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文化消费结构分析
一直以来都是观念引导着行为,文化消费理念的改变让人们的消费行为也产生着变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人们的文化消费理念有很大的变化,乐舞百戏消费理念从崇尚雅变为崇俗,文化教育消费理念从过去的崇尚诸子百家学说转变为崇尚儒家学说,而宗教消费理念从过去的注重功利转变成为注重享受。
归纳起来秦汉时期的文化消费结构主要包括了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乐舞百戏消费,包含音乐、百戏以及舞蹈等,在当时不同阶层都会进行乐舞消费,仅仅是因为地位与经济的差异性而导致消费存在差异;第二,文化教育消费,主要包含了文房四宝、各类书籍和求学消费,秦汉时期的文化教育消费逐渐增多,还产生了书籍买卖市场但规模都相对较小。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已经产生了拥书活动以及勤工俭学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秦汉时期的文化教育消费还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的;第三,宗教信仰消费,主要包含了祭祀、信教的消费,秦汉开始逐渐盛行敬鬼神的风气,不同的阶层基本上都非常热衷于祭祀等活动,底层的一些人民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开始信奉佛教或者道教,很多基层百姓都参与了教派组织;第四,文化风俗消费,主要包含了婚嫁、丧葬以及节庆文化消费,在秦汉时期的文化风俗消费相对奢侈,铺张浪费之风常常可见,而节庆文化消费相比之下更为理性。
二、秦汉文化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
(一)文化消费品种逐渐增加
在秦汉时期,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实际需求越来越大,文化消费的种类也开始增加。从先秦到汉朝,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越来越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在汉代,乐舞类发展为汉乐、盘鼓乐、建鼓乐等;而百戏方面主要有六博、蹴鞠、弄丸等,可以说是形式多样,所以文化消费品也越来越多。例如说乐器,在秦汉时期的乐器主要分为吹奏、弹拨以及击打三种,其中吹奏乐器类主要有笛、竽、箫等,弹拨类型乐器主要有琴、瑟和琵琶等,击打类型的乐器主要有磐、钟、鼓、缶等。这些乐器大部分出现于先秦,到秦汉时期很多乐器进行了改良。例如说汉代出现的箜篌就是一种新型乐器,大概是东汉时期从西域传入中原。在文化教育消费上,笔墨纸砚和各类书籍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消费品,随着秦汉时期文化教育的发展,百姓中更多的人开始读书,因此文化教育品的市场需求也越来越多,而在丧葬文化消费上,秦汉时期开始兴起厚葬之风,丧葬用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在汉朝墓葬中常见的随葬用品主要包括了实用器,例如说铜器、漆器、陶器以及钱币等各种实物,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同材质的冥器,比如说陶质人物、动物或房屋的模型等;到西汉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了专门的随葬用品,例如说在四川绵阳双包山一、二号墓出土的三十多件陶俑,十余件木俑和木马车,一定数量的编钟与编磐;到东汉时期,墓葬的随葬品类型变得更为繁多,其造型也别具特色,更加生动,专用葬品的数量已经占到总数的 70% 左右。
(二)文化消费范围开始扩展
秦汉时期的文化消费范围持续扩展,这一特征通常体现在下面两点: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人群越来越多,已经扩展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是文化消费地域性范围开始扩展,甚至开始深入到偏远地区。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学,各个地区的教育得以发展,同时文化消费开始进入到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普通百姓对文化消费的需求。我们可以从汉朝的教育场所看出,汉朝的文化教育消费已经深入到很多的偏远地区,从大城市到小乡里都设置了教育场所。当时一些来自于偏僻地区的学生,在学成之后也纷纷返乡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
(三)文化消费逐渐商品化
随着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商品性收入以及消费需求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市场的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这样就让大部分百姓的商品性消费需求得以增加,而此时文化消费也呈现出了商品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教育消费中,各类书籍与书写工具都能够在市场中进行商品交换,西汉时期已经产生了专门从事书籍物品买卖的“书肆”。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的复制通常都是凭借人手抄完成的,抄书在当时也被叫做拥书,它属于一种图书传播、复制以及流通的文化活动。负责抄书的人称之为拥书人或者书手,他们的工作是抄书,也是因抄书而被雇,所以统一称这一行为叫拥书,其实本质上属于雇佣劳动者。西汉时期的拥书行为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东汉以及之后其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拥书活动也逐渐开始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
另一方面,对于丧葬用品的消费,秦汉时期的丧葬用品、随葬器具以及墓内的装饰品都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得。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石碑铭文记载了解到,由墓主人或者亲人出钱,工匠出技术,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商品交易的关系,这也是汉代墓内装饰品朝商品化方向发展的关键证据。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在满足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基础上,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也逐渐形成规模。社会各个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基本上能够在商品市场中购买获得,文化消费商品化也体现出了秦汉百姓商品性消费需求的提高,消费社会化程度的增加。
三、结论
总之,秦汉文化消费行为体现出的上述三种特征有其自身的原因:第一,秦汉时期生产力得以持续发展和提升,从而让当时的物质资料生产水平也不断提高,为各个阶层的文化消费行为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第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商品交换得到了发展,推动了不同地区文化消费的交流与融合;第三,秦汉时期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文化消费的发展,它不但刺激了文化消费品的繁荣,同时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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