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互文 渊源 整合 言语行为 层次
论文摘要 “互文”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文学界乃至文化界一向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学批评概念，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它却是一个训诂术语、修辞方式术语，其实，这两种学术传统中的互文不但是有区别的，而且更是有联系的。本文试图通过对中西方“互文”概念比较梳理，提出统括中西方“互文”的“互丈”理论，在言语行为的不同层次上把中西方“互文”整合起来。
“互文”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文学界乃至文化界一向把它看作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文学批评概念，在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中，它却是一个训诂术语、修辞方式术语。如何看待中西方学术传统中对“互文”的认识，这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西方互文概念的理论渊源
西方“互文”概念在中国有不同的名称。克里斯蒂娃最初生造了一个法文词Intertextualite(还有一个单词intertext)。中文对此有不同翻译方法，“互文性”(简称“互文”)只是这个词的各种中文译法之一，其他译法还有“文本互涉”“互涉文本”“文本互释性”“文际关系”“间文本性”“文本间性”等等。目前学术界使用“互文性”或“互文”这个译名的人明显居多，已呈约定俗成之势。
克里斯蒂娃受到巴赫金的影响，在《如是》(TelQuel)杂志的两篇文章(《词、对话和小说》，1966／《封闭的文本》，1967)中正式创造和引入了“互文(Intertextualite)”这个词。接着，她又在《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1969)中明确互文的概念“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后来，互文性又被索莱尔斯重新定义：“每一本文本都联系着若干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着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
西方互文性是一个不稳定的概念，它在被用于文学批评话语过程中，经历了各种定义。一般我们认为西方互文性概念分流成两部分：一种是广义互文，以克里斯蒂娃、巴特、里法特尔为代表；另外一种则是狭义互文，以热奈特、安东尼·孔帕尼翁、洛朗·坚尼、米歇尔·施奈德为代表。
广义互文思想来自于巴赫金。巴赫金提出一个文本活动中，他性的概念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每个文本的语言都承载着其他人的词，意识时时刻刻满含着外在于它的要素，这些要素来自于他人。克里斯蒂娃由此提出互文性是文本存在的方式，强调由文字、词语等引出的文本间的对话，每一个文本中都存在多种话语。巴特(1973)在《大百科全书》“文本理论”这一词条中，提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地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巴特的思考使互文性的概念更加贴近阅读，他率先从两个层面思考文学接受理论：一方面是写作对文学地接受，另一方面是阅读对文学地接受。里法特尔(1979)把“互文”真正变成一个接受理论概念，他把互文定义为“读者对一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间关系地领会，无论作品先于还是后于该作品存在。”
1982年热奈特《隐迹稿本》的出现决定了广义互文向狭义互文地过渡。狭义互文认为广义互文概括的范围太泛，互文应该被看作文本写作的技巧，有迹可寻的迹象应该成为互文理论的研究对象，更加强调一个文本确实出现在另一个文本之中。结构主义阵营中的热奈特称“互文性”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给互文性定义是“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在他看来，任何文字都是跨文本的，任何文本都是产生于其它文本之上的“二度”结构。热奈特的跨文本性主要有五种类型：一、互文性(引语、典故、原型、模仿、抄袭等)；二、类文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序、跋、插图、护封文字等)；三、元文本性(文本与谈论此文本的另一文本之间的关系)；四、超文本性(联结前文本与在前文本基础上构成的次文本间的任何关系)；五、原文本(组成文学领域各种类型的等级体系)。从这五种分类看，热奈特对“互文性”内涵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其它文本之关联的基础之上，他的目的是促使“互文”形式化。热奈特还研究了抄袭、参考和暗示，以及“超文”中的戏拟和仿作。
孔帕尼翁1979年系统研究了最主要的互文手法一引用，他把引用当作所有文学写作的模式，他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拼贴加注解，引用加评论。”施奈德(1985)在《窃词者》中则专门研究抄袭，把抄袭的概念扩展成为互文性的主要形式。
