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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送人
宋朝 辛弃疾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鹧鸪天·送人》译文
唱完了《阳关》曲泪却未干，功名利禄不过都是小事，不要为的劳神伤身应该多多吃饭。水天相连好像将两岸的树木送向无穷的远方，乌云挟带着雨水把重重的高山掩埋了一半。
古往今来使人遗憾的事情，何止千件万般，难道只有离岂使人悲伤，聚会才使人欢颜？江头风高浪急，还不是十分险恶，人间的道路才更是艰难。
《鹧鸪天·送人》注释
唱彻《阳关》：唱完送岂的歌曲。 彻，完；《阳关》，琴歌《阳关三叠》。
馀：多余；加餐，多吃饭。
无穷：无尽，无边。
今古，古往今来；般，种。
只应，只以为，的处意为“岂只”。
未是：还不是。
岂有：更有。
《鹧鸪天·送人》赏析
送别词是词里一个大家族。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多叙男女离别。从古以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缠绵悱恻之情，哀怨凄惋之音，往往笼罩全篇。辛弃疾的送别词，却多立意不俗，又总是超出常境，这首《鹧鸪天》可作代表。词开篇即述离情。
上阕头二句：“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上句言送别。《阳关三叠》是唐人上阕送别歌曲，加上“唱彻”、“泪未干”五字，更觉无限伤感。
从作者的性格看，送别绝不会带给他这样的伤感。他平日对仕途、世事的感慨一直，郁积胸中，恰巧，遇上送别之事的触动，便一涌而发，故有此情状。下句忽然宕开说到“功名”之事，便觉来路分明。作者和陆游一样，都重视为国家的恢复事业建立功名的。他的《水龙吟》词说：“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认为建立功名是分内的事；《水调歌头》词说：“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认为对功名应该执着追求，并且要有远大的目标。这首词中却把功名看成身外“馀事”，乃是不满朝廷对金屈膝求和，自己的报国壮志难酬，而被迫退隐、消极的愤激之辞：“且加餐”，运用《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之句，也是愤激之语。“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写送别时翘首遥望之景，景显得生动，用笔也很浑厚，而且天边的流水远送无穷的树色，和设想行人别后的行程有关；雨中阴云埋掉一半青山，和联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压制有关。景句关联词中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感情，不但联系紧密，而且含蓄不露，富有余韵。
下阕起三句：“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这里的“离合”和“悲欢”是偏义复词。由于题目“送人”与下阕头句“今古恨”，的情景的规定，所以“离合”，就只取“离”字义，“悲欢”就只取“悲”字义。上阕写送别，下阕抒情本应该是以“别恨”为主调的，但是作者笔锋拗转，说今古恨事有几千般，岂只离别一事才是堪悲的？用反问语气，比正面的判断语气更含激情。作词送人而居然说离别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显示出词的思想感情将有进一步的开拓。紧接着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声：“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行人踏上旅途，“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杜甫《梦李白》），但作者认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险恶。那是存在于人们心中、存在于人事斗争上的无形的“风波”；它使人畏，使人恨，有甚于一般的离别之恨和行旅之悲。“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刘禹锡《竹枝词》）其中的滋味，古人已先言之。作者在此并非简单地借用前人的诗意，而有他切身的体会。他一生志在恢复事业，做官时喜欢筹款练兵，并且执法严厉，多得罪投降派，和豪强富家，所以几次被劾去官。如在湖南安抚使任内，筹建“飞虎军”，后来在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任内，即因此事实被劾为“奸贪凶暴”、“厉害田里”而被罢官。这正是人事上的“风波恶”的明显例证。作者写出词的最后两句，包含了更多的伤心经历，展示了更广阔、更令人惊心动魄的艺术境界，情已淋漓，语仍含蓄。李白《行路难》的“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同此悲愤；白居易《太行路》的“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正可说明悲愤的原因和实质。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是包含了广阔深厚的思想感情，它的笔调深浑含蓄，举重若轻，不见用之迹而力透纸背，显示辛词的大家气度。
《鹧鸪天·送人》创作背景
这是一首送别词，作于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春作者自豫章赴行在临安途中。这时的他在仕途上经历几番挫折，因作此词抒发感慨。
名家点评
浙江省图书馆原监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此阕写景而兼感怀，江树尽随天远，好山则半被云埋，人生欲望，安有满足之时。况世途艰险，过于太行、孟门，江间波浪，未极其险也。
作者简介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曾任耿京军的掌书记，不久投归南宋。历任江阴签判，建康通判，江西提点刑狱，湖南、湖北转运使，湖南、江西安抚使等职。四十二岁遭谗落职，退居江西信州，长达二十年之久，其间一度起为福建提点刑狱、福建安抚使。六十四岁再起为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不久罢归。一生力主抗金北伐，并提出有关方略，均未被采纳。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激昂，富有爱国感情。有《稼轩长短句》以及今人辑本《辛稼轩诗文钞存》。词存六百二十九首。
早年经历
辛弃疾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五月十一日（1140年5月28日）卯时，祖上为狄道人，自始祖辛维叶时迁居济南历城。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在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累于族众”，无法南下，遂仕于金朝。尽管如此，辛赞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他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辛赞对辛弃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两次让辛弃疾至金都燕京参加进士科考试，借机侦察金人形势，以图恢复。这一切使辛弃疾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养成了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反金归宋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欲灭亡南宋，统一江南。这时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参与机密。
