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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孟子，是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大家。但是，无论是孟子本人或后世的名人学者，都认为孟子的许多思想是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譬如韩愈就认为存在着一个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朱熹对此大致认同。
[1]198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即孔孟思想的共同点在何处、差异点在何处、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一系列的共同和差异。对此一系列的问题，前贤圣哲都做了一系列的探索，成果蔚然。但是毋庸讳言，许多学者还是停留在对孔孟思想本身的阐述上，对其中的差异和差异的原因还探索甚少。[2]
本文打算通过对孔孟两者在文艺领域的思想的异同及其原因做一些探索。
一、孔子的文艺思想
要了解孔孟文艺思想的异同就必须了解他们各自关于文艺的论述。其中，孔子对于文艺观点的表述主要见于《论语》一书，其主要的有 11 条。新出土的《孔子诗论》也有许多论述，但本文主要针对的是《论语》，因为《论语》流行千年，影响甚大。《论语》的 11 条如下：
1. 子贡曰：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 “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告诸往而知来者。”( 《学而》)
2. 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为政》)
3. 子曰：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 《八佾》)
4.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八佾》)
5. 子夏问曰：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 “绘事后素。”曰： “礼后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 始可与言诗已矣。”( 《八佾》)
6.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雍也》)
7.“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
8. 子曰：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 《子路》)
9. 陈亢问于伯鱼曰： “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 “……曰： 学诗乎? 对曰： 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子路》)
10. 子曰： “辞达而已矣。”( 《卫灵公》)
11. 子曰： “小子! 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在这 11 条中，从文艺与外在的关系上讲，大概包含着以下几个关系： 文艺与礼、文艺与修身、文艺与为政。从文艺的本身来讲，又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文艺的思想内容、文艺的表达、文艺的审美和文艺的功能。
具体来说，第 3、5、7 条阐明了“仁”“乐”“礼”之间的关系，其中“仁”是核心，人必须是“仁”才能谈“礼”和“乐”,而在“礼”“乐”的关系上又先“诗”而后“礼”再“乐”,这体现了孔子以人的道德为本的人生哲学观点。第 1、9、11 条则阐明了“诗”与修身的关系，孔子认为诗使人贫富得体，知识丰富，明白是非进退。这是因为“诗”中蕴含着许多正确的人生道理和人生经验，可以使学习者借鉴。第 8、11 条则具体阐述了“诗”与为政的关系，其中“诗”里的内容可以为行政、外交和事君提供借鉴。这些都是说明“诗”的外在关系，总体上涉及到了社会、政治、伦理等各个方面。那么为什么在孔子眼里“诗”的作用如此之大呢?
原来，在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主要的意识形态是以原始宗教为主。人们不仅狂热地相信着牛鬼蛇神，而且统治者也利用宗教文化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具代表性，这主要体现在流传下来的《周易》一书里。《周易》一书，便是原始宗教和人不断发展的理性相结合的产物，里面既有许多宗教性话语和标识，也有很多众人智慧的结晶。因此夏商没有多少诗乐流传下来，反而是宗教性着作《周易》流传了下来。发展到周初，随着分封制的推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周公制礼作乐到孔子的克己复礼，旧的巫术宗教文化逐渐被取代，礼乐文化成了主流。也就是说，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3]
过去的神秘的巫文化已越来越不能担当起统治的合法手段，而从巫文化分化出来的诗乐又深受欢迎，当然是接替宗教活动的理想手段。当时非常盛行“赋诗言志”和“观诗”的风气则说明社会主流文化形式和实质上的新变。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周朝文化逐渐解体但是还非常流行。孔子本人志在复古，对周朝文化非常认同。“子曰： 齐一变，至于鲁; 鲁一变，至于道。”( 《论语·雍也》) 鲁由周分封，在春秋时期对周朝文化保留丰富。这句话的意思是周道失落而发展成鲁国的样子，鲁国文化衰落便变成了齐国的样子。实质是，孔子所追求的“道”即是周文化，他本人就曾大量阅读过周朝的各种文献典籍，而周恰恰是借助礼乐手段统治人民思想的朝代。所以孔子对诗的各种外在功能的关注便是自然的事。也可以说孔子是继承了周代文化中先进的理性部分。
至于孔子对文艺的内在认识，在第 2、4 条里，孔子认为“诗”的思想要做到“无邪”和“尽善”,即思想要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和标准。在第 6、10 条，孔子认为文艺的表达要做到思想和文辞的相得益彰，反对那种辞采过于华美和辞采过于质朴的文章。这也体现了孔子提倡中和之美的审美观。第 4 条也说，不仅要尽美，还要尽善，即文章的形式美需要有内容美来配合。在文艺的具体功能上，除开上文论述中的外在关系中的为政、修身、外交等功能，还有“兴”“观”“群”“怨”一说，即情感的兴起、呈现、交流和发泄的功能，这也体现了孔子功利性和情感性兼备的特点，还有学者因此甚至认为孔子主张“缘情说”.[4]
