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史学实践中，很少有历史学家对历史编纂中所包含的史实产生过怀疑，他们坚信自己是在“寻找真相”，正如历史学家艾尔顿所描述的:“在此，正在讨论的问题是历史的主题，亦即过去的事件，而不是它们所遗留下来的证据，或历史学家的劳动产物沥史编纂学)。这个产物不管再怎么偏倚、怀有偏见、不完全和不成熟，它都体现了对事件的记述。这些事件的发生，完全独立于那些注视着它们的人··…过去··…凛然耸立在那里。’心虽然人文学科所具有的反思性让艾尔顿仍然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真相”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怀疑，②但是，在19世纪以来实证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历史研究的学科化和规范化进程注定这种怀疑只允许被保留在一种适度的和暂时性的状态之中，它终究要被某种历史实在论所抛弃。在这一点上，艾尔顿最终与他所极力反对的持历史相对主义观点③的卡尔志同道合:在万史是什么》.书中，卡尔最后还是回归到对过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寻求上来，尽管这种回归是在通过与“未来’相联系的模棱两可的状态中被给出的。①
然而，这种在“现代”文化语境下保持着良胜和健康发展的适度怀疑，却被“后现代”文化语境彻底瓦解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海登。怀特把元史学建立在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叙事主义的历史诗学理论。这一观念直接造成了史学界的某种分化，耶尔恩。吕森将之称做“当前史学理论中的精神分裂症”—边是对于使历史学接近于文学的语言的、修辞的、叙事的程式，对此我们有着敏锐的意识和反思。一边是我们还有着—然而在理论层面上没有这么着力强调—对于历史研究的技巧、量化、统计学，许许多多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史料中获取有价值信息的辅助手段的认可。这两个方面之间没有枉何欣人信服的关联’。②在吕森看来，前者不再关心过去的真实存在及其意义，而是叙事方法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赋予历史学家建构过去及其意义的权利;后者则依旧沿着科学逻辑和19世纪史学规范所指明的方向，继续探索某种历史真相以及用以研究它的那些方法与技巧。
尽管叙事主义的介入被某些对之持“理解’态度的史学理论学者看做一种“激活”而不是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实质一旦被接受下来，它对传统史学价值体系的消解力量却是巨大的。就海登。怀特而言，这一消解力直接体现在他对历史编纂话语形式主义的深邃反观和论证—《形式的内容》.书中。《形式的内容》是怀特继《元史学》《元史学肺目比，怀特思想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该书体现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积极应对”。③在具体内容上，该书对人文学科话语形式进行了更为宽广的、本体论式的探究，其中涉及实践、语境、作者、读者等诸多领域的互动与关系，这些后结构主义话题远远超出了《元史学》中单就历史编纂的叙事结构与话语转义层次的论证。尽管有着某种变化，但纵观怀特的前后著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一贯思考和不断深化的主题，即关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应当更多地从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获得其合法性的规训、法则及其不同的探询方式中找寻，而不是在依据这一规训所得出的结果沥史事实冲找寻。在此，被普遍认为是形式的东西，恰恰就是其内容本身。而所谓的“内容”，‘在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赋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并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意义，这些意义与其说代表的是清醒的思想，还不如说代表的是梦幻”。
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延伸而来的两大主题，即历史的认知与历史的意义，对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中所表达出的历史观念进行评价与探讨。具体来说就是:第一，作为过去的历史是否可以认知以及如何认知;第二，历史是否具有意义以及意义从何而来。在评介怀特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之前，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我们可能已经熟知的“历史”的概念问题以及怀特本人对它们的看法。
