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创业的励志故事

2021-03-31 励志成功

　　职高毕业后，我没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又不想回到家乡继续“养羊生孩子盖房”的故事，于是下定决心，自己创业!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个城里的同学时，他就像听到一个幽默故事那样开心地笑了：“创业?你的意思是混口饭吃是吗?”

　　我说是要创业，不只是为了吃饭。他问我准备创什么业?我告诉他，我姨在城里开了一家小商店，我准备在她商店门口借一个角落批发雪糕。冷饮厂可以免费提供冰柜，雪糕可以赊卖，我要付的，就是2000元的冰柜押金，然后就可以开业了。以每根雪糕平均一毛五分钱的利润计算，我一个夏季做得好的话，可以赚到—万五。同学听完了我的创业计划露出了不屑一顾的表情：这还不就是混饭吃吗?

　　他的话让我的脸红了，可是我并不服气，因为我明白：我是在创业，绝不是那种随遇而安地讨饭。那个夏天，太阳出奇地毒，我在烈日下被蒸得汗流浃背，可我在心里还不住地默默祈祷：老天爷你热些吧，再热些吧!让我的雪糕多卖一些吧。整整一个夏天，我在最热最渴时都舍不得动冰箱里的一根雪糕，卖雪糕的季节过去后，我点了—下钱，赚了—万六千元，除去电费、货款、生活费，我净落了七千元钱。我很高兴，这是我有生以来赚到的第一笔钱，我请几个要好的同学吃了顿饭，把我成功的喜悦和他们一起分享。

　　几杯酒下肚，朋友们都说我还挺能混的，会养活自己了。一个混字让我听得十分刺耳，我告诉他们，我这不是混，是创业。他们报之以哂笑：偶尔卖卖冰棍也算创业呀。我无语了，我知道“毕业三日、人分九等”的道理，这几个同学有的成了公务员，拿着旱涝保收的高薪；有的靠家里的关系正儿八经地做起了生意，买车买房。在他们眼里，我把这种摆地摊的工作称作创业，简直是个笑话。这充其量也就只算是个小买卖!可是苍天作证，在那大汗淋漓的110天里，我每天都在认真地计算成本、控制支出、想方设法地多卖雪糕，我是真心真意地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做的呀。

　　后来我又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每做一件事，我都把全部的精力和希望投入其中，希望从此打开成功之门。虽然我做得很辛苦，内心也一直充满着对幸福生活的神圣憧憬，可我收获的，似乎总是别人的轻视和讽刺。也许是我的起点太低吧，那些小打小闹的投资和收益，在习惯以百万、千万论事的都市人眼里，简直就是乡下人在城里挣工分。这也不能怪他们势利，那些小钱确实太微薄，微薄得和民工们的血汗钱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只够维持吃饭睡觉。但我知道，意义是不同的，我坚信，我是在创业，不仅仅是在城里找吃喝。

　　有一次，我上了一个创业者联盟网，其中有一个栏目，是介绍致富经验的。那天我正好从乡里收槐花卖到城市的酒店，一天赚了500元。这是我单日收益最高的一天，所以我一时高兴，在那里也发了个帖子，介绍了自己的这条创业方法。可没想到，在其后的12条跟帖留言中，有11条是骂我的。一个网友的留言很难听：创业网什么时候让菜贩子混进来了?卖槐花也叫创业连猪都笑了，强烈建议版主将此帖删除。还有个网友留言：500元也值得在这儿显摆?只是我女友的一条内裤钱。

　　说实话，看到那些留言后我难过了很久，难道我的行为亵渎了“创业”二字吗?难道非要开公司、开宝马才是创业，才配享受人们的喝彩和掌声吗?

　　我原本觉得，只要是自食其力，凭本事挣钱，都可以算做是创业，可我的这种观念，在城市的淘金生活中却屡受打击，虽然我一直努力尊重自己的劳动，可在夜深人静时，一种莫名的自卑感会时不时地涌上心头，让我觉得创业也许真的与自己无关，自己本来就是个在城市里混饭吃的乡下孩子，一个月几百上千的收入，就是我所谓奋斗的价值。在别人一次次的取笑声中，我开始迷失自己，开始分不清创业和混饭吃，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了。