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孔子对文艺的内在认识是受其外在认识影响的。“诗”本来只是一种文艺的形式，但孔子在其思想、表达效果、审美标准和功能方面都做了一系列要求。其要求的思想纯正、文质相得益彰、中和之美和各种功利性和情感性的功能等等都体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周代的文化特点。周代文化的核心便是“德”“仁”等观念，是讲人文理性的文化，是对夏商等狂热的巫文化的反拨和进化，它反对偏激提倡中庸，它更加关注历史、社会和人生，这些观念都在《尚书》里有所体现。孔子曾经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并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佾》) 所以说，孔子对文艺的内在方面的认识，从根本上受制于他的时代和他的人生历程。
二、孟子的文艺思想
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是生于战国时代，孟子体现着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时代精神也召唤着孟子。关于孟子的文艺思想，主要见于《孟子》一书。如：
1、见于王曰： “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 “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 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 “可得闻与?”曰：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 “不若与人。”曰： “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 “不若与众。”……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性同乐，则王矣。( 《梁惠王下》)
2、“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馁类。……”“何谓知言?”曰：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遗辞知其所穷。”( 《公孙丑上》)
3、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孟子·万章上》)
4、孟子谓万章曰：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万章下》)
5、公孙丑问曰： “高子曰： 《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 ”曰： “怨。”曰： “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臾之为诗也! ”曰：“《凯风》何以不怨?”曰： “《凯风》，亲之过小者也; 《小弁》，亲之过大者也。”( 《孟子·告子下》)
顾易生先生在《孟子的文艺思想》一文中认为： “孟子的文艺批评，植根于其性善说与仁政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民同乐、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的音乐美学思想; 养气与知言的道德、语言文辞修养道路; 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诗文批评方法; 诗史一致以反映时代、批判政治的创作思想。”[5]
可谓概括精到。材料 1 讲的就是“与民同乐”和“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孟子生于战国时代，原来的周朝文化已基本解体，那些能享受音乐的阶层已由原来的奴隶贵族变成了地方诸侯和世俗的地主和士阶层，他们由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情趣追求，因此对审美发生了新的追求，原来庄重的宗庙之乐显然不再适合他们的趣味。孟子看到了这一层，并明白音乐的产生是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故说：“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也。”但是他又从维护统治的立场出发，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以万民同乐为追求。
实际上是承认了贵族的享乐欲望，同时注意到普通大众也有这种欲望。材料 2,谈知言养气，孟子自称是一个卫道者，并豪言“舍我其谁?”他已经知道了道德与言语的关系，实际上养气即是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让自己的精神不断接近于社会上的伦理标准，这种接近功夫越足，则人的精神底气越足，越认为自己说的话就代表真理和大众的利益，进而就可能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各种语言进行辨别，所以便有了“知言”“养气”一说。材料 3,谈的就是“以意逆志”,即根据全文的整篇意图判断语句的意思，而不是断章取义。文章在经过各个字句组合之后，字句便具有了篇章情景的意义，就不能抽出来单独理解。材料 4 和5,谈的就是“知人论世”,作者和文章以及读者以及各自产生的年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作者的人生历程不同，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以及所处的时代境地不同，文章的意义就不同。理解文章，就需要掌握文章产生的背景，这样才能准确把握文章的精髓所在。至于顾先生所说的最后一点，《离娄章句下》： “孟子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在这里，无论《诗》或《春秋》都是时代的产物，它们只不过是在时代的进程中承担起了相似的功能。就像前面提到的《易》《尚书》一样，都是当时人记载自己足迹和情感历程的载体，但也反映了文体的变迁。或许正是这样的变迁，文献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越来越明显，人们创作了越来越多的文章，对文献解读的能力要求才会越来越高。所以通过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孟子的“知言”“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都是侧重对文献的批评和解读，这和孔子的“行有余力，则学文”( 《论语·学而》) 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孟子一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孟子十分强调人的内心。
6、“是心足以王”(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7、“《诗》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同上)
