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着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着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着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着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译者与读者间之间同样是不平等的。在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考虑是否按照标准运用语言、忠实原着外，还要考虑他的接受群体，并依据读者的需要决定自己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比如倾向于“归化”的译者考虑的是这样的译文更符合译人语的习惯，因此会帮助读者理解;而倾向于“异化”的译者是因为相信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总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口味是译者所关心的焦点所在。
这样，着者就成为译者极尽所能“尽忠”的对象，读者在译者眼里又是尽力想要讨好的对象。“戴着镣铐跳舞”是多年来翻译界对译者地位的一种认同，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对译者的一种赞美。而实际上，译者这种“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是导致翻译舍本逐末、单纯追求外部标准、忽视翻译的本质与目的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翻译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事实上翻译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对话;它不是一种“主体一客体”的行为，而是“主体一主体”的行为。总之，翻译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过程。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联结两个主体的重要媒介，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人类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通过理性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这种理性传统一直以来把人从世界中剥离出来。近代的科学实证的理性至上观点更是把主体的人与生活世界分离开来，人被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世界则是这个思维主体的`认识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这种理性传统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泛滥已久，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问的关系也降格为主客体关系。当理性深入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那时的理性不再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许多哲人意识到理性带来的暴力，于是当代西方思潮一度矫枉过正地攻击理性，并把推崇非理性、反理性认为是抗拒工具理性异化的手段。
哈贝马斯针对理性泛滥、非理性矫枉过正的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认为哲学的危机不是理性的泛滥而是理性的匮乏，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工具理性侵入到一切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不应受工具理性的控制，应按照交往理性进行。劳动生产过程崇尚工具理性无可非议，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主体，致力于征服作为客体的物与自然。然而人与人的主体之间却不应该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应该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也就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不是条分缕析的认知，不应该被机械僵化的工具理性所控制，不应因为拘泥于外在规则的理性解析而使交往无法达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沟通和理解。这种交往行为不是要完全摒弃理性传统，而是希望以人文理性取代机械的工具理性。所以，交往理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具有人文关怀的理性成为人类交往能够达成的基础，而不是成为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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