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历史上，博学鸿儒科最早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称“博学宏词”，为招揽人才的特殊制科。有清一代，朝廷先后三次诏开博学鸿儒科，即康熙十八年、雍正十一年、乾隆元年。雍正十一年的博学鸿儒科朝野反映奇冷(仅河东督臣举一人，直隶督臣举二人)，加上不久雍正帝驾崩，是科无疾而终;乾隆元年的博学鸿儒科则为招揽贤才、装点修明的常规化表现;相比之下，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显示了别具一格的表现与意义。
孟森评曰：“清一代之科目，与国运相关者，莫如制科。”赵刚的论析更为明确：“康熙十八年，是清朝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上承顺治、康熙初年的战乱局面，下启康乾盛世的到来。在这样关键的时期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政治作用和功效显然超出了粉饰太平的寻常意义。”这表明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试是在历史关键时刻举办，并影响满清王朝历史进程的关键性事件;不仅对稳定当时政局、改善政治文化生态起到积极作用，并且对满清王朝历史的稳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从范文程顺治二年上疏到清圣祖康熙十七年上谕
满清定鼎之后，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来压制汉族文人士大夫的反抗;但民心(尤其是文人士大夫之心)的背向，却是任何一个政权是否能够建立及巩固的关键。满清统治者显然十分清楚这一点。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甫进北京，便亲谕吏部：“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清王朝开国元勋范文程(1596—1666)于顺治二年给清廷的上疏更一针见血地揭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因此，满清王朝在采取强硬镇压措施的同时，也十分注意采取怀柔手段以收买民心——特别是士子之心。如尊祭孔子、倡导程朱理学;尤其是顺治二年，在全国各地烽火未息、战局未定的情形下，清廷即举行首次科举(八月乡试，次年三月会试);正是在此背景下，“云间三子”之一的宋征舆(1618—1667)、与满清有杀父之仇的宋琬(1614—1674)等名士，皆于顺治四年中进士而仕清;到顺治五年，“大半伏处草间”的晚明社局中人，亦“尽出而应秋试”。这种现象尽管受到时人赋以“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的讥嘲，但毕竟由此显见时局纷乱之际，胜国士子心态变动于纠结困顿之中。
清圣祖(1654—1722)亦深谙民心重要之道，康熙十二年七月初八，在与日讲官对谈时即称：“致治以服人心为本，人心服，更无余事矣。” 这使清圣祖在三藩之乱中能保持清醒认识，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正是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1612—1678)打出“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华夏之乾坤”旗号，举行叛乱，利用的正是满汉民族矛盾。“三藩”以民族矛盾为焦点，一箭双雕：不仅触及了清廷之隐忧，也刺激了汉族士民之隐痛。一时间，“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吏治不能剔厘所致”，其中的民心向背，清圣祖看得一清二楚。正是受了此番生死较量的刺激与冲击，清圣祖产生争取汉族各方人才的强烈念头，于是在康熙十三年“大兵进剿逆贼”之际，便谕示吏部：“顷以需人甚急，已将汉军内堪用人员照该督抚所请，发往军前候用。其汉人中，素有清操及才能堪任烦剧者，不拘资格，着汉官大学士以下，三品堂官以上，据实保举，发往军前，与汉军官员一体并用。务期虚公推荐，有裨地方，以副朕广揽人才之意。” 康熙十九年则谕示翰林院掌院学士喇沙里等：“治道首崇儒雅??今四方渐定，正宜振兴文教。”由此可见，清统治者武功未遒，已生文治之心。其实，早在天聪三年，一生征战的皇太极(1592—1643)已谕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 顺治十二年三月，世祖(1638—1661)亦下谕礼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自明季扰乱，日寻干戈，学问之道，缺焉未讲。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显而易见，武功以定国基，文治以开太平，已然成为清初统治者的共识。