根据其时形势，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与南宋军队配合作战，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耿京命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接见了他们，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军掌书记，并让他们回山东向耿京传达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弃疾与朝廷接洽成功，准备返回军中的时候，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叛徒张安国、邵进等谋害耿京，带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闻讯，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等五十人驰赴金营，其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人出其不意袭进金营，抓获张安国，在五万金兵中带着张安国，摆脱追敌，急驰而归，献俘行在，后张安国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这一机智勇敢的行动，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正如洪迈所云：“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辛弃疾后来回忆这段少年时的壮举，感慨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
步入仕途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辛弃疾名重一时。宋高宗任命作为“归正人”的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二十三岁。
不久，宋孝宗即位，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重用主战派人士张浚，进行宋室南渡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北伐（参见词条“隆兴北伐”），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主将之间的嫉功害能，导致符离大败，随后金宋签订“隆兴和议”。在此情况下，主和派势力又占了上风，但二十六岁的辛弃疾不为所动，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客观地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形势，提出了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以后，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议》，再次陈述他的抗金方略。辛弃疾希望以此唤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热情，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但是，在逐渐偏安成风的情况下，他的满腔热忱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经过深思熟虑的恢复中原大计如石沉大海，这使辛弃疾陷入极度的悲愤和苦闷中。
人生起落
辛弃疾画像(4张)
朝廷虽对北伐反应冷淡，但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颇有感兴趣。从乾道四年（1168年）年始，辛弃疾先后担任过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职，在平定了赖文政领导的茶商军之后，又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职。频频的调动与升迁并没有使辛弃疾感到满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驰骋沙场，收复失地。但辛弃疾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后来，辛弃疾因在地方上大刀阔斧地整顿、创置“飞虎军”等事，妨碍了权贵们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年）十一月被交章弹劾，以“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等罪名（台臣王蔺语），罢去所有职务。
早在淳熙七年（1180年）再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使时，辛弃疾便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在被罢官时，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此后二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辛弃疾的好友陈亮从故乡浙江永康专程拜访辛弃疾，两人于铅山长歌互答，称第二次鹅湖之会（即辛陈之晤）。鹅湖之会后，辛弃疾又陆续出山两次做官。在此期间，他还与郑汝谐、杨民瞻、韩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极论世事，或长歌相答，情意深长。同时，他还与朱熹建立了较深的友谊。
绍熙三年（1192年）至绍熙五年（1194年），辛弃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其间一度归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罢官奉祠。同年夏，辛弃疾回到上饶，住在瓢泉，动工建新居，经营瓢泉庄园，决意“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庆元二年（1196年）夏，带湖庄园失火，辛弃疾举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瓢泉。辛弃疾在瓢泉过着游山逛水、饮酒赋诗、闲云野鹤的村居生活。瓢泉田园的恬静和期思村民的质朴使辛弃疾深为所动，灵感翻飞而歌之，写下了大量描写瓢泉四时风光、世情民俗和园林风物、遣兴抒怀的诗词。
庆元四年（1198年），辛弃疾被授予主管冲佑观之职。
壮志未酬
辛弃疾画像
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1204年）差知镇江府。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
嘉泰四年（1204年），他晋见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被加为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并奉朝请。不久后，出知镇江府，获赐金带。
辛弃疾知镇江府时，曾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辛弃疾被降为朝散大夫、提举冲佑观，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但他推辞不就职。之后，他还被进拜为宝文阁待制，又进为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朝廷令辛弃疾赶赴行在奏事，试兵部侍郎，但辛弃疾再次辞免，回到铅山。
一连串的打击使辛弃疾心力交瘁。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府赴任。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逝世，享年六十八岁。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身故之后，家无余财，仅留下生平诗词、奏议、杂著、书集。
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视其以守龙图阁待制之职致仕，特赠四官。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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