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植于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中、西方体育，在各自不同环境下经过长期的发展，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特性，但二者之间也不乏相互借鉴、补充的成分，恰如太极的阴阳两仪，此消彼长，互斥互补，如今正殊途同归……。基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而互斥的传统文化，对于完整性地描述身体活动的过程，认识其本质，进一步认识自然、认识世界，理解人生真谛极具互补性，缺一不可。面对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热潮，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悲叹过去，而是要试图在这种文化交融出现的极不平凡的多样性中发现某种统一的线索，通过寻求秩序与混沌之间的古典和谐，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和谐，以唤醒深藏在文化中的原始冲动和创造性。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无论从数量、种类、特征上都堪称世界之最，是一种深厚的古文化遗存的积淀。从现代与未来科学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它们，富有活力，富有创造性，具有文化蕴涵和生命魅力的一面，正是当代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目标之一。“民族传统体育”的萌生与现代体育的成熟在人类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现在分得很清楚的门类是混在一起的。因此，在某种对象中，可以发现诸种成分宗教、艺术、教育，当然还有体育，他们是混沌的、朦胧的，具有萌芽和本源的意义。“混沌”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指宇宙之初尚未分化的状态，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混沌观，代表了人们对世界的不同理解。人类早期萌生的“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西方体育并非产生的文化基础不同，不过是人类身体运动文化在农耕文明与工业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通过长此以往的习练和竞技，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区分有了这样一种判断：前者侧重内修（此说是书斋式冥想的形态描述，不解决任何问题），后者表现外竞。
二者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而是混沌与清晰的两种状态。只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二者在“碰撞与融合”中保持着“共存”状态，官方倡导的一方会强势一阵，此起彼伏而已。梳理和辨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和体育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以军事武艺为主干，以保健养生为经络，进而形成各地村落中汉族民间乡土游戏与类似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两大特色。
军事武艺的实用性，对兵器的依赖与拼杀格斗对个人体能技术的要求，在古代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然而，自从中国成为统一的大国，武艺就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秦始皇战胜各国的利器是弩箭。汉代以后，制的戟、矛并用的长柄格斗等冷兵器显示了作战威力，但最终被火器所取代。武艺在军中虽受重视，但决定战争最终胜利的要素还是更加重要的武器。
明、清时期，镖局与绿林兴起，构成武林“江湖”。当时镖局的格局基本是由武术世家具有血缘关系或模拟血缘关系的师徒关系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立经营的商业组织（群体）。镖局镖师千里走镖的本领通常是以高强的技术（功夫）作为支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镖局引进社会上道德高尚、口碑好且武艺兼备的人入镖局，通过走镖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进行救国救民活动等，深受社会认可，使得武艺在民间具有了广阔的空间和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武艺以“武术”的名义，从杀人之技转变为健身之术，发展到今天，主要是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造福于人类。武术、摔跤等民族体育活动形式，通过提高民族体质和搏斗技能促进了民族军事的发展；具有健身和娱乐价值的民间舞蹈、游戏等民族体育活动形式则成为人们放松和娱乐的基本手段；民族宗教活动的部分祭祀活动、民族艺术活动中身体表现形式极其鲜明的健身舞蹈和身体活动性游戏，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纵观人类文明史，摆脱原始野性是文明人类的向往与追求，将搏打厮杀进行“艺术化”的包装，将“行侠”演绎成为侠义文化，将武术打造成富有健身益寿、娱乐欣赏、攻防技击价值的文化精品，体现出武术文明的文化艺术价值。随着以武术为主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深入和理论建设，于是便有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兴起和学科的设立。现代体育研究空间与东方学者的尴尬近代以来，中国人需要也正在吸收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中、西文化与科学的冲撞、对话与交流尽管难免错读、误解、牵强附会，但终会使双方从对方的文化资源中获得应有的启迪和补充。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近代体育亦成为文化前进的动力，自然科学冲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并逐渐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独立出来。随着各个社会阶段的科学水准、宗教的态度和政治的因素，并依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形式而形成，近代体育和现代社会所持有的必要形式有很多不同。
西方体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成熟，西方体育的科学规范化已成铸型。换言之，经历西方科学主义浸淫的现代体育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经反复检验，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精密产品。西方体育正式地大规模传入中国应该是19世纪末，晚清洋务派兴办军事学堂作为训练手段的“兵操”，教官聘自英国和德国。20世纪初的《钦定学堂章程》改为“体操”，大批青年赴日本求学。随后，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把运动会及球类项目推广至中国，新文化运动官方新学制把“体操”改称为体育。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上学的`人大多都知道田径、体操、游泳、球类……二战后，苏联的体育模式传入，除了把体育作为政治工具的作用强调到极端，仍然全都是西方文化已浇铸成型的产物，直至今日，“奥运争光”仍然是最明确的目标。