洛朗·坚尼对互文手段进行分类，分析了文本被再次使用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各种转变形式。他不算详尽地对互文手段进行了如下分类：
A、叠音连用：即取一段文字的谐音，但词形不同；
B、省略：即断取已有的文本；
C、发挥：即通过增加潜在词义转化原文。
D、夸张：即通过夸大语言形式来转化原文；
E、语序颠倒：就是颠倒被重复或引用的句子成份；
F、改变词义深度：就是重复使用一个词或话语片段，同时使词义的深度在新的背景下得到改变。例如，单字面去理解一段原来有象征或隐喻意义的文字，或反之亦然。
二、中国互文概念的理论渊源
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历来也有不同的称呼：互文、互言、互备、互体、互参、互辞、互其文、互文见义。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笺》中“互文”的称法有：互辞、互文、互言、互其文等。唐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除称“互文、互言”外，还称“互相足、互见其义、互相见、互相发明”等。唐代贾公彦《仪礼注疏》：“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曰，互文。”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称此类语言现象为“参互见义”。杨树达在《汉文文言修辞学·参互》中称之为“参互”，包括“互备”和“举隅”。
“互文”在中国最早是训诂学上的术语，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为“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就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结构单位，互相呼应，彼此渗透，相互牵连而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语言学百科辞典》39页)，或者“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上下文中，上文里隐含着下文里出现的词语，下文里隐含着上文里出现的词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大学修辞》280页)。也就是训诂学家在注解古人著作时，指出古人在著书时，会在上下文中各省去一部分有关词语，互相包含，互为补充；今人在理解古人著作时，应该对上下文中有关词语进行互换，补足省去词语的含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古人著作的精神实质。顾炎武在《日知录·说卦杂卦互文》中就说：“古人之文，有广譬而求之者，有举隅而反三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复言山水者，意有所不尽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举六方之卦而见之也，意尽于言矣。”，意思是古人在创造文章的时候，常常举一反三，言不尽意。
再比如，儒家对《周易》解释过程中，常使用术语“互文”。周易以雷、风、雨、日四种现象开始，然后列举艮、兑、乾、坤四个卦名，表示这是卦，同时也是象，这种表达方式称“互文”。“互文”排列方式反映事物的由动至静、由显至藏的过程，即“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说卦传》)
此外训诂方式中的“互训”亦可以看成词语层面的互文，只不过“互训”并没有语言层面的互换、补足等程序。“互训”是用同义词或近义词相互解释的一种解词方式，如：讽，诵也。诵，讽也(《说文》)。适、之、嫁、徂、逝，往也(《尔雅》)。
还有，周易中的“互体”也可以看成符号图形层面的互文。“互体”指称“一卦的六爻中，除内卦与外卦这样两个经卦外，另有二爻、三爻、四爻这样三个爻组成一个新的经卦，再由三爻、四爻与五爻组成一个新的经卦，这种内外两卦交互组成一新卦象。
近代，随着西方修辞学的引入，训诂学意义上的“互文”又进一步被理解为一个辞格，变成写作中的一种技巧，它要求两个语言结构间结构形式上有对称性，意义内容上有互补性。(《大学修辞》280页)。因此，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互文可以使文句简练对称，使音节铿锵和谐，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
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从句子结构上有短语互文、当句互文、对句互文、鼎句互文、多句互文；从语义补充上，互文有：“A等于B，B等于A”“A句等于A+B，B句也等于A+B”“A不等于A却应解作B，B不等于B却应解作A”“A等于A+B，B句却只等于B”“A等于A+与B相关者，B等于B+与A相关者”“A等于A+对B的'否定，B等于B+对A的否定”(胡范铸，1993)。
短语互文，如：奇山异水；当句互文，如：秦时明月汉时关；对句互文，如：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乐府诗集．木兰辞》)；鼎足互文，如：“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多句互文，如：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读诗书……(《孔雀东南飞》)
