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对汉画像艺术形式的作用论文

2021-06-22 论文

  我国汉代画像石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在全国十余省区均有出土和发现。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虽在艺术风格和题材上有其相似的一面,但其悠久深远的地方文化却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性。其中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以它深沉雄大、粗犷豪迈的绘画风格,对后世的艺术创作,特别是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美术史上被誉作“禀三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南阳古称宛,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的管辖范围。楚国有800余年历史,土地辽阔、经济繁荣,后虽因统治者“好谀信谗”而于公元前223年为秦所灭,然而所形成的楚文化却并未因国土的沦陷而断绝,反而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其后的两汉时期大放异彩。[1]南阳汉画像的创作,从题材到构图、从风格到意韵都留下了深深的楚文化烙印,对于后人探索楚汉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形象而直观的实物资料,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楚文化或南阳汉画像的某种艺术形式,对它们之间的艺术继承关系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本文对楚文化对南阳汉画像艺术形式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艺术作品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纽带,为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

  一、楚人哲学思想对汉画像构图的影响

  作为楚国旧地,南阳汉画像中明显活跃着楚文化的遗传因子。楚文化在形成过程中,首先吸纳苗蛮文化,兼融百越文化、夷濮文化、巴蜀文化和氐羌文化,加上中国自古以来的多神崇拜,神仙方术和“黄老道”,致使在楚文化中既有对长生的追求,又有幽冥之界的想象,渗透着幻想怪诞的浪漫色彩。楚人精神世界与中原人迥异,其思维方式、观察方法和情感取向明显受惠于楚地的巫、道、神、骚的文化底蕴。楚人往往以整个宇宙为“观”的对象,其视线是流动的,目的在于求得人生的解脱与自由,这不仅是一种哲理的境界,同时也是一种宇宙化的审美意识。它包含了楚人对自然、宇宙、人生的`看法,朴素肯定了天人合一观念,是对人生回归自然意向的充分认同。[2]楚地先哲老子,视“道”为先天地而生的混沌之物;其后的庄子,“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色不变”,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和绝对的精神自由。正是这种以宇宙为观照对象的审美意识,使楚艺术构图形成了不局限于一事—物的宏大气魄。楚人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影响了南阳汉画像构图表现手法。在汉画像构图中,制作者是以“道”的观点去观察审视万物,而不是以“眼睛”的固定视角去观察世界。这种构图技法搅乱了时间的衔接顺序,将各种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事物在同一平面中自然地组合在一起。汉画像艺术以流动的视角,将世间万物纳入画面之中,让不同时空中的人、事、物展开对话,形成一个上天入地、天道相通的宏观结构,可谓“咫尺之图,写百里之景”。在天地之间,将现实生活、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错落安排,使其呈现出瑰丽、灵动的美学魅力。[3]如在《泗水捞鼎》画像石中,人物、车马、建筑、龙凤等皆安排在统一的平面中,多而不乱,画面内容丰富,视角流动,各处描绘皆面面俱到,呈现出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精神境界。(图1)

  二、楚地图腾崇拜对汉画像题材的影响

  中国传统崇拜物中,自汉以后,龙凤并重。《山海经南山经》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由此可见:凤,是楚人的图腾崇拜物。楚人尊凤爱凤,常以凤鸟自喻。《史记》曾记载楚庄王把自己比作一只“三年飞天,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凤鸟。楚人认为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在凤的引导下,人的精魂才得以飞登九天,周游八极。在楚文化艺术中,凤是无可争议的主角,楚人对凤的钟爱和尊崇无出其右。[4]除凤之外,熊、虎、鹿也是楚人的图腾崇拜物。《史记五帝本纪》释曰:“黄帝号有熊,其氏族以熊为图腾……”,《山海经》又曰:“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这些被楚人认为具有通天彻地本领的神奇动物,既是巫师作法的助手,又是楚艺术中的重要母题。南阳汉画像中以凤鸟为题材的图像极多,仅于南阳汉画馆就珍藏着十余幅。它身腹浑圆,头或三、或五、或七,正中凤首较大,腿修长有三爪,其形象或华冠卷舒、修颈引吭;或足踏虎背、气宇轩昂;或振翅欲飞、伟岸英威。其造型、神韵与战国时期楚国刺绣上的三头凤鸟形象无异,清晰显示出南阳汉画像对楚文化造型与题材的继承。[5]在唐河县出土的《朱雀白虎辅首衔环图》中,凤在上、虎在下,中为衔环的铺首,其铺首长喙环眼,雄锯中端,凤鸟展翅于上,轻灵洒脱。这种凤鸟与铺首的组合既有肯定自身、堡护墓室的祥瑞意义,也是一种巫术的继续和变幻。画面布满S形的动荡曲线,整个构图浑然一体,将戏剧性的画面效果与严格的秩序感完美结合起来。图中高高在上的凤鸟,反映了楚人尊凤贬虎的心理意识。画面造型饱满、线条飞扬流动,可以明显看出其中深厚、诡异的楚文化痕迹。由此可见,楚人的图腾观念在汉代人的审美观中依然存在,南阳汉画像中的凤鸟形象是楚人图腾观念的延续与发展。(图2)