20世纪50年代，随着“原始传统部落”的快速现代化，以原始文化为研究核心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也随之开始分化与扩散。一些在西方留学的学者回到自己的国家进行本土化研究；部分人类学者开始结合文献与民族志资料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些学者开始通过部落文化研究探索在现代化进程中原始部落的调适与改变；一些研究者在“田野”的基础上开始关注部族身体游戏，试图用新的眼光诠释这些文化，即中国学者所谓的“民族体育”。在我国，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热潮出现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其后的10多年里主要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族研究学者更多的是把目光投入到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运用与创新。
21世纪以来，主要是在原有知识背景基础上，探索专属于自己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转折期。涉及到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若是作为研究对象的非西方国家、民族有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积淀的巨大差异，将因大前提错位而导致结论的失误。东方民族并没有经历古希腊与罗马竞技，也没有经历中世纪的骑士竞技与绅士运动，更没有经历近代工业革命促进的体育科学化、社会化的成熟阶段，大多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殖民浪潮下接受西方体育，只能按照规范化的模式模仿，早已被封杀了发明、创新的空间。
东南亚各国的情况大致相近，按西方文明制定的规制玩游戏，不遗余力地去运动会上争金夺银，学校体育教材上呈现的西方文明传播的知识，体育老师照本宣科即可，研究者只能琢磨如何应用西方文明的产物于本土，至少在器物层面几乎没有可以选择的研究对象。那么，东方的体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呢？原生态的民族体育是多元文化的重要资源生态人类学研究人类种群如何与他们的物质环境相处，以及如何与其他生态种群相互作用，包括狩猎野生动物或采集野生植物的人和寄生于人体中的微生物体，从中发现一些对双方有利的关系。在不同的人类种群中最主要的一些关系是：捕食、竞争、合作、互助，特别普遍的关系是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且经常表现为战争形式。早期人类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许多古老的原生形态的民族体育（也可以称为部族或族群的原创身体运动形式），多少带有原始巫术的色彩，反映了人与自然力的关系和人对自身来源、自身力量的朦胧认识。许多与生产劳动和军事行为有关的身体活动，大体上不是由原生民族体育脱胎而来，而是出于人们有意无意的创编，可以称之为次生形态。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然力对人的作用等因素的影响，身体活动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渐渐有了不同的走向和功能。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逐渐形成过程中，一部分原生形态的身体活动延续下来并转化为民俗活动，而次生形态的民族体育也逐渐汇入这种民俗活动之中。在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上，也日益明确地与本民族起源、复兴、发展等有关的历史或神话人物联系在一起，其民族文化特征尤为强烈，其地域性和传承日益鲜明，其功能也逐渐演变为促进民族认同，即参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许多尚未进入现代生活的民族中，在出生、成年、交往、恋爱、婚配直至死亡的人生旅途中，常伴随着特定的民俗活动，其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地位常常引人注目，发挥着维系民族生存和团结的重要作用，而且逐渐内化为一种民族性格的象征。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维系种族繁衍方面，始终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媒介作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方式均在其所处的生态和文化背景中形成。早在先史传疑时代的西周，有记载的与人类体育有关的活动除狩猎和舞蹈外，还包括刀剑、角抵、养生体操、弓矢与枪、蹴踘、击壤游戏等，足见我国体育运动起源之早，较古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地域差异外，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民族起源、种族繁衍、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形态、以及文化追求有关，即使是同一民族内部，也会因地域关系，其传统体育开展水平又有多样化的特色。即使是空间相距很远、地理上没有接触的不同民族，也可能因为有着相似的生态环境和价值追求而发展出形神相似的传统体育项目。亚洲和平崛起，必然产生对于按西方文明单一发展模式以及突出单一文化价值的怀疑。亚洲各国有上千项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其数量之丰富，形式之多彩，堪称世界之最。这方蕴集深厚的民族文化宝藏被得到重新认识，对于弘扬东方体育文化的价值，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发展人类所共有的体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东方民族的传统体育是一个开发大众体育的宝库，等待着进一步挖掘。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文化、甚至思维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利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把发达的经济作为后盾，在世界范围内极力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模式和行为标准，试图将自己的主流文化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倡导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有学者通过“人的社会化过程总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完成的”来论证建立在全球社会化过程之上的全球价值或全球认同的必然性和现实性，认为人们今天赖以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超出了民族的和国家的界限。然而，体育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从其原始体育的萌芽形态起便与多种原始文化形态，如舞蹈、巫术、宗教、绘画、音乐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自身发生、发展既受到多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也会对多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产生反作用。西方体育建立在工业社会的土壤中，许多项目是缺乏传统文化滋润的“试管婴儿”，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伦理学基础薄弱，因此，带来的球场暴力、、服用禁药、过分职业化和商业化等弊端，恰恰可以通过建立在人的自然欲求有限性基础之上的东方民族体育对此产生良好的互补作用。