一般认为，历史的存在以三种形态呈现出来。第一种是作为本体论意义的存在，亦即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总和。但是在怀特看来，“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看到的也只是反映，而不是被反映的事物”“这是因为，按照定义，一项事实只有不在被看做是现实感知的可能对象时，它才是过去的”。这就是历史作为某种知识对象的吊诡之处:当人们去认知它时，它已经不存在;当那些可以被经验确证的当下部分淇中一部分是作为眼前的生活事实，一部分是作为过去生活的遗存物破认为显现给人们的时候，它还没有或已经没有资格成为它自身沥史)了。这一点也许正像作者在书中所引述的:利科认为关于‘时间的困惑经验”只能够通过历史、文学等符号性话语的方式“间接地论及”。这种形态的历史存在正是怀特在其史学理论中所要彻底消解的。第二种形态是历史作为某种文本的再现，主要指那些历史学叙事编纂的产物。这一类型的历史存在是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史学理论所要探讨的主题。在怀特看来，文本再现无疑是历史得以存在并能够被探讨的唯一方式。第三种形态是历史作为过去“遗留物”的当下存在，它“具体表现为文献和遗迹;作为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社会实践的要素，具体表现为习俗、观念、制度、信仰等等”。但是与其说它是可以被现成接受的“历史”不如说它是史料，用来提供给史学实践者一个通往过去的桥梁。这种形态，恰恰就是怀特用以指出能够把文学、神话与历史区分开来的唯一证据。亦即，历史是在“真实的”而非“虚构的”事件上建构起来的。
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关于历史这里提到的是作为第一种形态的历史，也可称之为过去提否可以被认知这一点上，我们似乎普遍对怀特本人存在一个误解。由于怀特在关于“历史实在”的反思上诉诸叙事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视角，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他与不可知论及其传统联系起来。如荷兰历史哲学家F. R安克斯密特在《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肿评价的那样，怀特仍旧是“康德事业的组成部分”，①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怀特是把过去和“自在之物”一并归入了不可认知的领域。而历史学家基思。詹金斯在《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中也同样表述了怀特具有“吾人不能理解过去”的观点。②其实，在这一点上应该看到的是，怀特本人既没有否认有一个作为“真实”意义的过去存在着，也没有专门去谈及过去是否可知这一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如果历史自身除了只是那些作为叙事性再现的文本存在之外别无他物的话，那么重新遵循传统的史学认识论将显得毫无意义。不过怀特并没有像作为其主要理论基础的当代语言哲学那么极端。如果单纯从怀特思想的哲学基础出发看问题的话，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确实域一相情愿地才巴一个关于认识论的问题消解掉了，但是，作为涉及历史领域的哲学理论自身，它还要被某种更为具体的和具有本学科性质的话题关注所限定。
那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过去以及过去如何显现自身。 在切三式的内容》第一章《叙事性在再现实在中的价值》中，怀特指出:“如果仅是一个再现中的实在论问题，人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把年代纪和编年史形式看做是实在向知觉呈现自身方式方面的两个范式”(32页)。这两种记录过去的形式所展现的内容，似乎正是作者意图表达的某种“真实”即一幅“空白”、“匾乏”、“断裂”以及“混乱”的世界原始图景。这一认识无疑是怀特整个立论的基础，他接下来的工作便是不断地揭示历史学实践是如何在叙事性“符号装置”的帮助下“通过把所指概念内容府系统地替换成作为指涉对象的超一推论(extra - d iscu rs ive)实体，从而产生出意义来”渝言叉并揭示“在审美外观下再现道德”的要求，是如何通过叙事行为为认识自身“预设了一个关于实在的观念”。由此可以看出，怀特倾向于世界吐去讲非是不可认知的，只是这些文体模式代纪、编年史吸其内容是在某种被通常看做“客观性假定缺乏”(犯页功状况中显示给我们的。正是由于没有能够满足叙事预先给予认知的这种判别客观性和实在性的标准，这两者阵代纪、编年史泡括它们的形式和内容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了。
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历史去提如何被认知的，怀特给出的答案与他就“历史是什么’所作的简短答复是一致的:“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论述，其内容是想象、杜撰的与发现到的成分参半。心因此，历史知识作为历史学实践的结果与历史本身在怀特这里是一回事。这并不是说，‘过去’在历史编纂中得到了完美的、基本忠实的再现橡传统史学实践直观的那样海也不是说，历史仅仅是一个互为文本的事实橡分析历史哲学认为的那样);而是说，历史应该被表述为一个关于事件不断纳入到话语构建之中，形式事环断转化为内容沥史功方式和产物。
在《元史学》导论中，作者曾阐述了他的历史诗学理论中关于形成“历史事实”的四种比喻修辞模式稳喻、转喻、提喻、讽喻和三种解释模式(隋节化、形式论证、意识形态蕴涵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方法运作。②在娜式的内容》中，以上观点被提升为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对传统历史编纂话语淑事)的两种认识:一方面，史学实践依赖于叙事符号系统，“把所指概念内容有系统地替换成作为指涉对象的超一推论疾体”偷言第2页);另一方面，叙事文本自身“唤起一种‘实质’，在记J忆而非梦幻或幻想的领域内起作用，并在‘实在’而非‘想象’的.招牌下展开来”可见，叙事性符码首先为历史认知行为“预设了一个关于实在的观念”以便于划定人们在历史创作和阅读中把“真实’与“虚构’近乎本能区分开来的认知界限。
