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总体上看，它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艰难起步、五六十年代的曲折行进、80年代以后的蓬勃发展这样三个阶段。本文在查阅大量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轨迹，为深入开展农村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些学术背景资料，并对当前如何开展农村社会史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艰难起步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史学研究开始摒弃传统史学专注于“精英政治史”研究的模式，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投向“普通民众史”这块荒漠中。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也使得历史研究者们找到了一个新颖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模式。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注重多方位、多层面分析研究历史，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蔚然风气，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研究态势。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凸现，既为历史研究者们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材，也为他们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增添了强劲的动力。也就是说，“救治农村”不但是当时政府要员和经济学家反复讨论的重要议题，也是历史研究者探讨农村社会发展历史的理念和旨归。在这种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史作为一棵蕴含无限生机的幼苗，开始萌芽于学术殿堂之中。
然而，与大多数新学科的诞生状况相同，农村社会史因其前沿性、交叉性、综合性的特点，其萌芽过程是艰难、缓慢的。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极其有限，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这样几种：闻均天的《中国保甲制度》、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黄强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这三本著作对农村社会控制体制的产生、发展、类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黄绶的《唐代地方行政史》，探讨了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置、结构及其功能；蒙思明的《元朝社会阶级制度》，对元代农村社会中地主、农民等阶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树民的《中国的农民运动》，对历史上民众反叛问题进行了论述。王仲鸣的《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对农村贫困化和农民离村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此外，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等等，虽然不是以研究农村社会史为旨归，但亦大量涉及农村社会史的内容。不仅如此，熊得山、王毓铨、嵇文甫、万国鼎、黄毓甲、王亚南等学界前辈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属于农村社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曲折行进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史学界曾掀起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问题讨论的热潮，在深入探讨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农民战争史等问题的同时，农村社会关系、农村土地占有形式、农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是，由于不是研究的主流，涉及到农村社会史的内容极其有限，成果也就显得极其单薄。据笔者所知，除了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外，关于古代农村社会史的重要著作还不多见，只是零散地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如刘毓璜《试论农村公社的过渡性质与中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的农村公社》、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杨讷《元代农村公社制研究》等，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一些通史、断代史著作及论文集中也涉及不少农村社会史的内容。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政治史范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多样化的基本精神被完全忽视，社会变革问题被认定为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史学研究的畸形发展，与社会政治史无关的任何内容都被排斥到主流史学之外。这就决定了农村社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虽然可以从这些讨论中获得推动力，但也由此限制了农村社会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展开。赵世瑜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所说，“本应内容丰富、方法多元的社会史研究较30—40年代的发展趋势受到阻滞”，“与社会史相关的各主题研究的展开，与其批判传统政治史的新史学基本游离开来，甚至回到传统政治史的老路上去，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开辟的社会经济史的新史学优势”，就是对当时社会史研究状况的精辟概括。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被中断，代之而来的是停滞不前、萎缩不兴的状态。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遗憾。
三、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全面发展，农村社会史这棵幼苗在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迎来了生长舒展的时机。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农村社会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论著大量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国内共出版有关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的论著50余部，发表的论文有2000多篇，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农村经济、农村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家族和婚姻、社会保障、农民生活、民众反叛等方面。
此外，在“八五”和“九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有关古代农村社会史内容的课题也倍受关注。仅1993年到2000年期间，就确立了22项属于古代农村社会史内容的研究项目，多集中在区域农村社会史、乡村管理体制、家族制度、农民生活、民间信仰等问题上。
二是学术活动相当频繁。在1986年到2000年期间，共召开8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每次都有涉及农村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尤其是1992年召开的中国社会史第四次研讨会，以“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为研讨主题，表明农村社会史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至于议题涉及到农村社会史的中小型学术会议更是接连不断。如1980年10月召开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1987年12月召开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1993年6月召开的“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学术讨论会、1994年11月召开的“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1995年8月召开的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1995年10月召开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都对农村社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不仅举办过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还在1999年8月举办过“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8月举办过“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了推动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还组织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并且将讲稿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一书出版，对促进农村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确是功不可没。