我国多民族丰富多彩的身体运动形态是国家的文化瑰宝，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弘扬与传承的重视，为体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由于民族文化一直隐身在民族传统体育习俗当中，不以文本的面貌呈现出来，而是存在于该民族体育活动的行为动作之中，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式通常是以一种非文本的形式来完成的，体育文化研究者需要对此引起应有的重视。一般而言，民族传统体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己的文化时空里都有着自己特定的文化价值，它是因为当时，当地的文化生态意义而具有生命力，而一旦其文化社会生态失落，它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消亡，如果不能复活其文化生态，我们保护的只能是表象形态，没有人文内涵。
通常在说文化保护时，往往忽略了当地民族、当地原住居民的情感需求和价值取向，更多的是在一厢情愿地为“保护”而呐喊，为研究而奔走。崔永元建立了一些以影视资料为主的“口述历史库”，致力于口述历史开发与研究，针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也可以将收集到的口述历史影像资料，建成数字化存储检索系统，除了保存、归类整理及永久传承之外，并免费向全社会其他学术研究机构或个人开放，以供学术研究利用。目前，体育界已有多个数据库之类的国家课题，做一些影视资料库，主要提供素材，只有不多的学术价值，但我们暂时不具备这类条件，只能做小而精的独门绝技或超强能力的高层研究。所谓“知史而后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社会中亟待长成的力量所能接触到我们民族的历史，不再仅仅是宏大的，而是个体的，活生生的。
研究民族体育需要借鉴实证和应用的科学方法现代体育研究并非基础研究，而是借助各个非体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体育的各种问题，几乎没有从自己领域生长出来的成熟学科，可以说是处于科学知识的应用性末端。不过，经过对特殊对象的科学实证，可能发现创新路径。以前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大多不是借鉴科学方法，而是用现代体育的概念生搬硬套，或是用西方文明的生成轨迹来比对，由此得出“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体育的结论。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科学传统，它是一种彻底的整体论和生成论体系，这是它的长处，也有它的不足。从未来科学发展的前景看，将科学融于文化之中，从历史文化背景的本来面貌出发来研究和阐述科学的形式、演化和发展，并对不同科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是科学研究的时代潮流，而且也是体育科学研究由朴素的科学思想到现代科学应用的必然发展过程。
体育研究领域所汇聚的相关知识以实证的经验为支撑，主要以实用为目的，包括体育运动在内，各类研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都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得到结论，所形成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自己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上，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研究者遵循这些公认的科学路径，脚踏实地深入到事实正在发生的第一线进行实证调查并进行专心致志的理论思考和创新，其成果才有可能在人类精神生产中被接受。
众所周知，正确推理是科学研究的灵魂。从思维运动过程的方向来看，归纳推理就是从一些特殊性的知识的前提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知识的结论，即从特殊过渡到一般；演绎推理就是从一般性的知识的前提推出一个特殊性的知识的结论，即从一般过渡到特殊。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关系密切，是科学研究中先后次序确定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归纳推理得到的一般规律并不一定正确，还需要由演绎推理来验证。确定次序是先有归纳推理，然后才能有演绎推理。再归纳，再演绎，螺旋上升，使理论越来越完善。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倡导演绎推理的系统方法，是著名的定言三段论，它是根据已知事实推出一项结论的系统，由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组成。其中，大前提是一种自明的假定，即依据常识、公理、教条、经典或形而上的预先设定等建立的命题，通常情况下被认为是正确的故无须证明。
学习西方思想宝库中的精髓，把这种定言三段式的形式逻辑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在体育科学研究中能够提供有效性的知识已是众所周知。东方的研究者要想根据自身状况获得可靠性的创新知识方面，仅靠这种方法会受到严重限制。这种方法所提供的认识不能超出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范围，使我们老是重复检验已有的知识而无法生成新的理论。演绎推理所推测的事物，必须不是原来在归纳推理时考察过的，否则就是循环论证，没有任何创新意义。
诸如东方体育研究者对体育概念之类的所谓“研究”、对西方体育文化的翻译式解读、对体育运动科普知识的传播，几乎都是毫无理论价值的循环论证。因此，在西方体育文化笼罩的大、小前提下，东方学者难以生成新的理论和知识；一味迷恋于演绎推理，无法在复杂的现实未知环境中进行知识更新、观念革新、体制、机制创新。东方养生保健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大众体育发展的新形式东方拥有与西方同样悠久的古代文明，然而在近、现代国际体坛上，西方体育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渗透、传播，表现出强大的渗透性，成为一种强势文化，从而霸占国际体坛的核心地位。譬如，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法国等，就是利用工业革命获取的巨大经济效益，把自己的体育文化推向世界；而此时的美国只能被动接受，但随后美国生产力后来居上，体育文化也随着美国经济的提升而倒灌输出，让体育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如风靡全球的篮球、排球等运动项目。同样不可争议的现实是，奥林匹克作为西方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杆，东方各国只能够被动接受。
