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论文

2021-02-13 论文

　　中国传统史学的繁荣兴盛，其重要原因是中国具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这两条互动、互补又互相排抑的发展轨道。而形成组织化、制度化并且连续发展的官方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区别于西方古代史学的显著特点，‘自方和私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史学活动主体，视野、价值观、利益诉求不可能完全一致，而处于不断的矛盾与磨合之中，交织出多彩的史学景观，演绎着丰富的规范与理念。因此，欲深入研究中国史学史，就有必要考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

　　一、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

　　一个上古民族，是否能够产生原发性的历史学，实为或然性，而即使产生史学，其形式和途径也非一定。这从世界各地上古文明的对照和中西史学的比较即可看出:第一，文明发达很早的古埃及，仅存丰富史料并未产生本民族原发的史学，原因是古埃及缺乏自觉记史意识与强劲的记事求真理念。史学产生的社会条件，需要发明文字和具有相当程度的历法，需要大事件的激发，更需要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强劲的记事求真意识。第二，西方史学的产生，可以从古希腊说起，“希腊人是史学创始人，正如他们也是科学和哲学的创始人那样。欧洲的史学无须向更古的时代追溯了”扭，其标志性成果是希罗多德撰著的《历史))(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因此，西方史学实际是从私家撰史诞生的。然而中国史学乃是从官方产生，这是与古希腊完全不同的途径。在西周武王伐封之后，统治者面对殷商“顽民”的反抗，总结殷商灭亡的原因，同时思考如何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形成“殷鉴”。

　　二、私家史学的勃兴与超越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辉煌发展的兴盛时期，众多学派兴起，百家争鸣是其重要特征;而伴随百家争鸣的进行，私家著述也大量产生，此为先前没有的文化现象。春秋时期，即使儒学创始人孔子，也未曾撰著个人的著述，这主要不是因为其文化程度和能力的限制，乃是整个社会与时代并未形成私人撰著的需要。所谓孙武撰《孙子兵法》，乃是缘于传说的不可靠记述，“孔子作《春秋》”的说法也缺乏实据且疑点重重，皆不足为训。但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派蜂起，相互争论，诸子百家为扩大社会影响、压倒异说，产生了撰辑著述的需要;而为了学派传承的广远，也不能单凭口耳相传，需要付诸文籍。这样，私家著述的涌现成为必然的趋势。诸子的论说各自汇集为书，一些传说、故事和实用知识编纂成型，私家的历史撰述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不少私家著述实际并非一人所作，如《墨子》《庄子》之中，既有本人之文，也汇入后学撰述，《管子》更是多种学派文献的杂编，学士将一些论说和撰述归属于本学派或某学派的创始人，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常例。

　　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既比其他各家渊源较长，又热衷于招生授学而徒众亦多，其内部支派分立，理念参差，学术深浅不一，可谓处于“杂儒”泛泛的状态。但秉承孔子“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Cs7 }-}}f}}n;的遗训，儒家比其他学派更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文献，则为共同的特点。在私家撰述风生水起的背景下，不能像孟子、荀子等自成一子的许多儒学士人，不仅编辑、整理、解释《诗》《书》《易》《礼》等文献，而且编撰了《左氏春秋》①、《国语》等史籍。《左氏春秋》和《国语》，是战国时期私家撰史的代表作。《左氏春秋》后称《左传》，其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的说法比较可信，要点是:《左氏春秋》起先乃贵族盲人左丘明开始讲说。