　　然而一次从天而降的商机，却给了我一个认识自己的机会，让我对“创业”二字的理解，再也不会模糊和偏差了。那事发生在一个春节前，一个偶然相识的同乡突然找到我，说看我平时努力折腾却赚不到钱，怪可怜的，他有一笔大生意，看在同乡的份上，分一部分给我做，保证能利用春节十五赚个七八万的。这个同乡事业做得很大，平时都是出入大酒店，开高档车，在我眼里他一直算得上是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现在他主动找到我共同发展，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可当我知道了他的“生意”真相后，立刻愣住了，原来他要我和他一起，收地沟油造假“金龙鱼”。

　　我犹豫了，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拒绝了他。同乡很吃惊，说我送上门的钱都不敢赚，胆子也太小了，这样一辈子也不会有自己的事业的!我回答他说我承认，我这人胆小，但既然生了颗胆小的心，还是规规矩矩地做事吧。

　　拒绝了他后，我心里豁亮了许多。我以前总觉得，这个同乡是个事业上的强者，可今天看来，他不过是造假的坏蛋，他那些代表成就的东西，在我的眼里也一瞬间变得一钱不值，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我自己的创业准则。

　　我继续着我的事业，很努力很投入地干着别人不以为然的事业。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机会：买下一个工厂所有的煤渣，这是个既脏又累的活，一年做下来，只能赚个辛苦钱，前任的承包者就是觉得它不足以混饭吃，而放弃了它。可我把它接下了，很认真地去做，因为那时我突然想到，要是这个厂我做得下来，那么这个厂所属的集团里，就有20个厂的煤渣可以接过来。如果在一个地方年赚一万只是混饭的辛苦钱，那么在20个地方年赚一万，就是一种很盈利的事业了。

　　几经周折，我的`计划得以实现。我从一个厂的煤渣开始做起，渐渐地越做越大，现在我控制着上百家的煤渣处理权，年收入足以让起初最看不起我的同学承认：这是一种事业了。

　　创业是创业，混饭吃是混饭吃，两种不同心态下的工作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很庆幸，把煤渣当成事业来做，并且真地做成了事业。

　　二十岁出门远行

　　二十岁，我读大三，生日在年头淡淡地过去。吹蜡烛时想着我的第一个二十年，七成的时间用来读书，不逃学，不早恋，家庭和睦，安稳得像池塘的水，虽然和美，却寡淡寡淡的。二十岁之前我去过的地方很少，初中时到过苏州，小学时去过无锡，再小就完全不记得了。所以我的世界很有限，写作文常常矫情地编造感动啊、难忘啊，现在想来一定很假。我一路走来不知所谓，从重点初中到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直到二十岁，我仍然看不清楚自己，没心没肺地过日子。将近年尾，我去往一座古城，她就那样不可预知地定格在我记忆的至高点。

　　和虫子、玫瑰商量去凤凰，随便得像到苏杭一样，买了火车票还觉得像做梦。湘西那样一个遥远的地方，弥漫着沈从文笔下的灵气和匪气，和上海隔山隔水的，对我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而那年的十月底，我们就贸然坐上了西行的列车。第一日充满旅途的劳顿，转到凤凰已经傍晚，找下一间旅馆，我们把两张床拼成大床，拥着厚厚的棉被，有点忐忑地睡熟了，我所说的幸福就在翌日的清晨狠狠地击中了我。

　　我想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早晨，清远的山歌叫醒耳朵，翻身起床，赤脚走到阳台，恍若仙境。我们住的是吊脚楼，临沱江而建。我依水而立，似欲飞的水鸟。楼顶的山光压下去。楼底的水色浮起来。清晨的水汽团团氤氲在江面，晨曦在单薄’的水雾里散着淡淡的红光。低头有盘着长发的妇女在水边弯腰捶衣，棒子捶打在衣服上发出“扑扑”的声响，好像也一阵阵落在我的心上，心跳随着它的节奏律动，在宁静的空气里跳动得格外爽快而真实。一群鸭子逆水而游，闲闲地划破如镜的水面，后面是撑着长篙的船夫，面庞镀上了金光。又有山歌传来，慢慢地消散在清冽的空气里。这时候已经有早起的游客乘了船游江，他们抬了头望到呆呆站着的我，我便成了他们的风景。也许在你看来这一处的景色平凡得一塌糊涂，可我要说的是，站在阳台的那一刻，我突然听到自己身体里有一扇门打开了，向着眼前的山、眼前的水彻底洞开，吸进去的空气能到达身体很深的地方。警惕的防线一节节溃退，人就整个儿地融解弥散开去。我突然发觉自己充满了力量，好像汲取了日月精华。旅行在这一刻变得那么的有意义，常日里跟着导游的小旗在人堆里留影竟是傻透了。记得那时，我转回房间拿起手机，也不知道要拨给谁，总之特别想把那刻的自己铺展开来与每一个人来分享。