8、“权，然后知轻重; 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 同上)
9、“曰： 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同上)
10、夫志，气之帅也; 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 “持其志，无暴其气。”……曰：志壹则气动，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公孙丑章句上》)
11、孟子曰：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章句上》)
12、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离娄章句上》)
13、孟子曰：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离娄章句上》)
14、孟子曰： “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 《告子章句上》)
顾先生讲孟子的文艺思想是“根植于性善与仁政”( 见上文) ,但在以上材料中不难看出，在孟子的眼里，“心”才是统筹万物的`灵魂。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人心，性善也就是心善，仁政就是行人心之政。
材料 6、7,讲“心”可以为国治民，统治者只要将心比心，将恻隐之心推广，就可以行王政，天下归心。材料8,讲心统筹着人对外界的认知。只要用心，就可以权衡万物，辨明万物。材料 9,讲心和财物的关系，讲明“恒产”可以使民有“恒心”,这进一步回应材料 6 的王政之心。材料 10,则讲人的修身，即心、志、气的关系，即修心的步骤、经过、方法和可能。结合上文论述的“养气”说不难看出，修心就是要加强人的道德修养，而道德是代表大众的认同，是社会的伦理和规范，人的精神境界如果不断接近社会大众的伦理，自己的底气就会越来越足，底气越足志向就会越来越坚定，志向越来越坚定，心就会越来越安宁。这样由外而内，把修身的外在行为内化为人的精神气质。在修身过程中，随着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对其他的言辞的辨别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对其他言辞的辨别能力越强也会反过来坚定自己的志向。所以说，修心，定志，养气，知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那么为什么又可以知人论世呢? 这也是一个“心”的问题，材料11 就讲各种心对应各种性，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和各种心相反，人的性格就会和各种心对应的“四端”相反，而人的性格，无非是这几种。
各种人，只要拿各种性格一度，自然就会显示出来。但是“知人论世”虽然是建立在修心和“知言”“养气”之上，但人的性格是从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孟子显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孟子非常重视社会实践，“知人论世”就是其重视实践的外现。材料 12、13、14 就讲了自己理想中的修心要达到的状态，即有“赤子之心”“仁”心和有“存”之心，即要达到纯洁无暇、有所执着的仁物爱人之心。统治者只要将此心由己及物地推广，就可以行“王政”,即材料 6 所说的“是心足以王”.所以说，孟子的文艺思想并非是“根植于性善和仁政”,而是根植于“心”,再到性善，再行王政。这一点，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战国是封建社会生长奴隶社会消亡的历史时期。按孟子本人的说法是： “春秋无义战”.其实何尝是春秋，战国也是战乱频繁。在孟子一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孟子要求推行王政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当时是非各执，旧的伦理已崩溃殆尽，新的伦理尚未建立。天下百姓饱受战乱之苦，孟子此时认为只要推行“仁政”,百姓很容易就会归顺。那么孟子认为“仁政”是不能实行还是不想实行呢? “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 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 我不能，是不为也。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梁惠王章句上》) 可见，在孟子看来，不行王政并非不能，而是不为。不能是受制于客观条件，不为完全是人心作怪。那么正人心风俗，自然成为孟子的当务之急。孟子开出救除时弊的药方便是“修心”,通过修心认识到人性本善，人人可成尧舜。通过修心来坚定自己的志向和追求，以期实行王政。通过修心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和道德境界，以求站在民众和维护统治的立场上推己及物，仁人爱物，以期风俗澄清。所以，究其全书，修心即全书主核，“知言”“养气”“仁政”是方法，“王政”是目的。他的文艺观也是统摄于这一体系之中。
三、孔孟文艺思想的异同及其原因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序说》一文中引用程颐三段话说： “程子又曰：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
[1]199由此可以看出，孔孟同属一思想系统无疑。所谓的系统，就必然在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包容性。在前后的继承者关系上，它并非只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存在着某些可以界定其可以归为同一系统的属性，但也存在着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差异和发展性。孟子的许多人生哲学的观点主要继承孔子，包括在宇宙社会方面，如他的仁政、礼义、修身等思想。但也有像上文所说的发“前圣所未发”.他们一个是生活在春秋时代，一个是生活在战国之时;一个是在奴隶制的尾端，一个是在封建制的开端。由于时代的激变、个人人生历程的不同以及各自性格之间的差异，他们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和文艺的看法就必然存在着各种差异性。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就文艺思想方面来说，他们在功能、着眼点和审美理想上就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便是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令人尊重的所在。本文不打算对其进行全面比较，仅就文艺思想方面来说，以期窥见一偶。