三是研究领域逐渐拓宽。80年代以前，学者们研究的眼光多集中在农村经济、阶级结构、乡村管理、农民战争、农民地位等问题上。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农村生态环境、乡村管理体制、农村人口、农村家庭和婚姻、农村社会流动、农村社会保障、农民社会心态、农村文化等等问题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和白钢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了农村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农民的发展道路，是国内农民问题研究中理论性最强、论述最精赅的专著。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和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研究》，是我国最早两部研究乡村社会的断代史著作，分别考察了魏晋隋唐和汉代乡村建制的变化、乡村的生产条件、乡村的阶级结构、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精神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对农村区域社会的综合性考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叶显恩对明清徽州农村社会的研究，王笛对长江上游农村社会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在农村经济方面，郑昌淦的《明清农村商品经济》、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史志宏的《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国家财政部组织编撰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钟兴永的《中国集市贸易发展史》等等，对小农经济、农村商品经济、农民负担等问题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此外，李根蟠、方行、秦晖、龙登高、陈平等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对小农经济的性质、小农经济的作用、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小农社会地位的变化等问题的研究，使小农经济问题的探讨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面。
在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柯昌基的《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仝晰纲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等专著，是建国以来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体系上比三、四十年代的同类著作更加完整，在内容和视角上也更加丰富和新颖。此外，学者们还以乡村行政体制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王棣的《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从乡司地位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徐勇的《中国古代乡村行政与自治二元权力体系分析》等文，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探索之作。
在阶级结构方面，冯尔康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张泽咸的《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各阶层新论》等著述，对作为乡村主体阶级的地主、农民和佃户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农村各阶级、阶层开展了专题研究，其中对地主和农民的形成、发展、构成、特征和地位等问题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成就比较突出者有傅衣凌、经君健、何兹全、罗仑、李根蟠、冯尔康、伍丹戈、张显清、葛金芳、方行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还举办过专题讨论会，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此外，在下层民众问题上，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佃客、宋代的乡村客户、明清农村佃仆等，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在家族与婚姻方面，专门论述古代农村家族与婚姻问题的著作还不多见，但一些研究中国家族与婚姻问题的论著，往往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家族而言，朱勇的《清代宗族法研究》、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和《宋明家族制度史论》、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家庭制度史》、张研的《清代族田和基层社会结构》、李文治、江太新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冯尔康、常建华的《中国宗族社会》、杨际平、郭锋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陈支平的《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等著作，都对农村家族和宗族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至于农村婚姻问题，90年代才有部分学者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方法，对民间婚姻关系进行探讨，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王跃生的《18世纪中国婚姻状态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和《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等，堪称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
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历史上乡村社会保障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研究者主要致力于探讨在非常状态下乡村社会的保障机制，如减灾机制、扶贫机制等，揭示出国家政权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如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对救荒的基本程序和主要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龚书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中，也专辟章节探讨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也有论及。此外，钟永宁、陈关龙、王日根、王建革、吴滔、姚兆余等相继撰文，对国家权力在减灾中的作用、地域社会的赈灾行为、灾害救济与乡村社会控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社会心态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众信仰和若干农民领袖人物的思想活动上。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是近年来研究农民信仰问题功力深厚的一部著作。该书利用向来被人们忽视的造像铭文作为研究资料，论述了五至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内涵及活动特点，考察了普通民众的信仰及其与佛教教义、中土佛教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折射出当时民众的基本心态。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对唐代民间信仰进行了分类研究，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马西沙、韩秉芳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李尚英的《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对民间宗教的起源、发展、演变和衰亡过程、组织状况、经卷、思想及群众基础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则对白莲教、天地会等民间宗教的产生、发展、功能、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社会生活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曾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雷家宏的《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高春明的《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张仁善的《中国古代民间娱乐》等著作，篇幅虽然不长，但理论水平高，信息含量大，融研究性和普及性为一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冯尔康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钱杭和承载合著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等等，也有不少篇幅涉及古代农民的生活内容。至于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探讨农民生活的论文，则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罗列。
在中外农村社会史比较研究方面，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撰的《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刘朝明的《中外农村产业结构比较研究》、徐浩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等，从生产条件、经济结构、生活状况、社会冲突等方面对中外农民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四 思考与展望