　　之后的每一天，我们没有目的地乱走，今天往左，明天往右。古城并不很大，很快角角落落都走到了，于是陌生的凤凰开始和我们热络，变得像个老朋友一样亲切。我们开始结识陌生人，第一个是旅店老板。年轻的老板叫自己考拉，旅馆叫“考拉小屋”。考拉一眼看上去就是有故事的人，满是笑意的眼睛里写的是了然。他请我们吃饭、吃烤鱼、吃肉串。他从南方大城市到这里，停下来开了店，他讲究摄影、咖啡和生活的情调。他说自己卫生间里的一面墙是落地通透的大玻璃，如厕时可以直直地面对沱江的绿水。其实他说得并不多，漂流的人多半愿意保持神秘。后来又认识了一个小姑娘，她是玫瑰在坛子里的网友，在我们到的第二天与我们会合。玫瑰也不知道她的真名，我们都喊她的网名：安静。安静梳着齐刘海，瘦削的脸，眼睛挺大，画着淡淡的妆。她是个北京女孩，直爽，她给自己置下了一套苗家的便服，手间错落的都是暗雅的银镯子和银戒指。她随手带着速写本，用水笔画画然后写上有点文艺的短句。我喜欢看她，觉得她和这风景相得益彰。那天晚上在考拉朋友开的酒吧里，她指着和咖啡豆放在一起的一张cD说，她唱得很不错。我就记住了那个女歌手，后来她的新专辑开始打榜，主打歌叫《旅行的意义》。考拉和安静的随性一点也不像白日梦，他们听从自己，打点自己，从不为难自己，按照自然的节奏呼吸，起伏间透露我向往的淡定。

　　在凤凰的几天里，我们像散养的小动物，被天地滋养得有声有色，心里的皱褶一个一个被展开，然后熨平。不管是风景还是人，都让我受益匪浅，也许它们也并不知道自己之于我的意义。我感激这次二十岁的贸然行走，我开始不再像个小女孩似的懵懵懂懂，心里格外清楚自己要什么。也许很多事情我不能左右，以前有的问题也还是问题，没有答案，但是我的内心开始有了积淀，有了抵抗力。多年后，我会变得自然，变得富足，也变得淡定。以后，我爱上了旅行，爱上了接受点化的通彻。我打包的技巧一日胜过一日。去大理、去丽江、去香格里拉、去青岛、去西安、去厦门，吐故纳新，每次旅行都让我的年岁上有了光华。风尘仆仆地回家时，又开始酝酿下一次洗涤。

　　余华这样写： “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地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正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让我出门?’‘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是的，我也这样想，我已过了二十岁了，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老板是怎样炼成的

　　俞敏洪那次醉酒，缘起于新东方的一位员工贴招生广告时，被竞争对手用刀子捅伤。俞敏洪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混，应该结识几个警察，但又没有这样的门道。最后通过报案时仅有一面之缘的那个警察。将刑警大队的一个政委约出来“坐一坐”。

　　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香港美食城。在中关村十几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么好的饭店。他在这种场面交流有问题，一是他那口江阴普通话，别别扭扭，跟北京警察对不上；二是找不着话说。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他劝别人喝，自己先喝。不会说话，只会喝酒。

　　因为光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醒过来。医生说，喝成这样，还能救回来，该谢天谢地了。那天，龠敏洪一个人喝了一瓶半的高度五粮液。

　　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

　　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他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

　　他说：“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正在干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怵。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他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眼角的泪痕可以不擦干，该干的事却不能不干。

　　实际上，酒醉了很难受，但相对还好对特，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就不那么容易忍受了。当年“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变法失败以后，被押到菜市口去砍头的前一夜，说自己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几个人能体会其中深沉的痛苦?

