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明是已文字的发明,单偶制家庭的确立和阶级的产生为标志的,是人类或达到智慧水平之形式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状态,是指一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存在形式。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公共文明行为论文 ,欢迎阅读。
文化视域下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研究
摘 要:在三个城市问卷调查基础上,以国际比较模式探讨了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文明问题。研究发现,目前,北京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最差,首尔次之,东京情况最好。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深层次的历史、经济、社会原因,既体现着“东亚文化圈”的文明变迁,又折射着不同国家的国民性。我们在发展现代化,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注重物质建设,还要关注人文建设,应对公民素质问题引起极大重视。可以通过教育方式的改进,提升公民个人文明意识,培育公共文明精神;通过政府的引导、管理,加强制度文明规范。
关键词:文化视域;公共行为文明指数;东亚文化圈
城市公共文明是近年来人文研究领域比较关注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不在少数,特别是中央文明办从2009年起委托国家统计局,每年都对全国文明城市和先进城市进行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并进行排名公布,很多城市的公共文明问题研究也逐渐兴旺起来。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对本市自身研究,鲜有跨文化、跨国度的探讨。笔者于2012年7月开始参与中日韩三国城市管理项目的研究,通过大量派发问卷获取了有关北京、首尔、东京市公共文明状况的一手数据,在此基础上形成这篇文章,着重探讨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希望在国际比较的模式下给我国公共文明的构建带来一定的借鉴。
1 公共行为和文化视域的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主要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公共领域这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笔下被称为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个体在公共生活场景中与没有特殊关系的他人之间交往互动,构成日常生活公共空间研究的主题,但又不止于此。笔者认为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包含两个方面: 1、日常生活的物质公共领域,主要体现为政府配置的公共设施等;2、日常生活的精神公共领域,主要体现为个体(居民)公共行为。本文讨论的议题是公共文明中日常生活的精神公共领域文明,即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
文化视域的拓展是20世纪文化研究的重大成就。与视域这个词对应的英文是perspective。这个英文词的中文释义,有透视、远景、展望、观点、见解、事物相互关系的外观、正确观察事物相互关系的能力等等。在文化视域下研究问题,我们首先要追溯文化的定义。学者们在追溯当代文化研究的渊源时大都追溯到泰勒的文化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他的定义打开了消融文化与文明界限的先河。这样,研究对象的范围得到扩展,研究文化问题的视野开始覆盖多个学科。文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统一体,文化精神渗透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部门和领域。所以文化研究应当将文化的各个部门、各种起作用的因素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种联系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对其所含人文精神的综合考察就是一般的文化研究。文化是历时性的、动态发展的,是一种活体,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过去,我们的文化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和文献学方法,视野不够开阔,在新时代的文化研究中,有必要综合现有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求得理论上的创新,在文化视域的广阔天地里,来揭示我们想要接近的真理。
在文化视域下探讨公共行为文明问题,可以将问题放在多个层次去探讨,放在东亚文明圈背景下,放在各自国民性民族文化背景下去探讨。
2 公共行为文明指标体系的建立
公共文明问题在我国行政层面的关注主要体现为国家精神文明办举办的年度精神文明城市的评选上,关于公共文明涉及的具体内容,每个城市根据每年的具体情况会有所更新,目前关于公共文明具体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是有个大概的范畴。
公共文明指数是描述市民文明素质发展状况、评价市民文明素质发展水平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成效的重要工具,包括城市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益行动、公共交际等项目内容。本文将公共行为文明指数分为四个一级指标与八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后括号内的为二级指标)。一级指标:A.公共卫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公共场所吸烟)、B.公共秩序(车辆违章驾驶、行人闯红灯、上车不排队)、C.公共交际(让座)、D.公共礼仪(大声喧哗)。四个构成指标处于不同的层级,所体现出的文明内涵要求和意义是不同的。在四个一级指标概念中,公共卫生与公共秩序更多地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客观行为表现,给人以直观的即时感受,可以通过社会管理来对其进行规制;公共交际与公共礼仪更多地表现为人文空间的行为符号和精神折射,体现主体的自身修养的和素质,这主要得通过主体的自我规范来实现。我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 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在“健全的个人主义”之上的体现着“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八个二级指标在我们的问卷中被设计为选项,分别考察北京、首尔、东京三个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
