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工贸易的主要组织模式
现代网络技术和物流行业的成熟为跨国企业进驻中国创造了良好的平台条件，大量外资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纷纷涌入大陆，本土加工贸易得到飞速发展。据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本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3439.5亿美元，同比增长3%，占我国外贸总值比例的34.8%，其中出口总额86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3%；进口总额4811.7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全年加工贸易顺差3816.1亿美元，同比扩大4.5%。从构成概念来看，企业通过经营进口部分或者全部的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对其进行组装和加工后，产品重新出口的行为均属于加工贸易范畴，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构成加工贸易的主要组成形式。首先，来料加工是指境外企业为本土加工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这部分原始生产资料不需要本土加工企业进口付汇，加工企业只负责根据境外企业标准对原材料进行加工和组装，以加工费用作为企业利润报酬，加工好的产品由境外企业负责销售和经营，“进出口均为同一外商”、“本土企业不付汇、不负责产品销售、不承担风险、以加工费作为报酬”是来料加工的主要特点；其次，对于进料加工而言，本土企业则要通过付汇来进口产品原材料和零部件，在成品加工完备后，企业还要负责将制成品组织外销，“自行付汇进口原材料”、“自行加工、销售”以及“自负盈亏、风险自担”构成进料加工的主要特点。我国学者分别基于不同视角研究了本土加工贸易的组织模式。孙楚仁（2012）以加工国外资和产业价值链的角度综合对比了加工贸易在日本、韩国的“完整内资型加工”和“非完整内资型加工”模式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我国的加工贸易实际上属于“一种特殊的非完整性外资加工贸易”，他观察到外商投资企业构成我国加工贸易的主体结构，工业制成品是本土加工贸易进出口主要标的对象，并且本土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仅限于对国外工业制成品的简单加工和装配，并不具备能够体现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链和产品增值能力。孙玉琴（2012）和李大伟（2013）、廖晗（2008）分别从契约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展开了对加工贸易控制生产问题的研究，经过在我国不同省份的大量走访调查，在综合研判加工贸易采购权和所有权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加工贸易“三元化”组织模式的研究结论：首先，第一元加工贸易产区以上海、苏州、无锡、深圳、青岛、天津、烟台以及广州等地为代表，加工贸易模式为“外资独占进料加工”，中低端加工制造构成主要经营领域；其次，第二元加工贸易产区以广东东莞为代表，加工贸易模式为“贸易商、贴牌商主导的来料加工贸易”，为品牌制造商提供贴牌服务的中资和外资企业、我国香港地区中小贸易商是主要的外部控制人。上海工业园区、顺德、威海、浙江以及中山、惠州等地的来料加工贸易有别于东莞加工贸易；第三元加工贸易产区的代表地区为福建晋江、苏南地区以及浙江省局部地区为主，加工贸易模式为“名义外资贴牌生产加工”，即我国内地中资企业为享受外资优惠政策而在香港注资成立公司，而后返回大陆以外资企业名义进行加工生产，对于产业价值链具有100%掌控能力。
周边国家和地区加工贸易发展情况
（一）日本
日本是亚洲地区加工贸易开展的早期国家之一，通过建立政府领导下的贸易激励机制，其加工贸易产品质量和服务誉满全球，已不再局限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产品加工，而是转向高经济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加工产业领域，积极投身海外分公司建设，对于波音飞机的配套加工就是其加工贸易成功转型的最好例证。20世纪80年代，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瞄准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积极引导建设加工贸易步入“引进来”和“走出去”阶段，在有力适应亚洲国家产业经济政策的.同时，强化其对于亚洲地区的加工生产主导地位，产品逐渐走向中高档，音响、彩电、录音机、民用电器、复印机、传真机等产品均获得市场美誉。同时，日本还建立了联合新加坡、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在内的集合组装工厂、零部件供应等功能于一体的“亚洲加工网络”，对后来亚洲其他国家的加工贸易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韩国
韩国加工贸易的起始发展时间为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纺织、木材加工以及制鞋等行业为主要发展领域，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积累，至70年代末，韩国造船、钢铁、电子、汽车、橡胶、石油化工以及特种金属加工贸易等均呈现出较强的发展态势，然而，自90年代以来，韩国地区由于地缘政治格局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而逐渐失去加工贸易竞争优势，韩国企业开始寻求将加工贸易委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以半成品或成品的形式返销国内或者到第三国出口。
（三）新加坡
1967年，新加坡政府为鼓励对外贸易发展，颁布了《豁免所得税（经济扩展奖励）法案》，其中提出“大力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等政策法令。当时的新加坡加工贸易发展格局主要集中在食品、塑料、服装、皮革以及纺织品等方面，劳动密集型色彩浓厚，并且主要依靠外部直接投资。此后，新加坡对外贸易逐渐摆脱密集劳动加工局限，自1980年开始便全面转入电子器材、机械配件、飞机零部件、自动化设备以及医疗和通讯仪器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加工生产领域。时至今日，新加坡对外贸易始终坚持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开展合作研发，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品作为加工贸易出口主要类型的外贸发展格局。
