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自拉丁语UNIVER?SITAS，本意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者共同体”。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学术资本主义的流行，大学与社会、市场、政府的关系开始紧密起来，并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在这种世俗化扩张的过程中，大学的“象牙塔”特质逐渐褪色，这使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特别是致力于人文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丧失了传统的思维领地。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的不断扩充，大学内部的系科也更加细化，这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和创新十分不利。因此，在大学之外，需要创建一种隔离外界干扰、不涉及利益纷争、专门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正是应运而生的新型组织。
一、高等研究院的历史回溯
1930年，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美国新泽西州创办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此后世界各国模仿创办此类机构的活动一直在延续。目前，全球已经建立了上百所高等研究院，它已成为推动人类科学和人文发展的核心“发动机”。1.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是全球第一所高等研究院，其全称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并非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分。其下设数学学院、自然科学院、历史研究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每个研究学院都有一个小规模的终身研究员团体，每年也会有一些访问学者作为补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院理念是致力于“纯粹的研究”，而不受任何教学任务、科研资金或赞助商的压力，这吸引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一批世界级大师。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杰出人才的加盟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研究圣地，不少著名学者包括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奥本海默、杨振宁、陈省身、丘成桐等，都在这里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
2.高等研究院联盟(SIAS)
1991 年，国际上知名的“一些高等研究院”(Some Institutes for Advanced Study，简称SIAS)联盟诞生，最初的成员为6家，现在发展到9家，主要包括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荷兰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色列高等研究院、美国国家人文中心、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瑞典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雷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这些加入SIAS联盟的高等研究院都明确地采用“普林斯顿模式”(Princeton model)。SIAS联盟内高等研究院的共同特点是：“像传统的大学一样，致力于促进学习，但它的规模较小，且它不提供正式的教学。它也没有大的实验室。它是从事最高度专业化研究的地方，并提供向跨越所有学科边界的知识交流开放的氛围。” SIAS联盟内的9所高等研究院，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高等研究院，它们大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被SIAS联盟所普遍接受的“普林斯顿模式”，代表了当今世界高等研究院的主流模式、基本模式，尽管它可能不是唯一模式。
3.欧洲高等研究院网络(Eurias)
现在，在世界各地建立的高等研究院的数量远不止9所，如另一个高等研究院联盟组织──欧洲高等研究院网络(Network of European Institutesfor Advanced Study，简称Eurias)于2004年成立，目前已有来自欧洲16个国家的21所高等研究院加入，成员包括丹麦的奥胡斯高等研究院、挪威的奥斯陆科学院高级研究中心、保加利亚的索菲亚高等研究中心、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法国的里昂高等研究院、德国的汉莎高等研究院、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高等研究院等。从Eurias 联盟的21 所高等研究院的性质来看，大多为独立性研究实体，少数挂靠在相关著名大学。从学科来看，既有侧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院，也有侧重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院，还有跨文、理学科的研究中心。该联盟整合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高等研究院的相关资源，每年接纳一年制的访问研究人员达500多名，形成了一个功能强大的互补性的多元研究组织网络。相比起来，亚洲各国如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虽已建立多所高等研究院，但资源分散、各行其是，导致其跨地区的合作交流较少，也难以取得跨国性的研究成果，这方面Eurias联盟的运行模式值得借鉴。
二、高等研究院的特征与现代价值
1.高等研究院的特征