康熙十七年，三藩战乱正处转折关头，吴三桂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周”，改元“昭武”)，同年秋病死，形势陡变，叛军从此一蹶不振。清圣祖正于此年正月二十二日诏开博学鸿儒科，谕示礼部称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 联系该年形势发展看，似以文治之号召，引领武功之声威。
三、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现实目的
历来学界讨论关于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举办目的，概括起来说，有吸收人才、招揽遗民、争取民心(士民之心)等多种说法。其实，归根结底，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为了确立满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一再强调：“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这样一种统治理念显然深为满清统治者所接受与认同。确切地说，满清统治者努力以其现实中所掌控的“治统”与汉文士心中固有的“道统”合二为一，以彰显新朝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曾奉旨修《朱子全书》的大学士熊赐履(1635—1709)在康熙七年为世祖所作碑文已有曰：“我皇考以道统为治统，以心法为治法。禀天纵之资，加日新之学，宜其直接乎帝王之传而允跻于三五之隆也。” 不仅宣明道统为治统之根基，治统道统合一，还大有将满清帝王跻身于中国自古以来治统道统谱系之意。康熙八年，圣祖谕示：“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广大，昭垂万世，所以兴道致治，敦伦善俗，莫能外也。” 明确提出了“兴道致治”的文化方略。康熙十六年清圣祖所作《日讲四书解义序》更一语道破天机：“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 俨然宣示为以治统道统谱系的正统承传自居。这或许正是康熙十八年诏开博学鸿儒科的根本缘由。
由上可知，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诏开，当是满清作为异族入主中原，需要确立其政权为秉承正统、承续治统道统的历史迫切性所致。康熙十九年，理学名臣李光地(1642—1718)在奏章中称颂圣祖道：“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朱子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岁，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显见这样一种道统与治统合一的圣君形象，获得了汉士人的广泛认同及推崇。到了康熙末年，圣祖更宣称：“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自认为是中国历代王朝正统之最。此说被论者视为圣祖对满清政权合法性的权威阐述，是“有清一代最为重要的政治纲领，凡治清史者不能置此于不顾”。也有学者据此质疑：“清代最敏感的问题就是合法性，康雍乾三朝不断地重复‘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正说明他们心虚，对自己的合法性的不自信。” 所谓“心虚”、“不自信”之说，或许言过其实，但从博学鸿儒科所录五十人均派参与编修《明史》，确实在较大程度体现了满清王朝对其政权合法性的焦虑感：“康熙十八年，清朝再次以《明史》纂修为突破口，通过对胜国史的诠释，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作注脚，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清修《明史》，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总结明代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更多地出于政治的现实需求，论证明清更替的必然性。” 为前朝修史，正是历代王朝交替的惯例。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悉数入局修史，不仅使汉士人在精神情感上得以寄托，也确实更使清廷可以借此标榜新朝承续正统的现实合法性与正当性。