其文艺思想的相同面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孔孟的文艺思想在源头上有其一致性。孔子的文艺思想依上文论述，是对周代礼乐文化中先进部分的继承而又有所发展，它和周代提倡的伦理道德有共同之处。
而孟子的“知言”“养气”论按上文的论述，也直通社会的伦理道德层面，而孟子提倡的社会伦理又是从孔子处继承而来，彼此都遵从尧舜周代，因此它们在思想的源头上有其一致性。二是孔孟的文艺思想都和社会伦理、社会政治以及个人修养联系密切。这一点只要对比上文中孔孟文艺思想论述部分就不难看出。三是孔孟文艺思想都注重个人的努力。无论是孔子的“文质彬彬”,还是孟子的“知言”“养气”,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学习和修理中获取的。孔子在《论语》开篇中就说：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即是注重“学”和“习”.而孟子的“养气”之说和“修心”之学，显然更注重“养”和修炼。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俄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告子下》) 这三个方面大致是其相同的主要方面。
至于他们的不同方面也有许多，但最主要的： 一是孔子的文艺思想包含抒情、修身、为政等手段。在孔子眼里，“兴”“观”“群”“怨”,还是有抒情成分的。但是在孟子眼里，文艺则完全是修心和为政的手段。即所谓的“知言”“养气”“知人论世”,这些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除此之外，孔子的文艺思想对于修身等功能是外在的，即是通过文艺来修身的。但是孟子的文艺，是从心出发的，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 《公孙丑章句上》) 有心才有文艺，在修心的过程中与文艺相互发生。这也是孔孟文艺思想的重要不同之处。
二是孔孟文艺思想在其着眼点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孔子的文艺思想大都着眼于文艺的思想是否纯正，文艺是否具有中和之美，和对文艺的各种功能的阐发。像上文阐述的“思无邪”“文质彬彬”“兴”“观”“群”“怨”.但是，孟子多是从创作的主体和文艺的批评鉴赏的角度去论述。像上文已经论及的“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三是他们所要求达到的审美理想不同。孔子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推崇的是具有中和之美的文艺，而孟子则主张通过“知言”“养气”达到文艺抒发的浩荡状态。可以说，孔子对文艺的关注和推崇比孟子的更具有文艺的特质。
他们之间的差别，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处于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的瓦解时期。他志在复古，继承先王遗志，维护周朝秩序。所以他对文艺的出发点是利用当时流行的文艺形式，宣扬周代的礼乐文化，所以孔子更注重文艺的思想和功能。但是孟子不同，他处于战国时期，虽然奴隶制文化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毕竟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形成，社会也比以往更为混乱，人心在社会伦理和制度的重建中显得更无标准。加上他认为，“王政”的不行并非由于不能，而是不为。所以，他更注重人的内心。而人心的修炼，又要有道德作为标准，要将道德内化为人的心性，这自然要求“知言”和“养气”.所以，他们的文艺观点不同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其次，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性格不同。孔子虽然是生活在春秋时期，但无意与别人的观点争辩，当时也尚未有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他的性格是温润如玉，不会过激，所谓的恭而宽，敏而好学，即“人不知而不愠”,所以孔子追求的是中和之美。
但是孟子不同，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战国，当时各家思想蜂起，孟子以天下为己任，即“舍我其谁”.所以其追求的必然是充满情感和道德力量的充沛之美。朱熹在《孟子序说》中引用程颐之言说： “又曰： 孟子有些英气。……或曰： 英气见于甚处?曰： 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见。……”
[1]199可见，由于他们各自的人生历程和性格的差异，所以也导致了他们文艺思想的差异。最后，他们文艺思想的不同也受文艺本身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展现的风格的差异和他们所生活在主流文化的影响。周代文学，像《诗经》《左传》《春秋》等典籍，受周朝礼乐文化的影响，大都体现出一种含蓄和谐、典雅等风格特点。孔子所接触的大都是这类文献，加上孔子对周代文化的推崇，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的性格和文艺思想都显得那么的温和。但是，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周代文化已丧失了权威性，社会上各个派别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孟子所接触的文献既复杂，形势也更为逼人，所以孟子从自身的时代出发，要求正确辨别各个文献，即“知言”“知人论世”; 要求排斥异己，尊崇孔子，所以要“养气”; 要求别人正确理解自己的观点，所以要求“以意逆志”.因此，孟子的文艺思想虽然是在继承孔子的基础上，但是显示了新时期的新特点，即封建文化专制独尊性。
总之，孔孟文艺思想虽然同属儒家，但是也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表，不能简单地等同和混同。只有理清他们的思想来源和发展历程，通过对比显示他们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以及它们各自的根源，才能正确理解儒家文艺思想的由来和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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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顾易生。 孟子的文艺思想[J]. 复旦学报，1985( 2) : 5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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