高等研究院既非一般的学科性研究基地，也非当前流行的工业技术转化中心。其使命在于研究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深学问”，其方式在于通过集聚多学科的精英团队潜心研究来推动重大基础理论的创新。为了掌握高等研究院有哪些特征，我国学者钱晓红等(2007)、周克荣等(2013)对国外高等研究院的模式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高等研究院”模式的出现对促进全球基础科学的研究和科学人文精神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以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为例，我国部分学者如张会杰(2009)、曹秋阳(2013)、孙艳丽(2014)都对其组织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和IAS的章程文本，可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特色总结为天才、教育家与慈善家的有机结合。
第一，学术独立，精神自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与普林斯顿大学有紧密的联系，但其立意高于大学，不承担教学任务，鼓励学者们按照自己的兴趣积极地从事研究。同时，它也是一所私立性质的独立研究实体，不受大学与政府的管制，具有较强的学术自主权。
第二，资金充裕，研究纯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约75%的资金来自基金会捐赠和私人捐助，能够为本院的终身教授提供不低于25万美元的薪水。终身教授不需招收研究生、不开设教学课程，没有学术委员会，也不需要为任何课题项目和商业任务而忙碌，提倡以学者的好奇心驱动闲逸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深知识探索。
第三，学科交叉，多元融合。研究人员思考的问题可谓多姿多彩，从宇宙物理学、细胞生物学到世界古代史研究，从语言演化到神学变迁，学科之间的界限在有意淡化。他们不必为谋生而操心，也不需被世俗事务所束缚，唯一要做的就是能够自由地思考宇宙、生命、人类、历史及其他一切重大命题。
第四，精英汇聚，学术天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目前共有26位终身教授，大部分为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此外每年还邀请190多位世界著名的天才级科学家来此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精英之间的思想碰撞有助于交叉学科的深入思考和前沿领域的观点产生。__总的来说，国际一流的高等研究院一般都在定位、学科选择、经费筹措等方面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高端精英人才的选聘制度、清晰的学术权力界定、稳定的资金来源、小而精的组织结构等，高等研究院通过这些制度保障了自身的存在。
2.高等研究院的现代价值高等研究院在现代社会具有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能够有力地屏蔽掉学术资本主义中市场力量的侵蚀美国学者斯劳特和莱斯利(2008)的《学术资本主义》一书宣示了知识成为“资本”、拥有知识的大学教师成为“资本家”的时代的来临，这对大学的传统理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打破了伯顿·克拉克提出的“国家权力—市场力量—学术权威”的三角制衡稳态[9]。而高等研究院主要从事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并不跟踪最新的市场热点技术，也不以追逐经济利益为目标，从而使高等研究院有力地屏蔽掉来自市场经济的压力与诱惑，创造出一个纯学术的“象牙塔式”的思维空间，这在当今物欲横流、大学也难免其俗的大环境下尤其难能可贵。
(2)能够保持学术独立与精神自由的“ 精英主义”传统精英主义认为，一些在心智、社会地位或是财政资源上具有优势的特定人群应当被视为精英，这些精英的观点及行为更可能对社会有建设性的作用，这些精英超群的能力或智慧令他们尤其适合于治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世纪大学以来的基本学术精神，代表着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传统。在高等教育国家主义盛行、大众化进程加快、与政府联系越来越密切的现代社会，这种精神有淡化的趋势。而高等研究院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吸引全球第一流的学者，使他们能够进行不受限制的自由而独立的学术研究，研究的基本都是世界性、国家性、民族性的重大问题，这正是“精英主义”传统在现代大学中的保存与复活。
(3)能够促进“ 高深学问”研究的国际合作与知识共享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尤其在现代社会，“高深学问”的纵向分化与横向综合成为显著的特征，这也对于传统的“闭门造车式”和“单打独斗式”的研究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以诺贝尔奖为例，观察21世纪以来颁发的自然科学奖项成果，大部分都是两人或三人合作、甚至跨地区或跨国合作。因此，“高深学问”研究的国际合作与知识共享成为必然趋势。而高等研究院的理念和设置非常有利于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一流学者进行有效合作，“头脑风暴式”的集体讨论与“下午茶式”的随意交流都有助于顶尖学者的思维交锋与灵感触发，其成果的知识共享形式也具有贡献全人类的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高等研究院的建设现状
近年来，我国高校及科研院所掀起了建设高等研究院的热潮，目前已经建立了17所高等研究院，在世界各国中数量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性质功能和研究水平却与世界顶尖的高等研究院有较大差距。参考邬备民(2012)的`大学高等研究院分类方式，并结合高等研究院的实际特征进行修正，可将我国现存的高等研究院分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型、人文社会科学型、技术应用与成果转化型、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综合型四种类型。与国外高等研究院不同的是，我国高等研究院并非一个独立的研究实体，而是大多挂靠在大学内部，作为一个研究和教学实体单位承担着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任务;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类似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样能够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限的综合性高等研究院。