接着来看历史意义的问题。关于历史是否具有意义，怀特的答复是明确的，即单纯的过去淇形态存在于年代纪和史料记述在经验直观的显现中股有意义域者被称为无意义的意义叉它仅仅表现出某种缺失和断裂的一面，只有当过去被赋予一定认知形式，即历史叙事的时候，意义才得以显示并且能够转换。因此对怀特来说，历史意义与历史的产生具有同时性，它们无疑都来自对过往事件的叙事性编排和再现，文本的历史即是拥有意义的历史。 那么历史的意义如何产生呢?怀特认为，“叙述((narration溉是实现历史阐释的方式，也是表述对历史题材之成功理解的话语模式”。在他看来，历史的意义不是被发现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叙事的历史就是意义生成的历史。“从这一模式提供的视角看，话语被看做是一种生产意义的手段，而不仅仅是一种传递有关外部指涉物信息的工具”。然而，在解读怀特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从深层方面来讲，历史文本产生不同意义的根源似乎并不直接源于话语转义的纯语言结构方面，而是来自怀特所另外论述的关于“解释模式”的部分。在这里，意识形态起了主导作用。不过怀特的论述具有含混之处，它使我们隐约感到的是两种观念基础在同时、平行地起着作用:一方面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它强调的是叙事性语言结构在形成历史事实及其意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结构主义的语境分析，它则强调作者的意向性和道德抉择在构建事实意义中的作用。对上述情形基思。詹金斯也感到了同样的困惑，只不过他仅仅认为这是由于作者“表述次序可能有误”造成的。
然而，表述的含混在此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作者思路转向造成的特征，而不是某种笔误。这种思路变化，正如怀特自己所说的，是转向了对后结构主义的“积极应对”。于是我们在对怀特的总体阅读过程中才会出现以下印象:作者最终为上面两个观念基础赋予了层次性，他确实表达了“意识形态的模式预先决定了采用何种转义方法”的观点。②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在怀特的表述中，“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与作者意向和道德选择相一致的。
考察怀特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主要原因，似乎和以下情形有关:尽管他本人也提到“话语行为模式试图说明的正是这种话语的复杂的多层次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可以对其意义做多种阐释的能力”的话语或文本的事实。这样，对于形式的关注就必然要从单纯的话语转义理论视角转向对于某种语境的后结构主义解读视角上来。这一点也说明了，作者为什么在娜式的内容)}s}二章之后要与多位当代思想家进行对话，其目的就在于寻求文本沥史意义得以产生的背后的机制问题的答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娜式的内容嵘三章里，作者从19世纪历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得知了历史学自身话语规范化和使过去去崇高化背后，有着对“实在性”意义的幻想和科学主义的精神，它具体表现在兰克关于历史学实践务必寻求“如实直书”的理想境界中。在第四章与第六章，怀特似乎看到乌托邦空想是如何转换为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并让历史和文学呈现出不同的现实意义。在第五章与福柯思想的对话中，作者大致认同了历史实践中，在不同学科话语背后起作用的幻觉机制，即“求真意志”。它不断将事件文本化、“问题化飞使其“转变成一种道德关怀和伦理控制的对象”进而产生意义。在第六章对利科叙事性形而上学理论的阐释中，怀特意识到人类对时间性经验及其困惑的释放，是如何通过借助某类“符号性话语”坟学、历史性叙事语言床实现其意义建构的。而在关于文本语境的最后一章中，怀特则指出如果从语境分析的角度出发，文本无论高尚或卑贱，“它们都同样充满意识形态成分” “通过它，并由于确立一种对世界的心理定向，各种不同的意义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心理定向中，某些符号系统被授予特权，成为辨识事物‘意义’的必要的、甚至自然的方法，而其他一些符号系统则被压制、忽视或隐藏在将一个世界呈现给意识的过程中”。
总括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理论，其所意图赋予生活世界的现实意义，正如他在书中第六章结尾时热切展望的那样:“历史学说是由自古希腊人开始的西方思想传统艰难培育出来的，它成为了人类将自身意识从古代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工具，难道这样一种历史学说不可能准备与在它帮助下得以实现的政治一起隐退吗?‘历史学’、政治和叙事的死亡难道不都可能是另一场伟大变革的各个方面吗?这场变革在范围和效果上都类似于标志着与古希腊人所开创的古风映裂的那场变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会把人类从伪历史的存在状况中解放出来，进而开创一种真正历史的存在。问题可能不在于如何走进历史，而在于如何走出历史。
可见，后现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力图根除的并不是作为人类普遍意识结构成分的历史叙事本身，而是要揭示并消解那些被标榜为科学的历史话语，以及隐藏于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强力，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把历史意识放置在更为自由的语境下运作，让所谓的专业领域与非专业领域在语言游戏的层面展开对话，以赋予每个人平等构建事实的权利。但是，谁都不难看出，历史诗学理论落入了和所有作为其观念基础与文化背景的后现代主义同样的反讽处境之中，虽然这种吊诡也许正是它们无所顾忌的精神象征，但毕竟虚无化了其自身拥有的所有现实意义，就像它虚无化了作为其根基的包含着某种传统的现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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