　　三、官修《东观汉记》与史学发展新格局

　　《史记》取得辉煌的史学成就，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面世之后，立即引起广泛注意，许多学者接续撰写，私家史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官方，西汉自司马迁之后，自方史学儿乎看不到任何起色。但是，在《史记》成就被肯定的同时，也泛起批判其思想倾向的声浪，西汉末年，扬雄就曾指责《史记》述史“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而东汉初续写《史记》的班彪，则批评司马迁“薄五经”、“轻仁义”、“贱守节”等等，“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用语可谓十分尖刻。因此，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家个性发展的'路径，在私家学者中就遇到反制，而官方也随之作出相应的史学举措。班彪之子班固承袭其父的撰史成就和史学思想，并且作出重要的改变，即决定将西汉的历史断代成书，摈弃了接续《史记》的撰述模式。班固认为: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观点上“其是非颇谬于圣人”《马迁传》，而且那种通史的写法也是把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同样有不敬之嫌，于是“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明帝“十岁能通《春秋》”，后又“学通《尚书》”，具有相当的史学造诣。他对《史记》的思想倾向很不满意，后曾公开对文臣宣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而阅读了班固《汉书》文稿，则十分赞赏，在对不同的私修史既有厌烦、也有赏识的感受下，受《汉书》体例和宗旨的启示，遂决计由官方纂修当朝的纪传体国史，将史学拖向依附于朝廷政治的路径。《东观汉记》的纂修在东汉是间断性地修纂，即积累一段时期后，由皇帝或其他执政者提议，再接续编撰。根据前引班固事略，可知于汉明帝时纂修伊始，就创立且编撰了“载记”，说明当时己经作出体例的全面规划。此后，汉安帝至顺帝、汉桓帝至灵帝两大段时期也取得重要进展。汉安帝时邓太后重视文史典籍，她亲自部署纂修《东观汉记》事宜，先后儿次令文官刘珍、刘驹腻、刘毅、李尤等人撰述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以及史表，整理修订本纪。汉顺帝时，多名文官接续这些纂修工作，撰成“诸王”、“王子”、“功臣”等传、《南单于传》《西羌传》以及《恩泽表》。

　　四、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东汉建立的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对此后的社会文化、民族关系都产生很大影响，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第一，挽救秦朝、西汉官方史学的衰退局面，使之复兴。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史学从官方产生，但战国时期私家史学己经发展到超过官方的水平。秦始皇在武力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灭裂六国历史载籍，而秦国的历史记载又很不健全，司马迁曾慨叹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口月，其文略不具。”田卷《六国年耕》西汉官方虽然在儒学经典的恢复和促进文学发展上均有不少建树，但史学作为甚寡，西汉朝廷有记事性“注记”(又称“著纪”)，现存资料却见不到朝延对这种记史体制的描述，说明记史制度己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为秦火，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官方史学状况难于考知，但《竹书纪年》能够表明己比春秋时期有所进展，而秦与西汉的官方史学，反不及战国时期。东汉对《东观汉记》的撰修，抵消了司马迁另一史学途径的影响，扭转了官方史学停滞、衰颓的局面，不仅修成一部影响很大的纪传体史籍，而且带动了记史体制的发展。东汉坚持了“汉之旧典，世有注召纪第十’“脾’召纪》的记史方式，还创造了宫内“起居注”的载籍形式，启示了西晋以后的记史制度的建设。此后，‘自方史学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在东汉的基础上再度兴起的。东汉不仅是汉朝的“中兴”，同时也是官方史学的“中兴”。

　　第二，东汉将官方与私家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成功的整合，构建了史学发展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得以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自方的记史制度虽在春秋时期即己扩展到各个诸侯国，但编年记事的载籍乃藏于宫廷，并不传播。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兴起，虽然官方一些“语”类、“书”类、“谱煤”类文献，可能有所流布，但编年史记依然封闭，连《竹书纪年》之书也如法秘存，直至随葬而少人知晓。可见当时官方史学与私家记载之间，尚未构成充分互动的社会结构，致使史学发展持续性的链条存有脆弱的一面，秦朝与西汉官方史学的衰微，即是这种脆弱而的反映。裔，国号为大夏，鲜卑宇文氏自称炎帝神农氏之后，其政权命名为“周”，诸如此类，儿乎所有少数民族政权均采用历史上己有过的国号，如“燕”、“赵”、“秦”、“汉”、“齐”等。

　　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成为该时期民族大融合的最先导、最稳定的促进因素，北方民族各政权内皆有明显的“汉化”，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乃为最突出的典型。东晋、十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但是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了记史、修史的官方史学活动，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由此可知，东汉时期官方史学的勃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多么重大、深远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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