　　俞敏洪还有一件下跪的事，在新东方学校也是尽人皆知。起因是，俞母将俞敏洪的姐夫招进新东方干事，先管食堂财务。后管发行部。但有人不愿意，不知谁偷偷把俞敏洪姐夫的办公设备搬走了。俞母大怒。也不管俞敏洪正和王强、徐小平两个新东方骨干在饭店包间里商量事，搬把凳子便堵在包间门口破口大骂。王强和徐小平看见俞敏洪站起来向门外走去，还以为他要去跟母亲作坚决的斗争，谁知这位新东方学校的校长、万人景仰的中国留学“教父”，“扑嗵”一声。当着大伙儿的面，给母亲跪下了。

　　王强事后回忆说：“我们期待着俞敏洪能堂堂正正从母亲面前走过去，可是他跪下了。顿时让我崩溃了!人性崩溃了!尊严崩溃了!非常痛苦!”一个外人看见这样的场景尚且觉得“非常痛苦”，那么，作为当事人和下跪者的俞敏洪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俞敏洪是亿万富翁，但又有谁知道俞敏洪这样一类创业者是怎样成为亿万富翁的呢?他们在成功的道路上，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忍受了多少别人不能够忍受的屈辱、痛苦?

　　电话大王吴瑞林(侨兴老板)当初创业失败，“走在路上，平时笑脸相迎的乡邻竟然一夜之间形同陌路。不断有人在我身后指指点点。没多久，孩子们就哭着回家告诉我，老师把他们的位子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去了，学校里的同学也不和他们玩了。”昊瑞林不得不带着家人，“选择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悄悄离开”，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所以，如果有心自己创业。一定要先在心里问一问自己，面对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全面折磨，你有没有那样一种宠辱不惊的“定力”与“精神”。

　　我们都是城市怪人

　　老公上班穿错了鞋,都是黑皮鞋,左脚一只系带子,右脚一只没带子。乍一看,没觉得异样,但只要注意了,就无比戏剧。那天偏巧没开车,走到小区门口,穿越地铁,再走五分钟到公司;上班一天,中午吃饭;再同样路线回家。在门口,问我,感觉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从头看到脚,眼光在最低处停住,爆笑。这是一个几乎日日吃“加班饭”的大忙人,这是一个金融街男人的无心之错。或者,在路人眼里,这是一个怪人。一脚蹬一款鞋子,是表演行为艺术还是被琐事逼疯了?

　　女友催促房客搬家,原因是房客“脑子有问题”。女友的老公是记者,采访过很多重大事件。房客把记者当作偶像,喜欢打听过程细节。有一天,房客的女友突然宣布分手,原因是房客有幻想症——他总把自己塑造成正义的化身,身份是“战地英雄”类的记者,经历过无数重大现场,当然,材料都是听来的。然后,网恋,以这种身份,与无数人。

　　我还见过自言自语的人,在公共场合。有一次,进地铁口就看见一熟人走在前面,步子很自我,是你追上去得加速,你不追又可能经过他旁边的那种。我选择加速,打完招呼走人。我判断他在打电话,声音大到五米之外都听得到,还有手势,挥舞、摇摆、指点江山。快到跟前的时候,心想要不算了吧,别人忙着。已经晚了,他看见了我,立刻停止讲话,十分尴尬。我下意识地去看他耳朵里有没有无线耳机,没有,那儿什么都没有。他和空气讲话,声情并茂。我为自己看那一眼后悔,这是一个刚当爸爸的男人,一个沉默低调的单位中层。那天他的行为奇怪到我想不通的地步。一直想,直到睡觉。

　　这个城市中,还有很多偶尔的,抑或常态的怪人。他们的行为与常规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足以让你一眼就记住。他们的内心也包含无数的悬念,足以让你久久去思考。别奇怪,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一反常态的空间。我想,每一个注意到我老公鞋子的人,都会把这个场景带给更多的人,如同那个房客突然就成了我的话题主角。还有自言自语的那个,地铁见过后,他很快会成为诸多家庭的饭桌话题。

　　我们不是最爱看花絮吗?同一个场景,你看到的是正剧,花絮却是另一番情景,有时是演员掉链子,有时是无心成了恶搞,有时被别人弄得狼狈不堪。我们会因为花絮上的失误,就否认正剧的成功吗?我想不会,反而会觉得更真实。

　　所以,别怕你的花絮被人撞见。这个世界,允许自己不十分正常的人,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正常人。