有学者认为：“康熙十八年，被荐举博学鸿儒科的明遗民，普遍对这次特科考试持有抵触的态度。”此说法显然跟民初黄鸿寿所述颇有出入：“先是十七年诏旨既下，胜国遗老，率皆蝉脱鸿冥，网罗无自。而平时以逸民自居者，争趋辇毂，惟恐不与。”其实，这两种说法恐怕皆有偏颇之嫌。也有学者认为：“朝廷循求名士，而非士之有求朝廷。”此说法亦并不很确切。首先，应试者及录取者大半已获清功名甚或进入仕途(见后引统计表)，可知朝廷循求的不是名士，而是名士效忠之心;其次，应该是朝廷与名士双方皆为主动，二者各求所需、相得益彰;再次，虽有拒试(录)者，但“有求朝廷”者不在少数。如果唐长孺所收藏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1629—1709)家书为实，那么，以朱彝尊作为当时名士的指标性人物来看，应试者“有求朝廷”的因素更为浓重，且看朱彝尊在家书中所云：“不期冯中堂(冯溥)怪我不往认门生，杜中堂(杜立德)极贬我诗，李中堂(李霨)因而置我与汪(汪琬)于一等末，又对上言说我卷不好。上谓一日短长，亦不足定人生平。三中堂及掌院(叶方霭)所取，皆意中私人，文有极不堪者，诗有出韵重韵者，皆在我前。上心不甚悦，遂有一等二等皆修明史之局。吏部极其可恨，循资限格，仅似授我等布衣为孔目??” 其情境之窘迫，语气之卑切，显见朱彝尊“有求朝廷”之心远甚于朝廷“循求名士”之意。故有论者评曰：“朱彝尊入京师应试，并不担心自己的举动关乎出处与气节，而是顾虑当时险恶的官场环境。”
再看名列博学鸿儒二等第四的施闰章(1618—1683)自述：“试卷传出，都下都纷纷讹言，皆推我第一名?半月后方阅卷，初亦取在上上卷，列三五名中;后因诗结句有‘清彝’二字嫌触忌讳，竟不敢录。得高阳相国(李霨)争之曰：‘有卷如此，何忍以二字弃置?此不过言太平耳。倘奉查诘，吾当独任之。’于是姑留在上上卷第十五名。又推敲停阁半月，则移在上卷第四。皆此二字作祟也!??我平日下笔颇慎，独此二字不及觉，岂非天哉!”其间纠结、懊悔、悻悻之情态跃然纸上，“有求朝廷”之心亦不言而喻。
四、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历史意义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清廷内外诸臣保荐博学鸿儒科者，有170 余人、180 余人、190 余人诸说(赵刚的统计则有200 人——见下引统计表)，应试者则有143 人。综合众多资料记录，可将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有关情形概述如下：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公元1679 年4 月11日)，清圣祖亲自诏试于太和殿的体仁阁，试题为“璇玑玉衡赋”一篇，“省耕”五言排律二十韵。由大学士李霨(1625—1684)、杜立德(1611—1691)、冯溥(1609—1692)、掌院学士叶方霭(?—1682)阅卷，清圣祖“亲览诸卷”。依照前制科分等第旧例，判为四等，录取一等20 人，二等30 人，俱入翰林院供职，纂修《明史》。三四等报罢(落第)。所收录五十人，包括朱彝尊、陈维崧(1625—1682)、彭孙遹(1631—1700)、汪琬(1624—1691)、毛奇龄(1623—1716)、施闰章、潘耒(1646—1708)、尤侗(1618—1704)、徐釚(1636—1708)等文坛大家。
值得注意的是，博学鸿儒科获得其他诸多一般科考没有的优待：首先是考前赐宴，并为此宣谕：“汝等俱系荐举人员，有才学，原不必考试。但是考试愈显才学，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赐宴，为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所无，汝等须知皇上德意。”宴罢就试，不限完卷时间;且试卷不弥封，未经誊录;判卷宽松——在内容方面，汪琬卷有影射意，施闰章卷中有“清彝”二字，康熙竟曲为通融，不以为忌;在形式方面，彭孙遹卷有“语滞”仍录为一等首名，严绳孙(1623—1702)仅作一诗亦录取为二等末名，朱彝尊考诗有“不甚佳”句，潘耒卷“以冬韵出宫韵”，李来泰(1631?—1684)卷“以东韵出逢浓字”，施闰章卷“以友韵之旗误作微韵之旗”，等等，都获忽略不论。
博学鸿儒获如此优渥对待，在当时已引起非议：“时以得第者，授官过优，至外间有‘野翰林’之言?后高士奇进‘三不如’之说于帝前，以讥百四十三征士。帝意寖衰。一时哗然，谓与唐李林甫表贺‘野无遗贤’无异。” 博学鸿儒获过分优待引发非议，当为情理中事，但清圣祖是否就因此“意寖衰”(情绪低落)?从圣祖日后与众多博学鸿儒交往密切的情形看(详见后文)，这种分析恐不符实情。非议者以唐李林甫(683—752)人为堵绝人才进路的“野无遗贤”典故，比喻清圣祖广招博学鸿儒，虽不免有讥讽意，然而清圣祖或许就是要借助“野无遗贤”的虚景，以反映“天下大治”的要求，更以此佐证满清统治中国的现实合理性与合法性。
而后者，或许便正是清圣祖之真正意图所在。徐珂(1869—1928)编《清稗类钞》作“以天下为一家诗”为博学鸿儒科试题，更突显其意图：“或谓是时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圣祖特开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侧，征以‘以天下为一家诗’之诗题，其或然欤。”“以天下为一家诗”为博学鸿儒科试题之说，甚可存疑。然徐珂所论，确实彰显了清圣祖“特开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侧”的意图。
江浙人占绝对优势。根据赵刚的论述，在满清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过三大汉士人集团：辽沈集团，大多为军功贵族(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等);华北集团(冯铨、宋权等)，文化稍高，仍难达到大兴文治的要求;江南集团(徐乾学、叶方蔼等)应运而起，迎合了清康熙朝以降大兴文治的时代性需求(当时的经学、史学、文学领袖均在江南)。
