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小学教育中，一说到审美教育，人们就会联想到音乐、美术课程，其实，语文和审美教育，尤其是语文课程中文学教学和审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
我认为：语文教学，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美的教育的重要的环节。语文教师，应当成为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审美感情和高尚情操的美育工作者。
语文课程中有许多文学作品。文学可以是某种政治思想和倾向的传者，但文学首先必须是文学。否则，文学作品就成了某一抽象的政治概念的演绎，成了缺乏生气的，没有血肉的冰冷的“论文”，死的图式或比喻，而不是表现现实的活生生的镜子。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讲文学当然要将语言，但决不能因此而离开作品本身的剖析，孤立地讲字词句。否则，将变成枯燥的说教，乏味的条条，支离破碎的知识。
就现代中学生而言，我感到他们对文学懂得太少了。拿一篇他们学过作品，让他们分析，他们就背书似的讲开了，一时代背景，二主题思想，三段落大意，四写作特色------，问他们有何艺术上的感受呢？不清楚，理由是老师没讲过！我并不反对这样“一、二、三、四”，问题是这个“一、二、三、四”成了一个“套数”、“模式”，这样就把文学作品的味道和独创性抹煞了。
文学是感情的领域。文学只所以美，主要就在“情”字上，净化人的感情，培养人的情趣，陶冶人的性灵，美化人的灵魂和情操，这些应是文学作为美的教育可以达到的基本方面。
文学的功能，主要是凭借界艺术形象以情感人，文学的美，渗透于它独具的“诗意动情力”之中。文学“增人感”，也能“启人思”。优秀文学作品对人生总有新观察，新的体验，新的发现，然而这一切是由“增人感”来实现的。而我们的文学教学中，重在说“理”，很少言“情‘，甚至“情”“理”分家，有“理”无“情”。殊不知，不言“情”，不能触及人的感情世界，是无以谈文学的，也就不可能通过文学对学生进行美感教育的。
看来，文学的美感教育，应当是通过艺术欣赏的途径，教人鉴别：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喜，什么是悲？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什么是和谐，什么是矫揉。
因此，语言文学教学，应该把提高学生的艺术欣赏能力放在重要位置，我以为，要达到着一目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把学生带进作品的艺术境界里去。
艺术欣赏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读者通过艺术欣赏，在思想感情上和作者得到交流，发生共鸣，使作者所提供的艺术形象，得到补充和发展。宋朝著名山水画家郭熙很讲究意境，要求画中的山水使人觉得它是可行的，可望的，可游的，可居的。但绘画创造的是视觉形象，而文学是语言艺术，它需要通过语言的媒介来创造形象的。为此，语文教师讲作品就得通过语言的分析，设身处地，甚至“梦魂神游”地把作者所构想的形象，意境再现出来，使学生宛如身临其境，参加到作品所写的生活中去。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不仅从思想上、理智上，而且主要从感情上、情绪上接受作者借作品所体现的审美感情，形成自己有血有肉的美丑、邪正、是非、得失的观念。
诗贵意境。意与境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境下有意，意中有境。讲诗的意境，就应当首先找到展开意境的思路或线索，让学生循着这条线索，一步一步走进诗的境界中去。比如杜甫《石壕吏》中说：“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看来这里的“听”字，是构成全篇的线索，可以让学生具体地感受到老妪的悲苦、愤激，领会作者同情人民、指斥小吏的爱憎感情，得到美感教育。 对于叙事性文艺作品，应当引导学生从作品展开的鲜明、真实的生活画面中，抓细节、抓矛盾、抓人物，让学生脑中浮现出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从而引起学生和作品中人物思想情绪上的共鸣，关心人物的命运，爱作者所爱，憎作者所憎。鲁迅在《故乡》里塑造闰土这个淳朴善良而又辛苦麻木的农民形象，主要通过回忆中和眼前的闰土的截然不同的神态和语言，以及“母亲”的补充和“我”的感想，激起读者对农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反动统治的满腔仇恨。因此，讲闰土这个形象，当从他现在和过去在形貌、心灵、性格上的鲜明对照中，让学生感到，正是旧社会的生活重担压弯了闰土，扭曲了他的灵魂，造成了他和“我”之间的隔阂，从而激发起强烈的感情波澜。
这里还谈一下文学作品中反面人物的美学意义问题。我认为，从反面人物形象的分析中，也可以进行美的教育。俄国著名讽刺作家果戈里就这个问题说过一段精粹的话，他说：“难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为同一目的服务？难道喜剧和悲剧不能表达同样的崇高思想？难道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不有助于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难道所有这一切违法乱纪，丑行污秽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职责和正义又该是何物？”（《剧院门前》）作家写反面人物，是为了撕去其假面，暴露其丑恶灵魂，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同样显示了作者的崇高的思想。如鲁迅作品中的鲁四爷、赵大爷、假洋鬼子等反面人物就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一面面照妖镜，使我们从中看到生活本身就是美与丑的尖锐对立，体现到作者对丑的事物的憎恨、否定，对美和崇高的肯定。
杨朔的《荔枝蜜》不只是赞扬蜜蜂的辛勤劳动，而是着力写了蜜蜂短寿而又不给人添麻烦这一特点，以蜜蜂的可贵品质，咏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的崇高情操。教这样的课文，如能把学生引进蜜蜂世界，随着作者感情的变化，由不喜欢蜜蜂，到自己想“变成一只小蜜蜂”。这样，也就能培养学社美好的情操，树立他们为人民为子孙后代去酿造生活的蜜的高尚品质。
即使在教古代文学作品中，同样应该注意这方面的教育。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抒发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胸怀，不能不是一种美好的奋发、进取的情操。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但对于培养青少年的美好情操，还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此外，好的作品总是情文并茂的。语文课教学，当然要讲语言的美。当语言能够准确、生动、鲜明地表现作品的意境和思想时，就是具有一种语言的美感。宋代诗人姜白石谈诗作，一方面要求“句中无余字，篇外无剩语”，另方面又要求“句中有余味，篇外有余意”。这里讲的两“无”、“两有”，把文学创作中练字、练句和练意结合了起来。既反对了离开语言地讲“意”，也反对了离开“意”支离破碎地去讲语言。这对于语文教学来说，也是极为精辟的意见。
但是，在我们的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往往脱离意境、作家的风格孤立地讲语言，这样，也就谈不上给学生以语言美的教育了。
如何通过语言文学教学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是需要继续探索的一个课题，它涉及面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应该成为文学教学贯彻审美教育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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