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沿海县域发展概况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根本载体，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民生经济”。近年来，各省均十分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取得了一些效果，对夯实我国经济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变我国的资源配置、提升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这种机制创新有助于解决财政困难，维护基层和农村社会稳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各省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江苏的海岸线主要在长江以北，南通、盐城、连云港是江苏的沿海城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南通、泰州、扬州是沿江城市，徐州、淮安、宿迁则为内陆城市。以县域为考察尺度，江苏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表现为苏南、苏中和苏北的经济差距，从东到西也存在经济发展梯度（如表1所示）。苏南由东到西渐次出现从一类地区到四类地区的梯度变化；苏中从沿海到内陆三、四类地区逐渐减少，五类地区逐渐增加；苏北的盐城一淮安一宿迁也表现出从四类地区到六类地区的经济发展梯度。差异形成的因素很多，从空间上着，首先，距离辐射中心上海市的远近造成；其次，距离的长江远近造成；第三，距离海岸线．尤其是距离沿海港口的远近造成。可见，江苏省尽管是沿海省分，但也存在沿海与内陆的差异，只是这种差异要小于省内南北方向的经济差异。
徐州地处江苏西北角，是苏北核心城市，也是内陆城市，南通地处江苏沿海南端，是苏中城市，也是江苏沿海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就经济发展差距而言，南通各县域在经济社会发展梯度中属于三至五类地区，徐州各县域属于四至六类地区，积累贡献和劳动投入增加贡献的剩余部分全部归因为技术进步。
综合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的不同流派，可以把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概括为：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本、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变化和制度安排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可测量的，如劳动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化、自然资源等，有些是不可（或不易）测量的，如技术、制度安排等。本文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在新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产业结构变化、进出口贸易、政府投入、固定资产和粮食产量等可测量因素作为解释变量，GDP增长率减去上述各因素贡献率所得，即为制度安排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贡献率。
技术方法
样本与变量选择。本文利用面板数据对县域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和比较。
样本。徐州市和南通市共12个县市，时间尺度为1999-2007年区间。
被解释变量。人均GDP( AGD)．县域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县域GDP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本文以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兼顾指标选择的合理性、数据的可得性与面板数据对指标数量的限制性，选择如下指标作解释变量：劳动力数量，采用乡村从业人员数(LAB)；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产投入( GZ)和政府的财政支出(FD)；出口额(EX)；产业结构，采用二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CYJ)：农业产出，采用人均粮食产量( AFO)。本文数据均来自各年度《江苏统计年鉴》。
模型设定。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
徐州与南通县域经济增长的'相似性分析
为了检验新经济增长理论能否解释两地县域经济增长的原因，本文提出以下命题以供检验：
命题1：乡村就业人口规模增大无助于县域经济的增长。
命题2：政府行为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
命题3：产业结构优化是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就是说同样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同，经济效率就会存在较大的差异。
命题4：出口贸易是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向区域外“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比例，如果这一比例越高，区域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Hausman检验
检验拒绝了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相一致的假设，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方法，对模型用变系数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 FLGS)方法进行估计（如表2所示）。
（二）县域经济增长因素的固定效应分析
如表3的回归模型显示，徐州与南通两市县域经济发展存在共性：首先，劳动力数量变化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不明显，验证了命题1。其次，1%显著水平上，出口额和地方财政投入影响为正，5%显著水平上，产业结构影响为正，15%显著水平上，地方基础设施投入影响为正。产业结构、地方财政投入和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和影响显著程度均较高，命题2、3、4得到验证。第三，仅管两市均为农业大市，但人均粮食产量变化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另外，各县的固定效应值差异较大，说明各县地区性基础或禀赋因素存在差异，是县域经济差异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南通各县域中，海门、通州、启东、海安、如东为正，如皋为负；徐州各县域中，沛县为正，铜山、新沂、丰县、睢宁、邳州为负。 徐州与南通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分析
（一）徐州和南通地区发展差异比较