辽沈与华北集团，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先后发挥了极大作用，为满清政权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虽然顺治朝及康熙朝初期，满清政权采取支持北方集团排挤打击南方集团的措施，然而，随着进入康熙朝后期全国政权巩固、一统大局底定，治统归一，道统便提上议程，满清王朝的发展战略便从武功主导转向文治主导，尤其是康熙六年圣祖亲政、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发生后，以降臣为主的辽沈、华北集团地位急转直下，云集经、史、文学大家的江南集团，日益显示其不容忽视亦难以取代的重要性。
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50 名录用者中，38 名为江浙人，加上江西3 人，南方人占41 名，北方人只有9 名。这些人不仅有较高的学术文化造诣，有出类拔萃的政务能力，其中朱彝尊、陈维崧、彭孙遹、毛奇龄、汪琬、汤斌、施闰章、潘耒等，皆为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50 名录用者俱授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修撰，共同营造文治氛围。翰林官虽然品位不高，“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诚如后人所强调：“国朝仕路，以科目为正;科目尤重翰林。卜相非翰林不与;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他官叙资，亦必先翰林。”“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事实上，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大多后来位居显要，担任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以及地方封疆大吏者达32 人。康熙五十三年查慎行(1650—1727)为朱彝尊《曝书亭集》作序亦称：“其后十余年间，同时被用者，多改官去。或列显要，跻卿贰。” 即说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被录用者，日后多得晋升调任(改官)，并跻身二三品京官(卿贰)行列。从后世所谓“自康熙、雍正以来，名臣大儒多起翰林” 的现象，可知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悉数入翰林的做法，当对清代政坛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当然，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也有多人如汪琬、尤侗、朱彝尊、徐釚、毛奇龄、严绳孙等，在举博学鸿儒科后，相继辞官归里;尽管如此，他们对朝廷，尤其对圣祖忠心不减。圣祖南巡，他们仍多有迎驾、拜谒之举。因此，从满清王朝发展史来看，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最大意义是从根本上赢取了汉文人发自内心的归顺态度。这种发自内心的归顺态度，也正显示满清朝廷的终极目标——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合法性，在“民心(秀民之心)所向” 的层面得以牢不可破的确认。因此，博学鸿儒的仕途是否顺畅已不重要;反过来说，即使仕途不畅，也不妨碍他们对满清朝廷的认同。
五、结语
据此可见，满清统治者创建王朝，入主中原的过程，有一个由武功主导走向文治主导，由倚重北人转向倚重南人的战略布局。到了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诏开，这一战略布局得以基本完成。由此看来，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所起的作用，与其说体现在现实政治的短期利益操作，不如说是帮助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的长久战略进行布局，为了确保其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这一切得以实现，关键恰在掌握、左右中华道统的汉文士心态的转变。如果说，赢取文士之心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现实目的;那么，以此进一步确保满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便是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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