　　赢在10%

　　有一个台湾的大学生,毕业后很想创业,但一直举棋不定。转眼他已经娶妻生子,拥有稳定的职业,和谐的家庭,但创业的梦想仍然时刻侵扰着他。

　　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岳父倾诉,岳父不赞成,跟他算了笔账。“以我几十年的经验看来,在你们年轻人中,有90%的人想过创业;在想过创业的人中,有90%的人只是想想而已;在付诸实践的创业者中,有90%的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努力不够,而是没有碰到好的项目;在碰到好项目的人中,有90%只是小有成就而已。所以,要想成为大企业家,好比爬上金字塔的顶尖,难上加难呀。”

　　这番话,着实让人头脑发昏,目瞪口呆。岳父原本想让他知难而退,没想到他却兴奋地说:“谢谢您的点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久,他便辞去工作,取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又向父母借了点钱,果断地踏上创业的征途。他从电视零件生产起家,挣到了第一桶金,而后又投资建成模具厂。那一年,台湾的房地产市场大火,商人们纷纷转战地产界,而他坚持没有买房置地,而是一心经营自己的模具厂。一年以后,地价整整翻了一番,不少人劝他把模具厂卖了,进军房地产,他固执地拒绝了。几年后,房地产市场逐步萎缩,而他的模具厂无论技术水平还是效益都突飞猛进,成为了同行业中的佼佼者。上世纪90年代初,电脑工业起飞,他以成熟的模具技术进入个人电脑连接器领域,从此他的连接器王国开始建立起来。1999年,他一口气吞下众多中小企业,使得自己的公司从地区性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级集团,企业员工从最初的10名扩增到遍布全球的五万多人。他便是如今叱咤风云、纵横四海的台湾科技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有记者问他:“您在30岁时还名不见经传,后来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成功的。”

　　他幽默地说:“长辈们曾告诉过我,最后的成功者好比爬上金字塔的顶尖,我的成功正是一步步地‘算’出来的。”

　　记者不解,他笑而不答,似乎颇有玄机。几年后,在一个企业家论坛上,他发表演讲,这样描绘自己的发展轨迹:“有人说,想创业的人有90%没有付诸实践,我想当那10%,所以30岁时果断创业;有人说,创业的人有90%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项目没选对,我要当那10%,所以当房地产火爆之时,我冷静观察、理性分析,坚持选择了更熟悉、更有兴趣的模具行业;有人说,项目选对的人中90%只是小有成就,我想当那10%,所以放眼全球,进行了一番科学规划,有效地整合资源,大胆地创新,这才有了鸿海集团的今天。”

　　看了这段话,我忽然明白,失败者与成功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总是看到一连串90%的失败而畏惧不前,后者却看到一连串10%的成功而欣喜若狂。金字塔尖向来属于看到并乐于追求10%的人。

　　世界上最强的少年

　　你觉得自己牛逼在哪儿？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被如此询问的程浩，平静地叙述着自己还不到20岁的人生：一出生就没有下地走过路，被医生判断活不到5岁，家人多次收到病危通知书。

　　然而震动我的是——他写道：“命运嘛！休论公道！”

　　这句话史铁生也说过。几乎所有人都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平，抱怨过自己承担的比他人多，获得的却比别人少。然而面对史铁生，面对程浩，我们并没有资格妄论命运。

　　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少年。除此之外，程浩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曾经试图揣摩和代入程浩的命运，去模拟病榻上度过的童年与青春、去想象每隔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的崭新的疼痛。我发现，自己能够想象的，只有肉体崩坏带来的痛苦，却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他的心理活动：每天晚上睡去之前对第二天能否醒来的忐忑、每早起床看到太阳依旧升起的喜悦、他对母亲的感激与歉疚，以及敏感地察觉到母亲对这种感激、愧疚的反应时，心中涌起的复杂情绪。

　　这么多微小的涟漪，是他人完全无法想象的。而最悲哀的是，连他身边最亲的人，都无法感受。

　　程浩身边最亲的人，大概是他的母亲。程浩把医生预言的死亡时间推后了15年，他的母亲常常把这称之为奇迹。程浩却说：“老妈特别喜欢把这些没有变成现实的预言挂在嘴上，就好像奇迹说得多了，就会真的发生奇迹一样。”

　　很多人会用“积极”、“乐观”这样的词去形容程浩，但我想，这都是旁人理所当然的想法，轻率得近乎粗暴。奇迹也好，希望也罢，这些都是疗效甚微的镇痛剂，敏感如程浩，怎么可能轻易被这些词说服？