A等于B，B等于A，也叫“互文等训”，如：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这里“为”和“与”构成等训。
A句等于A+B，B句也等于A+B，即所谓“分省互补式”，特点在于前后两部分各举一边，在意义上互相补充。如：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苟子·王霸》)，补充后意义就是：国危则无乐君乐民，国安则无忧君忧民。
A不等于A却应解作B，B不等于B却应解作A，也叫“错综互文”，如：泉香而酒冽。互文后应该是“泉冽而酒香”。
A等于A+B，B句却只等于B，如：烟笼寒水月笼纱。互文后变为：烟笼寒水月笼寒水和纱。
A等于A+与B相关者，B等于B+与A相关者，如：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互文后变成：不闻夏殷周衰，中自诛妹(喜)褒(姒)妲(己)。
A等于A+对B的否定，B等于B+对A的否定，即所谓“相反见义式”，这类互文不能从上下文中找出现成的互文词直接拼合互补，而是前后两部分相对的两个词语弦外有音，应当各自补出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语，方才文义相足。例如：君子约言，小人先言。(《礼记·坊记》)，补足后就是：君子约言，小人多言；君子后言，小人先言。
三、中西互文概念的整合
从上可知，西方学术传统中的互文只关注篇章层面的互文，互文手法形式单一，而没有注意词语结构的种种变化，比如“错综互文”西方就没有发现。另外西方互文理论和互文手法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因为根据西方互文理论，每个文本都是互文的产物，互文是文本的常态，而互文手法这种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否定了互文的常态性，因为只有非常态的，才可以作为与众不同的手法提出。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观也有缺陷，它只关注了词语层面，没有关注具有同样丰富互文现象的篇章，没有发现篇章与篇章之间“粘贴”和“引用”的互文内涵。那么这两种互文理念之间有没有打通的可能?
西方互文性(inteHextuality)理论是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它涵盖了文学艺术中不少重大问题：如文学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的阅读与阐述问题，文本与文化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本的边界问题，文艺生产流程中的重心问题，文学的文体间关系问题，批评家地位问题以及传统与创新关系问题等等，涉及到当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并且渗透到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并没有完整、系统、独立的互文理论，“互文”只是作为训诂学的某个术语，修辞学的一个辞格存在的，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没有“互文”思想。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尊重现象、不耻支离的学术传统上来反思“互文”，就会发现散见于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互文”注释同样蕴涵了文本的意义生成问题，文本不同语言结构之间的对话互释关系，作者对文本的著作和编码问题，读者对文本的阅读阐释、解码认知问题，经学家分别和文本、作者、读者对话所起的主体作用，以及在读者和作者对话过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中西方“互文”术语根源和符号本身本来不同，只是由于都蕴涵了文本互释的思想，西方术语“intertext”被中国学者在翻译过程中，凿通语言壁垒时，同中国本土术语“互文”变相整合成同一个术语——“互文”。西方“互文”术语来自于1960年文学批评家们旨在把文本从它过去从属的领域中分离出来，独立进行直观审视的理论背景，所以其关注的层面更加宏观，往往注意文本本身存在的创新性和合理性，作者的创作源泉和手法，读者的阅读方式和心理。中国“互文”来自于训诂学家对传统经学注释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文学或文本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是为了把文本同其他领域分离开来，而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看懂古人经典，领会古人的深意，做到举一而反三，闻一而见二。作为训诂学的一个术语，“互文”最终目的还是为训诂服务，而训诂本身就是“训，说教也”“诂，训故言也”——也就是解释古代语言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何中国“互文”专注于语言层面的字、词、短语、句子之间的互释，而很少关注文本篇章之间的互释，对作者和读者这个层面思考也不够深入。