（四）中国台湾
几乎是与韩国、新加坡同时，中国台湾地区开展起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对外加工贸易，并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步引入技术密集型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科技生产加工产业成为台湾地区领先世界的经济贸易优势，半导体和信息产业经济增加值分别位居世界第四位和第三位，集成电路加工生产技术更是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均选择将加工生产基地建在台湾地区，足以显现其相关行业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优势。以上提及的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加工贸易均呈现出发展的共同点，即均经历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简单装配加工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的重工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加工过渡阶段，加工企业的产品生产职能都趋于下滑，而设计、研发以及物流等服务性职能比例则趋于增长，总部经济在各国家和地区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我国本土加工贸易的现实挑战和发展趋势
（一）我国本土加工贸易的现实挑战
加工贸易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下需求贸易突破口的优先选择，多年来为我国贸易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先天存在的发展弊端也在近年来逐渐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则使得积累问题得到了集中爆发。从图1中国海关总署提供的我国最近二十年月度加工贸易发展数据变化情况可知，1995-2008年以来，进口来料加工贸易经历了（0，1000）开区间的相对平稳增长，2008-2010年呈现出较低增长水平，2011年以来在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刺激下，进口来料加工相对于出口来料加工发生了井喷式的增长波动，加工贸易行业发展不确定性得到显现。在现阶段，我国拥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多以贴牌生产方式参与加工贸易，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都较低，处于产业价值链下游，部分外资企业依靠品牌和专利而垄断高级加工贸易。在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结构发生迁移的背景下，我国加工贸易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加工订单大量流向东南亚国家，并且在原材料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加工贸易产业中的中小企业用工荒、融资难、利润薄、竞争力低下等问题也得到集中体现，本土加工贸易发展步履维艰。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在徘徊中复苏，然而内生增长动能缺少，新兴经济体全球化意识不足，世界范围内的外部直接投资额锐减。在各国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和探索新经济发展模式的进程中，震荡徘徊依然会是未来一段时期的总体发展形势。
（二）我国本土加工贸易的发展趋势
由图2海关总署统计数据可知，代表我国自主加工贸易核心技术能力的出料加工贸易数值与进料加工数值相比几乎可以忽略，这在显示我国发展委托加工贸易能力低下的同时，也反映了进料加工贸易这种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低的加工贸易模式依旧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现状。针对我国加工贸易呈现出的这种“风险-利润-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特性”倒挂的发展局面，海关总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商务部于2011年共同发文《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指导意见》，一系列优化产业布局、延长贸易价值链以及增加金融支持加工贸易等政策纷纷出台，对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导。广东地区作为沿海经济大省最先提出了加工贸易“腾笼换鸟”的设想，前任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则针对性的提出将广东省来料加工贸易向研发和营销延伸的发展策略，以经济软环境的改善为基础，将大量贴牌生产加工贸易企业由中外合资转为中方独资企业，走自主发展道路。由于长期以来外商企业掌握着加工贸易指定生产和价值链控制等优势，我国难以实现契约背景下的要素禀赋主导型加工贸易升级。然而，在我国环境意识日益增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外商重新布局低端加工制造业为我们创造了贸易转型的机会，我国民营企业将成为参与新型加工贸易的主力军。目前，福建省部分民营企业已经开始了包括品牌建设、设计研发以及内外贸一体化的自主加工贸易探索，改贴牌生产为自主品牌生产，整合设计、生产和销售等产业价值链，派出高级专业人才前往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较为成功的日本和韩国等地取经，集合人力、物力和财力探索发展本土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加工贸易，改革“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可以想象，伴随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期间自由贸易区、保税物流港口以及加工贸易园区政策的逐渐完善，新型加工贸易将继续推动我国经济走向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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