　　大象死前半个月，会意识到死亡已经找上门来，然后孤独平静地面向它、走向它。这是动物性的生命本能。

　　死亡、恐惧，当我们谈论这些词语时，我们其实是在讨论遥远的时空以外、目光尽头的一件事。对程浩而言，死亡和恐惧却是生活里扑面而来的每个细节。

　　有网友看到程浩的文章，回复道：“还是活下去最重要！”

　　有两种层面的活着，一种是单纯生命的延续，是再多一轮的心跳与呼吸，再多吃一口饭，多睡一觉，并且醒来；另一种层面的活着，是像一个活人一样活下去。

　　这就是电影《1942》与小说《活着》的区别。前者只是要活下来，受尽侮辱也要活着。后者是不仅活着，还要笑着活下来——哪怕是苦笑，不仅活着，还不时要和命运开个粗鲁的玩笑。

　　活下去，本身并没有什么牛逼之处，不过是向命运乞讨一个容身之处而已。而程浩，是少有的像活人一样活着的人，他能每天每分每秒都意识到自己活着。

　　程浩给自己制定了每天必须阅读10万字的计划。他上午阅读、下午写作。读书是在网上阅读和读电子书，写作是用鼠标点击屏幕上的软键盘。他有着12小时阅读21万字的读书记录。

　　程浩在“知乎网”上回答过很多关于读书的问题，回答问题时，他有种不符合年龄的严厉以及不容置喙。他批评生活浮躁的人、读不进书的人。

　　这种严厉，我总觉得超乎于教导，而有种更深层面的怨悔。他看待每个人，并不仅仅看到此人的此时，而是此人人生的横剖面，生命时钟经历过的每一秒，他看到的是人生命结束之前的每一秒。

　　“为什么不抓紧让每一秒都有意义？”我仿佛看到程浩在文字背后的诘问。

　　我们的人生或许都比他长，他不敢浪费的每一分每一秒，却被我们轻易地弃置、荒废。他感激的每一天升起的太阳，打在身上温暖的味道，却被我们抱怨和诅咒。程浩是不平的，也是委屈的。

　　程浩在日记里写道：“邮箱每天都会收到数十封邮件，内容繁多，花样百出。有的人要我荐书，有的人问我如何将书分类，有的人陷入人生低谷，询问我该如何走出。最初觉着新鲜，每封信都回复得一丝不苟，言辞清晰，结构有序。时间久了，实在是疲惫不堪，同样的道理要讲给不同的人听，三遍五遍八遍十遍，再多的耐心，也让车轱辘话给磨没了。”

　　在写下这个句子之后，程浩再也没有多写一个字。三个月后，他去世了。

　　去世之后，很多网友才开始浏览程浩的文章、问答，开始在他的微博评论里留下感慨的话语。

　　在此之前，微博上有一个ID叫作“走饭”的网友，她是一个女大学生，因为抑郁症自杀了。她的微博语言可爱、有趣、机智，可每句话又都隐隐有些悲哀，像是深海发出的一种渺茫的求救。

　　“走饭”走了之后，很多人开始一条条翻阅她的微博，怀念，惋惜。对于程浩也是，逝者已逝，生者才开始翻阅他们的人生。

　　死亡到底是什么呢？

　　对死者而言，死亡只有终结的意义。可是也因为死亡，死者的存在才再次被发现，他们的言语显得如此富有重量，他们活过的瞬间显得如此的鲜活，他们的意义变得重要，甚至超过生前好几百倍。

　　死亡，只有对生者才有意义。

　　程浩说：“励志这个词，现在很大程度上被人糟蹋了。”他大概也不喜欢别人从他20年的人生经历上得出“励志”这两个字的结论吧。如果“志”需要被“励”才能存在的话，那这“志”恐怕也是虚伪不堪的。

　　死亡是人生命里少数必须庄重对待的事物，他人的死亡，若是只能给自己带来一截和五号电池的电量差不多的“正能量”，那我们便是亵渎了死者。

　　程浩死了，一个虚拟的他却宣布独立存在了。每一个人阅读他的文字时，都与这个虚拟的程浩共处，在记忆里绵绵不绝地怀念他，永远不道别。

　　而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代替他充实地去活，活在他不能去经历的每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