3 北京、首尔、东京三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样本分析
公民素质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过程中所具有的体魄、智力、思想道德总体水平。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也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一座城市市民的公民素质往往体现为城市的软实力,而公民素质的提升是与城市中的不文明行为成反比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北京市民最经常见到的不文明行为(按从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两个选项)依次为:行人闯红灯(70.1%)、大声喧哗(69.4%)、公共场所吸烟(67.3%)、上车不排队(63.2%)、乱扔垃圾(57%)、随地吐痰(53.7%)、车辆违章驾驶(49.4%)。如图1所示: 首尔市民最经常见到的不文明行为(按从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两个选项)依次为:大声喧哗(50.2%)、车辆违章驾驶(49.2%)、公共场所吸烟(48.6%)、乱扔垃圾(42.8%)、随地吐痰和行人闯红灯(41.8%)、上车不排队(36.9%)。如图2所示:
东京市民最经常见到的不文明行为(按从多到少排列,包括“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两个选项)依次为:公共场所吸烟(40.1%)、行人闯红灯(39.6%)、随地吐痰(32.5%)、车辆违章驾驶(25.3%)、乱扔垃圾(23.3%)、上车不排队(20.7%)、大声喧哗选项缺失。如图3所示:
通过以上三个图表可以看出,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人闯红灯、车辆违章驾驶、上车不排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声喧哗(东京缺此项数据)七个不文明行为的表现方面,选“比较常见”和“非常常见”选项的市民中,北京市民比重最高,接下来是首尔市民,最后是东京市民。如图4所示:
由图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文明行为表现方面,北京市民表现最差,首尔市民次之,东京市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最高。在多项不文明行为表现中,北京市民都遥遥领先。
在公共交际范畴中的“让座”这一文明行为上,北京市民表现得最好,东京次之,首尔位列最末,东京和首尔的差异并不是很大。这是否可以说在这方面,首尔和东京市民的文明程度比北京市民差呢?就国民性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并不能单从中国文化角度看待首尔和东京市民让座行为的相对较少,在中国文化里,让座代表着对弱者的同情与帮助,但在其他东亚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里,让座也许会使站立者自尊心受损,因而人们出于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很少给别人让座,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恐怕涉及到深层次的`国民性问题上。
4 有关东亚文化圈与中韩日三国国民性的探讨
中国、朝鲜(指以前的朝鲜半岛、包括韩国)、日本三国地处东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东亚文化圈”。三国深入而持久的文化交流从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隋唐时期形成第一个高潮,宋元以后进一步深化。韩日积极吸收汉文化,并有所创新,三国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历史上相对稳定的“东亚文化圈”。进入近代以后,中、朝、日三国关系与整个地域性国际关系密切相连,相互影响。这一时期,西学东渐思想给东亚三国传统社会带来强烈冲击,各国为了民族独立、富国强兵,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各自经历了一番挣扎。
百余年来,中国与韩国、日本在文化方面渐行渐远,该地区从原来的“共同文化圈”或“相近文化圈”变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文化冲突圈”之一。近现代以来,韩国和日本一直在极力去除中华文明对他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影响痕迹,去(中国)中心化写作同时也是自我中心化写作,它并不等同于“去传统化”或者“去儒学化”。因为韩国民间社会关系、家庭伦理乃至节日习俗中还保留着大量儒学价值。日本没有韩国这么明显,但也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实质上是吸取中华儒家文明精华的同时又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抛却传统现象严重,失去了自身文明曾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部分优势。东亚国家的现代性进程有两个明显的驱动力,一个是向西方看齐的驱动力,一个是自我中心化叙事的驱动力。这两个驱动力共同构成了东亚诸国疏远于“中华中心主义”、当代中国疏远于过去的传统的主要力量。这种西方取向的驱动力在今天东亚各国的文化发展中依然明显可见。
在深刻理解了近现代以来中国文明的发展态势后,我们发现了中国人公共行为文明程度低的最根本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期间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方面的不平衡发展,面临的抛却文化传统的现象严重,我们的文化在逐渐失去传统的根,失去了中华文明曾经赖以辉煌的价值观,而在向西方学习的取向里,我们的公民社会意识和规则意识还没有被良好地培育起来,在这一点上韩国与日本都比我们做得好。
