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2004；陆铭等，2004；吴光炳，2006；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1997）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13年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2002）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2003）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2000年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2005）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2003年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1999）、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1，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人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2000；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2007）。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
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