当然，我国建设高等研究院也一直在努力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以最新成立的复旦大学高等学术研究院为例，可见我国高等研究院建设的最新动向。2015年6月，复旦大学通过了《高等学术研究院建设方案》，高等研究院的宗旨是以促进顶尖人才国内外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前沿发展与交叉融合、产生重大学术新思想和哺育学术新人才为己任;目的在于提升复旦大学高等学术交流统筹组织能力，提高学校学术交流层次，为构筑学校学术高峰聚集顶尖人才;目标是紧紧围绕学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三年内形成年度交流规模20～30人，五年内争取在上述规模基础上，引进若干顶尖人才来校长期工作，并逐步进入工作常态化，成为世界知名的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可见，复旦大学建设高等学术研究院首先契合了本校特有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精神追求，这奠定了该高等研究院的基本文化气质，而较强的文理学科基础、优秀而多元的教师和学生资源、地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则是复旦大学建设一流高等研究院的良好先天条件。复旦高等学术研究院的建设方案重在引进学术精英，推动基础科学、前沿研究、长期研究与访问交流相结合，基本符合了国际高等研究院的主流模式和发展趋势。
四、高等研究院的“中国化”
问题建设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是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到世界级的重要手段。笔者通过对国内高等研究院的政策文本分析和实际案例走访，认为当前中国建设高等研究院真正的症结在于以下问题。
1.高等研究院的价值取向不清晰
中国高校目前建立的高等研究院，从章程文本来看，其理念大多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创新人才”“开展国际学术合作交流”等，对于最根本的“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等灵魂性理念少有提及，反映出对核心价值的回避;从组织架构来看，高等研究院主要挂靠在某一大学内部，与校内的其他研究所、研究院并没有明显区别，其中利益错综复杂、治理方式因循守旧，难以实现自由、独立、基础、多元的“学术特区”理念。
2.高等研究院的结构功能不完善
我国的高等研究院大多作为大学或科学院的下设机构，主要从事自然科学或应用性技术的研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较弱，缺乏多学科的融合机制。高等研究院在校内地位不够高，获得的运行经费有限，也没有足够的运作空间;同时，其研究人员配置受我国特有的“事业编制”限制，永久职位有限，而流动岗位又难以吸引一流的人才。两方面的限制导致高等研究院的学术研究难以立足国际基础学科的前沿，更多逐渐沦为应用研究与科技转化的基地。
3.高等研究院的资源保障不健全
高等研究院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目前，真正能满足高等研究院要求的高端精英人才在我国仍很稀缺，中组部“万人计划”吸引的人才多为青年学者，而“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又无法全职在高等研究院工作。此外，国内高等研究院提供的薪资待遇也与国外有较大差距，难以吸引高端精英学者全身心地投入高等研究院的工作之中。综上，在大学自身资源尚不充足的条件下，高等研究院如何采取措施提高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中国建设高等研究院的对策
建议展望未来，我国建设和改革高等研究院，必须更加注重根植于大学的优质资源、多方开拓稳定的发展资金、创建自由宽松民主的研究环境、完善高吸引力的精英学者选聘制度、强调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致力于国际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力争出现世界一流的基础理论创新和公共知识产品，从而为大学的学术环境和科研文化不断注射新能量，为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创办世界一流学科发挥重要作用。为此，需采取以下对策。
1.重构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办院理念
要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必须要尊崇高等研究院的学术自由理念。首先要从章程上树立高等研究院的独立法人地位，使高等研究院与政府、市场、大学从利益关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保证高等研究院的研究自由;其次要从制度上营造敢为人先、敢冒风险、敢于怀疑、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激发思想碰撞、保护原创思维，创造崇尚科学与自由的氛围。
2.创造充裕的经费来源和良好的物质环境
高等研究院作为传承和创造人类知识文明的重要机构，研究的都是基础科学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大量的科研经费和物质资源来支撑其运行。目前我国的高等研究院其运行经费主要来源于所挂靠的大学，这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仿照国外，建立独立的高等研究院董事会和基金会，吸纳工商企业的资助和社会个人的捐赠，前提是不能因为捐款就改变高等研究院纯学术研究的宗旨。
3.营造学科交叉、多元融合的学术氛围
我国目前建立的高等研究院能真正跨越人文、社会、理工等学科界限的非常少，不太符合高等研究院的高端定位与国际主流形态特征，这可能与我国学科壁垒森严的学术管理体制有关。因此，要想使高等研究院具备学科交叉、多元融合的学术氛围，必须打破既有的学科界限，通过建立“学术特区”的形式吸引多学科资源和人才汇聚，鼓励研究人员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
4.完善高吸引力的精英学者聘用与激励制度
我国建立的高等研究院要想迅速占领学术前沿，必须吸引世界一流的学者加盟，这就需要完善对学术精英的聘用与激励制度。具体来讲，可采用西方高等研究院通行的“终身研究员+访问研究员”的模式，既注重一定数量的顶尖学者稳定工作，又注重每年邀请最新的学术新秀前来访学和交流，同时还可招收一定的博士后人员作为研究助手。无论是终身制还是访问制学者，都必须予以较高的薪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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