过去的体育是西方文明，并不包括东方文明，当然无视东方民族的身体运动文化存在。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体育最终将接受东方传统的养生保健文化，并且不能视其为西方体育的分支，或是对西方体育的补充。季羡林先生从人类发展历史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比作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渐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
。如今，亚洲许多国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已不再满足于在国际体坛上仅仅是从源于西方的竞技项目中去摘取奖牌，从而掀起包括体育在内的“新文化运动”热潮。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现代思潮对于工业社会弊端的批判，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反思，东方各国已经开始对大众体育的观念产生自主的思考，可以对制度改革行使话语权，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的各群体都一定要采用运动会的竞技形式吗？俱乐部是最佳的基层体育组织吗？大众体育的场所就只能在现代化城镇吗？生物只能被动地接受进化的结果，而人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做出自主的选择。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文化仍然是主流，但中国体育的养生保健思想与“健康第一”的新时期导向，可以帮助人类对待自己身体的哲学态度发生转变。由于受西方体育和西方分析的思维模式影响太深，需要东方综合思维实现整合。东方体育研究者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表达对民族身体文化复兴、对生态运动与绿色体育的追求。
在特定社会中，人们具有共同拥有一系列行为模式的普遍倾向。每个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该社会文化的熏陶，逐渐发展出与该社会其他成员相一致的行为模式。这种后天习得的文化是一种适应机制，每种组成部分最终从属于相同的基本法则，包括传统的大众体育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偏远的农村甚至崇山峻岭之中，农闲时村落中的民族体育休闲娱乐式的传承或许是更好的方式。传统节庆、家族聚会、千百年来村寨里自发生长的社会组织，东方文明积淀的保健养生方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给大众体育在东方的参与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为人类提供了休闲时间并伴生了闲情逸致，人类对自己的身体关注程度会与日俱增。古代东方人遵循与大自然相互依赖的和谐关系，强调修身养性的身体活动，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获得快乐。充满东方智慧的休闲理念，启迪我们对娱乐价值的创新认识。在当代，东方的大众体育可以更新自己的理念，依据特殊的传统文化和亟需公共体育服务制度的现实国情，倡导和实施“分享运动、传承文化”的精神，以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理念进一步深入，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科学化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这将是历史的使命，同样也是一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革新。
用参与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促进民族体育的进步中华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参与式发展”无疑是个好的思路和路径，但“经济目标”可以成为参与式发展的次要参考指标。从长远看，对传统体育的真正的保护是暂时的，传承与发展才有生命力。
体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受到具体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其特色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多是与生产劳动、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紧密结合的，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常伴以音乐歌舞，把竞技和娱乐结合在一起，其重展现民族传统文化，强调“重在参与”，与现代体育重竞技，提倡“更高、更快、更强”不同。恰恰是“重在参与”这样的体育活动和体育精神，更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体制的创新。东方各国开展大众体育，最终会涉及体育的民族化。例如，民族传统体育节庆涉及自然特性、人文特性和非物质文化性，参与人员数量多、范围广，作为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积淀的综合体，民族传统体育节庆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和基础。近年来，广西以节庆体育作为一个传统的人际交流平台和群体交流纽带，把传统节庆活动作为一种长期传承和动态的参与性文化资源，在建设民族地区文化和体育强国中已卓有成效，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参与兴趣，其兴办的“体育节”以及正在建设的“国家级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保护示范区”，是不同于西方大众体育形式的创新。
东南亚迅速提升的综合实力，对推动区域和平发展有积极意义。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加强友好合作的桥头堡，构建“国家级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保护示范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它利用区内丰富的民族身体运动文化资源，滋养了许多民族体育活动的传统节庆，以鲜活的原始生态的体育文化矫正现代体育的异化，提高体育文化基因的丰富性，不仅是促进文化进步的体制机制创新，也是代表东方文明的传统大众体育形式走向世界的新路径。
体育面对的永恒问题，是需要对身体运动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诸方面研究。东方体育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取决于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贡献。东方体育研究者主要着眼于本土化研究对象的身心特点，主张跨学科、多视角综合研究，倡导从整体出发，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探讨新理论；同时，在探索过程中更应强调人文关怀，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更快、更好的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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