本文分别将徐州各县与南通各县作为两个整体进行比较。Hausman检验表明，拒绝随机效应，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方法，对模型用变系数的可行广义最小二乘( FLGS)方法进行估计（如表4所示）。
表4的回归模型显示，在徐州县域经济发展中，显著影响因素有产业结构、出口额和基础设施投入，其中，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较高。
表5的回归模型显示，在南通县域经济发展中，显著影响因素有出口额和乡村就业人口，其中．出口额的影响系数较高，乡村就业人口系数为负。
比较徐州与南通两个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可发现沿海县域与内陆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所在（如表6所示）。发展差异的结果如下：
两地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对徐州与南通县域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分别是产业结构和出口额，表明南通县域经济的外向型特点突出，有明显的沿海地域特征，徐州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则来自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出口贸易对徐州县域经济也有显著影响，但系数比南通小得多。
徐州县域经济的显著影响因素表现较多元化。正的显著影响因素有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投入和出口额；而南通县域经济的显著影响因素表现较单一，正的影响因素只有出口额。
两地的乡村就业人口均无助于经济增长。南通的乡村就业人口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显著为负，即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近年来乡村就业人口年均增长率为负（-0. 75%），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人均GDP增长有明显贡献，农村剩余人口每减少1 .78%，人均GDP会相应增长1%。徐州乡村就业人口数量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不显著。1999-2007年，徐州乡村就业人口年均增长率是上升的(0.47%)，但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贡献．表明也存在剩余现象，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有成效，但劳动力剩余现象仍两地经济发展呈梯度态势；就相似性而言，徐州与南通两市都属于农业大市，在人均耕地面积、乡村从业人员数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可比性较强。本文分别以徐州与南通为江苏内陆与沿海的代表地区，比较两地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寻找其相同点与经济发展差距所在，以期得出促进江苏内陆与沿海县域经济发展、缩小经济差距的策略。
新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代表学者索洛将经济增长归因为技术进步、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由于技术进步测量难度较大，便以可测量因素劳动力和资本为解释变量，以总量生产函数为被解释变量，基于此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其理论模型为未扭转，劳动力数量在缓慢上升。
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差异。两市模型的常数项比较，南通为12.98、徐州为-2.98，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南通县域经济发展禀赋条件更好，市场化机制更完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
（二）徐州和南通的县域差异特点
具体到各个县域之间的差异，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变系数变截距的FGLS固定效应分析，即对于每一个县市都有不同的截距，每一个影响因素都有不同的系数，这种模型形式能够很好地总结出某一地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及其变量系数值的变化，如表7所示。
具体到县域，徐州与南通各县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差异结论与地区比较结论相似，如徐州各县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以产业结构为最重要因素，南通各县则以出口贸易为最重要影响因素；徐州影响因素较南通表现更多元化（如表8所示）。此外，还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沿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梯度的变化方向，三类地区和四类地区的影响因素中出口贸易较为重要，五类和六类地区产业结构和财政支出因素则较为重要。
第二，铜山是徐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启东、海门、通州、如东、海安之后，兼有沿海与内陆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产业结构和出口贸易都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第三．经济增长较快的县，乡村就业人口数量近几年来呈现下降趋势，如南通各县以及徐州的铜山、新沂和邳州，这些县市，乡村就业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都在不同的显著程度上表现为负，尤其以如东、邳州和铜山的显著程度较高。
江苏沿海县域经济的发展策略
（一）优化产业结构
截至2007年，两地12个县市中，二次产业占比低于35% - 50%的5个县，二次产业占比50% - 60%的7个县，产业结构优化要区别对待，二次产业占比较低的县市仍要以大力发展二次产业为主，二次产业占比较高的县市则要注意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过渡。
（二）内陆县市应积极开拓外向型发展道路
江苏沿海开发已上升到国家级战略部署，这也将给内陆县域的出口贸易带来发展的契机。除了发展出口贸易外，内陆县还应在本地优势资源与优势产品的基础上，开拓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面向周边地区发展区域间贸易。
（三）全面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培训工作
面对农村劳动力过剩已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的现象，应继续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项措施，包括培训农村劳动力、引导剩余劳动力异地输出以及本地转移等多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