中国民族性变迁在实际地发生着:这个变迁经常是从身边开始的。身边文明与身边不文明同时存在着,身边不文明更值得重视。公共文明将随着公民社会之完善与成熟而占据重要位置。在一个人口众多、社会资源配置不太合理的大国里,要求人人事事都能达到文明标准是不可能的。但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不同国度生活规则的尊严线是必须恪守的。不因身边的不文明而丧失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公共参与是公共文明水平提高的综合性要素,是应当着力倡导的人性呼唤。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反映,是精神现象的总和,包括社会的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从社会意识主体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包括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个体意识是主体为个人的社会意识,它是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的反映,是个人特有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个体意识包括:自我意识、环境意识、个人与环境关系意识等内容。群体意识是主体为群体的社会意识,它是一定的人群所结成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意识,是为适应一定群体的实践需要、维持群体的一定社会关系和利益服务的,是对群体共同的社会经历、社会地位和社会条件的反映,是群体共同实践的产物。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从学校起始的文化教育,还是在社会中的宣传教育中,都应该不断传达一个信号,那就是培养每个人良好的社会意识。
5 提升城市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程度路径探索
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程度不仅彰显着一个城市的形象,影响着城市的未来发展,还关乎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形象。通过此项跨国实证研究,引起人们对中国公共文明现状的担忧,同时意识到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文明建设的任务艰巨。但凡涉及到精神文明问题,所有的建设和改善都不可一蹴而就,都需要长期的系统规划和实践。
5.1 增强居民的社会意识,培养良好社会风气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心理和价值观念存在很多迷茫,又由于社会治理相对不完善、社会管理比较滞后、公共服务不够发达等原因,社会风气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人们对良好风气充满期待。在此形势下,我们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优良党风带政风促民风,为公共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舆论引导、制定政策、典型示范等方式增强人们的社会意识,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还要宣扬共建公共文明,共享文明成果的理念,让民众意识到个体的公共行为文明与否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把自身做好了,整个社会风气好了,个体也会享受到整个社会公共领域文明的成果。 5.2 大力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做好公共文明规则设计,建立公共行为文明指数测评制度
在文明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承担着社会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在公共文明建设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激发市民的群众意识。建立公共行为文明测评制度,及时掌握舆情,更好地推动部门履职,更有效地激发公众参与。制订和推广科学的公共文明指数测评体系,除了对公共物质文明长久以来的重视以外,要更加重视公共精神文明建设,建立公共行为文明测评方法,及时掌握、监督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程度,发现问题后有针对性地整治,以提升整个城市的公共文明程度。
城市公共领域不是封闭空间,城市具有商品流通、人口流动、各种社会交往频繁密切的特征,非常需要有效的规则来对居民的公共行为予以规范。哈耶克曾提出“自发秩序”,他指出,在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经由“试错”过程和“适者生存”的实践以及“累积性发展”方式而逐渐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自生自发秩序”。对于这种“自发的秩序” 的实现,我们期待居民能够通过更多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以提升他们的社会意识、促进公共行为的文明来达到。但除此之外,为了更有效地提升公共文明程度,我们还应该建立“设计的秩序”,通过政府的教育引导、规则的制定等来促进、监督、规范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培养居民的规则意识。
5.3 将提升居民公共行为文明程度与城市气质建设结合起来,打造具有优良公共文明秩序的城市名片
城市的气质是城市的灵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也折射着个体的灵魂,城市的灵魂由千千万万个体的灵魂集聚而成。衡量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城市的人居环境、市政配套、生态条件等公共物质文明程度,更要看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和人文底蕴,而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是这方面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城市是文明的集散地,是现代化的象征,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看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程度。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发展形象和文化气质,这些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名片。在塑造城市名片的过程中,公共领域的文明程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它代表着城市的软实力。人们想起一座城市的时候可能不会首先想起这座城市的居民素质是高是低,但是如果居民的公共行为不够文明,那一定会令城市形象大打折扣。在当前全国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在以人为本、构建现代文明城镇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我们大力关注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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