  三、楚人信鬼好巫之风对汉画像风格的影响

  楚人信鬼好巫,《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楚人,因其长期落后的生产水平,以及与北方中原地区商、周缺少交流等原因,长期以来与北方黄河流域走着不尽相同的发展道路。整个楚国仍保留着某些人类远古遗习,如神话思维方式依然存在,宗教巫祭气氛仍然炽烈,伦理道德观念比较淡薄等,整个楚地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6]生存在荆楚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楚人认为万事万物中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天与地之间、神与鬼之间,乃至兽与人之间,都有着某种奇特的联系。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于是在生存的斗争中便伪托产生了能洞悉此中机理者,这就是巫。巫风盛行的楚国社会环境,把楚人导入一个狂热、怪诞的思维状态之中。在这一状态中,情感和想象是异常活跃的,而情感的调动和想象的活跃又刺激了楚人的创作欲望和热情。一方面,楚人从巫术活动中获得了审美快感;另一方面,又因巫事活动能满足其审美需要而需大振巫风,从而产生了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楚人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也因此得到体现和发展,其艺术表现也越来越荒诞浪漫。受此影响,汉代艺术家将楚文化意象趣味的幻想融于写实性之中,创造出奇诡、洒脱的浪漫主义新风格。他们把现实和神话交融在一起,祟尚感觉、祟尚热情,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面对死亡和其他生命威胁,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便是极度的浪漫和活泼。[7]汉代艺术家们很少根据自然界的知识来解释自己,而是根据自己的知识来解释世界。南阳汉画像中许多人物形象,变形生动大胆、颇具匠心。众多面目狰狞的神人、高鬓细腰的女伶,为汉画像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它按照不同的审美需求,恣意运用表现形式,取得了浑然一体的绝妙效果。汉画像保留了楚风原始宗教思维,造型、风格尽管荒诞不经、迷信玄怪,但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不是恐怖消沉,而是乐观积极。在汉画像中,人间的生活乐趣不仅没有因向往神怪世界而消沉暗淡,相反却是更为生意盎然,充满了尘世情趣。如在《风伯雨师图》中,雨师和风伯指使众仙人在空中扬起大风,将雨缸倾向人间,画面取自神话传说,幻想与趣味相结合,画面中不是神对人的征服,而是人与神的和谐相处。(图3)

  四、楚人飞升思想对汉画像线条的影响

  楚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升仙的记载。屈原幻想超脱尘世、灵魂升天时把龙作为所乘之物:“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囿”。《楚辞哀时命》中有“仙人骑白鹿而容与”之句,把鹿作为升仙乘驾的神物。可见,浪漫的楚人善于幻想,他们对升仙确信不疑。汉画像中大量的升仙画像,揭示了楚人升仙之说对于汉人的深远影响。由于谶纬迷信和推崇道家学说,汉人对升仙更加迷恋,史书载汉武帝曾多次遣使去传说中的蓬莱仙岛寻求不死之药。南阳汉画像中不仅有乘龙升仙、乘鹿升仙、骑虎升仙等画像,还有众多羽人形象。羽人之说最早见于《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羽人即仙人,长生而不死。南阳汉画像中的羽人均为肩生羽翼的瘦小人形,大多手执仙草,引导升仙。由此可见,源于楚文化的飞升思想在汉画像中得到了明显继承。除去题材之外,汉画像中线条的灵动、飞扬感也是这种飞升成仙思想在创作中的最终体现。汉画像中那些表现神灵、祥瑞的画像,诸如日月交辉、龙凤呈祥、伏羲女娲等图像中,均由富于动势和韵律感的曲线缭绕盘旋,使画面充满生机和活力。[8]

  在各种曲线生动流畅的穿插、交织中,将流动之姿和韵律之美展示得淋漓尽致。在南阳市七孔桥出土的《羽人戏龙》汉画像中,右刻一应龙,曲颈振翼,张口向左行,龙前一羽人左手托物,递向龙口。这些充满活力的曲线既婀娜多姿又动荡不宁,处处化静为动,展示了韵律之美和轻灵升腾之势,铭刻着汉人自由活泼的生命激情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图4)五、结语通过楚文化对南阳汉画像艺术形式的比较可以看出,南阳汉画像从内容、题材、风格、线条等方面都受到楚文化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热烈奔放、浪漫瑰丽、惊采绝艳的艺术风格。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开启思路,探索艺术作品与时代及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纽带,从而揭示其内在的文化意义,为艺术形式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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