的手段时，公益人行为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普遍的基本的形式。同时，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三个条件有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人类来说具有不可逆转性，与此相适应，人们的公益行为也存在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具有不可逆转性。
现在我们可以对公益人假设下一个基本定义：由于个人的消费资料由社会供给，社会不存在个人积累财富的条件，个人没有占有财富的愿望，人们尽其所能为社会尽责，这种以最大化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理性人就是公益人。
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给出：
公式一 U = W(1-P) ( 1 > P > 0)
公式二 W= U/(1-P)
其中：U 表示公益偏好程度
W 个人需要的消费资料总量
P 消费资料中按劳分配的比重
三 马克思人类行为动态模型的基本特征
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比较，马克思人类行为假设的动态模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只有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才
能成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在内容上的不断充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人假设奠定的基础。但马克思的'人类行为动态模型却打破了经济人“拜物教”神话，经济学没有必要建立一个一成不变的行为假设，否则就封闭了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大门。⑷经济学究竟采取何种假设，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模式，而只能根据客观经济现实，根据经济研究的特定任务进行科学的抽象，通过这种抽象形成的假设与实际越接近，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上的理论才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 在应用经济人假设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必然得出的结论是，社
会越向前发展，人们的经济人行为倾向就越严重，当代经济学家笔下人经济人比起亚当、斯密论述的经济人有更强的自利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马克思的人类行为动态模型却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经济人倾向不是在强化，还是因受到各种约束在递减，而人的社会性与公益性倾向却在不断增强。
（三） 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目标就是最大化个人利益，而自觉关心社会利益的行为从经济人假设的角度看是不现实的。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觉察到了道德、习惯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这些因素最多只是构成了对人类行为的一种约束条件，而不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需求。与此相反，在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里，个人利益并不是人类的唯一动机，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为他人为社会主动做出奉献也能成为人的行为目标，这种行为绝不是现代某些经济理论所说的只是一种特殊的谋利手段。特别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为公共利益服务将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行为目标。
（四） 很明显，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用于谋生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特别是一些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可以主要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业，这是现代劳动者可以把为公共谋利益作为个人行为目标的物质前提；由于各国政府对公共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个人需要的一部分已经由社会提供，因而使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夺取他人利益的行为有所减少；由于法制的健全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加大了损人利己的成本，而创造出了更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环境。总之，人类社会行为发展的轨迹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行为的动态发展模式是一致的。
有的读者可能会提一个这样的问题，本文提到的公益人与经济人假设比较更不现实。的确，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纯粹的公益人比纯粹的经济人要少得多，因而要建立以公益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还为时过早。但这种状况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人类行为动态模型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个模型强调的是人类行为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趋势，我们都明白帕累托最优也没有多少现实性，但却没有人否定这个标准作为参照系的重要理论价值。同理，公益人假设尽管没有多少现实性，但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它启迪我们形成这样的认识，一个人只有自利行为是不完整的，只有同时具备利他行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也只有这样假设，人类的利他动机才能与利己动机一样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才能摆脱作为单纯的谋利工具的现状，进而推动经济学在增进人类文明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个人自然生命的有限，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从经济人到公益人假设为基础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但建立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点对于我国正在建立和逐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是朝着张扬经济人行为的方向发展的，对于谋取私利同时又损害公利和他人利益的行为社会给予了很大的宽容，这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与人类行为的公益倾向的发展，特别是与我国实行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很不相适应，因而创立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替代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这是历史赋予我国新一代经济学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