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教的物化思想与基督教牺牲精神的融汇
许地山在《道教史》中评论庄子的“逍遥游”时说，庄子认为圣人不介意自我和功名，他所求的只是天然的生活——自任自适如不系之舟漂流于人生的大海上，试要在可悲的命运中愉快地渡过去。这种顺其自然又注重消极的保身 1 的人生哲学其实不只是“圣人”的生命哲学，还可以是帮助人生遭遇中的弱势者的救世哲学。比如《商人妇》的主人公惜官，她原是一个靠夫生存，“事事承顺”丈夫的乡里妇人，后被变心的丈夫卖给印度回教徒阿户耶做了第六妻。但她还是愿意活下去，要瞧瞧她的命运“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把这种“为了生存”的顺其自然看作是一种忽略自我的“物化”。
“物化”跟道家、道教的“对立面的统一”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图根德哈特是这样理解这种思想的：一切自然之物以及人的存在，都有起伏，谁要能从道出发来看待事物，他就接纳每一次命运的转变，也包括不幸。自然物不反思，它们只是投入到循环往复之中。而人类则感到自己有上升和下降，他们反思发生的事情而产生操心、希望和畏惧。他们只能通过第二次的反思获得安宁——觉得自己不再上升和下降，而是意识到曲线的统一，这曲线的统一就被称为道，这种安宁的状态看起来就接近于自然物。
惜官当初为了活下去，就像自然物一样接受了不幸的命运，但作者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又让她感悟到了较高的境界。
二 道家的自然心态与基督教信仰相融
又融入禅境文本叙事一开头探讨的是应对恶意的命运的态度，亦有对善意的命运和恶意的命运交错的描写：涉及尚洁是谁，她的一些经历。她本是一名童养媳，在可望的帮助下脱出残暴的婆家。她有资本(容貌上的、财富上的)，可望待她是“想法子奉承”，但她并不爱“嗜好多，脾气坏”的可望，认为“从不自爱的人所给的爱情都是假的”。只是“走到这个地方，依着时势的境遇”，“不能不认他为夫”。
他们在“这个地方”和基督教结缘，尚洁接受了和她的“慈悲”天性没有冲突的基督信仰和学堂教育，并尊重跟可望的“自然的结合”，家里的事，认为应当替他做的，也乐意去做。她因跟谭先生交往，被可望怀疑操守，向她提出离婚，教会也禁止她赴圣筵，她把财产都留给可望，只身去土华独立谋生，三年后，神显示了奇迹，可望因被我牧师的教导彻底感化，去土华邀请她回家，并向她悔罪，却又因愧疚暂时无法跟她一起生活，而去了槟榔屿。
上述恶意的以及善恶交错的.命运贴近孔孟所观察和理解到的命运含义之一：那“偶然遭遇的、人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加以把握和控制的” 。含义之二——那与生俱来的包括或能衍化为下面的“生之本分”和“生之责任”。
三 儒家和基督教在利他之“行”上的和合
如果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生苦”，除了道家的“少思寡欲”、佛家的“灭欲度苦”，以及中庸的“节制”等“避苦之道” ，还有一条“将他人的幸福设置为目标”的“欲望的能量转换”之路。这种利他主义的“无我的态度” 是儒家思想中早就有的，在儒家看来，当负能量的欲望——本能的私欲转化成正能量的欲望——为他人的爱德和善行时，生命就停止了因受本能欲望积累之累走向衰亡，而转换成走向“延长”。《玉官》就涉及了发生在主人公玉官身上的这一能量转化过程。
以“善行”为主角的基督教“儒化”的写法。玉官的利他行为诚然有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但以下两点也说明她进入到了基督教信仰中，获得了心灵的自由：(1)她对工作非常有兴趣;(2)她把包括健康和财物在内的自身的一切都献给工作，以至累得旧病不时发作，说明她是置肉身于不顾，唯求灵魂的完善，这正是在践行基督教灵肉二分的牺牲精神。但作者只交代她认识到自己从前的虚荣和近虚伪后，决定忏悔，并写她决定“至少要为人做一件好事”。此后的主角就是她的善行，比如办学、捐钱建桥和报答影响她入教的杏官。强调“行”，并不是否定“信”，而是强调基督教和儒家在“行”上具有共通性。基督教以信仰为重心，但亦认为行动使信仰得以完美。
孔子以来的儒家讲究学以致用，重视践履，宋代理学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精神，主张：“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只有见之于行，则认识更明。”这种基督教“儒化”的写法既承认玉官的实用理性，也反映出许地山调和，兼容基、儒的文化心理。
他通过《玉官》主张私我的意愿转化到由“齐家、治国、平天下”演变而来的“以社会和大众利益为动力和目标”的意愿上去。于基督教，动力和目标则是上帝，但也会落实到造福人类的行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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