从上面介绍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又经历很多曲折和困惑，但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主题的深化上，都不难看出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良好势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十世纪农村社会史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憾。只有正视这些不足和缺憾，才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第一，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理论是一门学科的灵魂，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在研究中的应用状况，直接决定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及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可以说，是否具备一定的理论体系，是衡量该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农村社会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几乎近于空白。如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属性问题、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模式和方法问题，如何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构建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理论体系问题，等等，至今还是无人涉足的荒漠区。毫无疑问，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必经之途，但是，简单地停留在对资料的排比、解释上，不能称之为科学的研究，还需要从设定概念入手，构建出一套内在联系极其密切的理论和模式。这样做，就必须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理论。以社会学为例，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方面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结构功能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关系理论（如分层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如安全阀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社区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失范和越轨行为理论、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等等，如何借鉴这些理论，建立一套反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无疑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当然，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借用其它学科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更不是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一些理论，而是在探寻农村社会发展中相关变量之间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推演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模式。在这方面，国外不少学者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学者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尽管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我们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来说，无疑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模式。
第二，研究内容很不平衡。从目前发表的论著来看，农村社会史研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首先，从空间上看，华北和东南地区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它地区的农村社会史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一直比较薄弱。这固然是当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结果，但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不仅不利于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利于对各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和定位分析。其次，从时间上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这一时段内，对其它时段的关注则显得不够。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考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在断代性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力求选择一个较长时段来开展研究，应该是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三，研究范围需进一步拓宽。农村社会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社会的物质表征和文化品格，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渊薮。因此，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所包括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目前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顾此失彼、冷热不均的现象，主要还是围绕农村行政体制、农村经济、阶级结构、宗族组织、社会失控等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农村区域社会研究，还是从事农村社会史整体研究，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1）生态环境，包括农村的生态条件、人口、资源状况；（2）农村经济，包括农村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收益状况；（3）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主要指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及其运作方式；（4）社会结构，包括户籍划分、阶级结构和社会阶层；（5）农村人口，包括生老病死、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等；（6）农村婚姻，包括婚姻观念、婚姻行为、婚姻状态等；（7）家庭和宗族，包括家庭结构、宗族制度的发展变化、宗族制度的组织形态、政权与族权之间的关系、宗族制度的社会功能等；（8）社会流动，包括正常流动（如以经济为基础的上下层之间的流动，以科举考试为台阶的垂直流动）和非正常流动（如各种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非常状态下农民地位的变动等）；（9）社会冲突，即从失控与整合的角度研究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探讨社会冲突的形成动因、冲突的社会组织以及冲突的社会功能；（10）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的方式、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功能；（11）社会心态，主要指农民的社会心理结构，包括价值观、政治意识、宗教意识、社会意识和日常生活意识；（12）农村文化，包括乡风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节庆文娱。
第四，研究方法有待完善。如前所述，农村社会史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问，它需要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对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做出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单纯采用传统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难以揭示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也就难以获得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和结论。但是，如果忽视历史资料的积累，光是停留在理论层次上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讨论，难免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不适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因此，如何做到各种研究方法的融合和互补，也是研究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时，已经将传统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了田野调查方法之外，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抽样研究法、访谈法、问卷法，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数学模型方法等等，同样可以在农村社会史研究方面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完全了解掌握这些方法后，结合研究的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运用。
第五，横向合作的力度不够。目前国内的农村社会史研究还处于“游击战”的状态。在研究方式上，还没有专门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机构，学者们基本上分散作战，缺少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是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进行一些专题研究，缺乏系统的研究计划和研究目标。我们认为，只有加强横向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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