虽然中西方互文根源，方法，目的，对象范围都有所不同，但这都是在翻译家变相整合两个不同语言符号为一个中文符号之后谈的，其实如果抛弃“互文”这个符号的能指层面，单就“互文”所指蕴涵的概念，中国书本中早就孕育了现代西方“互文”概念所涉及的一些对象，比如清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注释体例中“文没于前而见于后例”“蒙上文而省例”“探下文而省例”“举此而见彼例”，近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辞格“比喻”“引用”“双关”“讽喻”“别解”“避讳”“仿拟”“析字”“藏词”“飞白”“镶嵌”“省略”“错综”等，这些术语都在某些层面反映了西方“互文”理论所谈论和探讨的现象。当然西方“互文”理论所涉及的很多方面亦是中国书本中的盲视区域，比如对文本篇章界限的探讨、文本创新性的探讨等等。同时，当站在西方“互文”理论家的角度来看，如果克氏和巴特了解到中国早就有“互文”的思想，发现中国训诂学中竟然还存在着他们一直没有注意的盲区，一定不会没有话说。
比较中西概念通常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把中西方概念平行比较，比较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第二种找出中西方概念之间的传承关系，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受了影响。第三种就是在更高的层面把中西方概念整合起来。
研究“互文”两个源头，我们看到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互文”首先是作为训诂学和修辞学的概念。西方互文概念中首先则是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被提出。
但是任何文本分析的理论方法都不能不落实到话语的层面，而任何词句分析的有效技术都不可能不包含对于某种理论方法的意义。由此而言，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的“互文”并不仅仅是训诂术语和辞格，它也是一种话语表达理解的理论方法问题，它和西方互文各看到了一部分，前者看到词、短语、句层面的互文，后者看到了篇章文本层面的互文，两者之间遥相呼应，彼此“互文”，彼此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
一个完整的“互文”理论，应该包括各个层次。互文机制应该影响语言活动，确立语言运用中的每一条规范，“互文”可以存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如：字、词、短语、句子、篇章，也可以存在各个作者、各种文体、各个流派、各个时代、各门学科、各个文化体系和各种文明之间。
作为语言文本层面的“互文”，“互文”就是：在和一定言语行为相关的背景中，两个或者多个相对独立的言语行为单位，互相呼应，彼此渗透，相互牵连而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互文”理论可以渗入到语言运用的各个层面：字与字之间的互文，词与词之间的互文，短语与短语之间的互文，句子和句子之间的互文，篇章和篇章之间的互文。另外语言运用过程中，除了相同语言结构单位层次之间可能形成互文，不同语言结构单位层次之间也可以形成互文，比如：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汉书·五行志(一)》。范晔按：“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这个例子就蕴涵了两种互文，“千里草”和“董”之间构成了短语和字之间的互文，“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整体和“董卓”之间构成了篇章和词之间的互文。此外，语言运用不仅仅相同层次之间，不同层次之间可以形成互文，同一个层次内部也可以形成互文，比如：汉字“明”，“日”“月”两个偏旁和“明”之间可以形成互文，“日”“月”的意义渗入“明”字，表示有光亮。任何一个词语内部也可以形成互文，因为除非是连绵词，每个词中“字”的意义也可以进入“词”中和词的意义形成互文。另外，篇章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也可以形成互文，《红楼梦》中的铁槛寺和馒头庵之间也构成互文，相应成趣。前者表示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连门槛都被访客踏破，要用铁皮包起来；后者表示死后不论贫贱都是坟墓一个。此外言语行为本身还可以和言语行为之外的背景形成互文，有时只有参照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言语行为，很多讽喻诗不联系现实是很难看懂的。读屈原诗歌也必须结合屈原个人身世，才能理解《离骚》香草美人的含义。
光进行语言结构单位的层次分析，还是不容易理清“互文”理论，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语言结构单位背景的层次性。语言结构单位之间进行互文时，其背景的层次也可能不同，背景不同可能造成不同的互文效果，比如：短语和短语之间互文，可以在句子的背景下形成，也可以在篇章的背景下形成。在句子背景下形成有中国训诂传统中的例子：“主人下马客上船”，在篇章背景下形成有《红楼梦》中的例子：贾雨村和甄士隐，前者“互文”造成了语义上的互相补充，后者“互文”则是语用上形成了讽喻。
总之，从认知心理上说，互文其实是一种记忆的关联，从格式塔心理上说，互文是言语行为自我完形的机制，从语言运用上说，互文是经济原则的体现。作为一门理论，“互文”不仅要自身能够被解释，也应该能够在最大范围的基础上解释他者，在被他者解释和解释他者的过程中，他者和互文理论之间又构成了新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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